汪家明：在他长长的梦里，是否找回了那亿万个春天

▲三午和他的诗集

由于换房，我临时租住在北京东部一个陌生小区里。楼层很高。书桌北向，摆放在窗前。读书写作中偶尔抬头，可见枝叶柔软细密的树冠在风中摇摆。对面楼栋的灰墙和一扇扇窗户、一层层阳台，白天看去枯燥无味，夜晚透出灯光却有些神秘。有时盯着灯光，听着风吹树冠的呼哨声，一种既陌生又亲切的感觉涌上心头。

在一个这样的夜晚，我翻开《三午的诗》，把叶三午的九十首诗和叶小沫的九十篇读后记，还有叶兆言的两篇回忆文章重读一过。读时常常不知不觉停下来，又囫囵吞枣读下去，又颠三倒四来回翻……整整一晚，沉浸在诗和回忆里。

一代有一代人的诗，一代有一代人的文字。三午的诗堪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之弦，轻轻一拨，就能引发共鸣。我太熟悉他诗里的一切：感时伤情、顾影自怜；胸怀大志、激情满满；生活坎坷，自怨自艾；年华虚度，诗兴阑珊……查良铮的普希金、契诃夫的米修司、光头的马雅可夫斯基和郭小川、贺敬之的阶梯诗……在我们年青时代，文学，几乎就是一切！音乐和美术则在文学的旗帜之下聚拢。说来奇怪，文化禁锢、万马齐喑，反而使每个偶然读了几本外国文学，看到几幅西方绘画（当然是印刷品），听了几首贝多芬、门德尔松的人，都成了艺术家。不过，这只是人生的一面，而且是虚幻的一面。与此同时，这些 “艺术家”们还是每日满身臭汗种地养猪的知青、搬运货物扛箱子的临时工（那时就工很难）或是待业在家无所事事的街道青年。

三午就是这样。虽然他是叶圣陶的长孙、叶至善的长子，是大教育家、大编辑家的后代，可是在短暂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时光里，他都在密云林场做工，风餐露宿，种植和养护树木，即便是干活时不慎从山坡摔下来,诱发了强直性脊柱炎，腰背越来越弯曲,竟至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仍是林场工人，曾被照顾做看管电话总机之类的工作。于是，他和当时许多知青一样，经常回北京的家里“泡病号”，又一次一次被林场催叫回去。可以想象，作为克己奉公的国家干部，叶圣陶和叶至善既为三午老是跑回北京感到不安，也为他的身体而着急心痛，默许他待在家里不走。而且我猜，两位一向忠厚、低调的长辈，也许并不认为三午在客厅里不分昼夜，与一帮无业青年高谈阔论、听音乐、玩摄影是什么正经的事情。可是三午本人，在林场，他是有残疾的勉强从事最不重要工作的工人；在北京家里的客厅，他则是艺术家、诗国的帝王。这并非夸张。叶兆言曾说：“三午是我们叶家第三代人中最有希望成为作家的人。他身上有饱满的诗人气质。”“我是在三午的客厅里开始步入文学殿堂的。当我还是一名文学少年时，我有幸在三午的引导下，看世界名著，妄谈文学，并且深受比后来红极一时的朦胧派更早，更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的影响。”不仅叶兆言，许多如今的作家、艺术家乃至学者，如阿城、多多、傅惟慈、王湜华等，都曾是三午客厅的常客。他们听三午讲《基督山恩仇记》，朗诵三午的诗，唱三午那首被配曲的《不要碰落……》（小沫记得这首诗是哥哥写给她的），生活在三午营造的光环下。

据说三午朗诵自己的诗会流泪，读不下去。他是十七八岁开始写作的。与所有学诗的人一样，最初几年是模仿阶段，但感情最为纯真。比如他写过一首“我又/造访了”，显然来自普希金的《我又一次造访》；还有一首模仿普希金的《墓志铭》： “这里埋着驼背的青年/他活过 写过 爱过/他弱 生活的重荷/压弯了他的肋骨/他笨 他的笔点不燃/人们心中的火”……小沫在这首诗的读后记里写道：“三午是我们家几个孩子里长得最帅的一个，二十几岁时患上类风湿，后来又转成强直性脊柱炎，受尽病痛的折磨，很早就驼背了，但是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还没有驼背，难道就像他预见到了自己的早逝一样，也预见到了自己的驼背？对这一点，我和弟弟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早在初学写作时，三午就在诗里写道： “你爱上我什么/弯曲的躯干 枯干的容貌”；十九岁时他又写了一首 “诗啊! 我的诗/你带着误解忧郁/跟着我驼背的身躯/合着我忏悔的叹息/行进！”这还真有些蹊跷。我们知道，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在各自的代表作里都写过决斗而死的情节，而他们真的因决斗而死。难道敏感的诗人能预见自己的不幸，并因此写出优美的诗篇？难道这是缪斯索取的代价？

1966年1月，三午写了一首伤心欲绝的诗：“像离了弦的/箭/责怪/怨恨/射向我心灵。”“唉，/我呵！/本来可以/一伸手臂/把你搂到我怀里/那时我会/对/整个的星空/亿万个生灵/我会说——/带着骄傲，幸福/我会大声说——/让每个字像雷霆：/——哭泣吧！宇宙/亿万个春天/都在我怀里！！/可……/……可/我/迟疑了/犹豫了/怯弱了” “我被世俗灌醉/轻轻一推——/那静悄悄的一推/没有天旋地转/地崩天裂/没有悲切音响/凄惨的光彩/只是静悄悄的一推呵！/我却永远永远/失去你了——/失去你/失去了”小沫告诉我们，三午小时候结识了一个维吾尔族女孩，名叫热米拉。他们通信多年，后来热米拉考上民族学院，来到北京。她爱上了三午，可是三午理智地拒绝了。悲伤的热米拉回了新疆，不久死于一次意外。

这事对三午的打击很大。写完这首诗，两年半未再动笔。此后他诗里的人生滋味更朴实、更真切了，写作手法也趋成熟，诗句似乎是流淌而出，几乎不见修饰的痕迹。他的写作进入第二阶段。他写给白杨树，写给香烟，写给自己的影子，写给自己喜欢的作家，写给卖火柴的小女孩——信手拈来，化物为人，化虚为实，视野大大扩展了。他对香烟说，“在黯黑的街上/我背着沉重的静寂走/一切都沉睡 一切都死去/真是难忍的静寂呵/只有你一明一暗地燃着/合着我的心跳”；他对普希金说： “我责备我不能在这阴霾的清晨/跑到雪后凛冽的桦树林/用哀哭呼喊惊住使人心碎的枪声/用胸膛替你挡住恶毒可耻的一枪。/棕色鬈发，才思横溢的头仰倒了/宽洪热情，勇敢忠诚的胸膛淌血了，/血像河流，血像潮汐呵！/吞尽了多少磅礴雄壮的诗行”；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多想夺下你手中的笔/别再留给我那么多痛苦”……

统计一下，三午从1960年写作到1974年封笔，共十五个年头，而最后三年写了五十二首，占全部作品的58%。这是他创作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内容愈加抽象，表达有些晦涩，思想和感情完全融为一体——堪称 “朦胧诗”的先声：

“我们累乏的心是 /湛蓝的天 /让闪电划得支离破碎 /焦急的 /刻不容缓伸出手去 /敲—— /不 那不是门 /那是堵墙 ”；

“扑上去/用整个的身躯/死死按着琴弦/不让这最后的音节/在它上面/滚动/鸣响/消逝……”

“只有在我心里/你才是太阳、月亮、星星……/而我/是闪着你的光芒的被你唤醒的黎明”……

我敢说，如果这些诗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热潮时发表出来，一定会在诗界占据一个位置。它们的基调虽然哀婉，低沉，却有着非常之美，正如优美的音乐往往是悲伤的。

诡异的是，在1974年的创作高潮之后，没有任何预兆，三午的写作戛然而止，而且对诗完全失去兴趣（包括自己的作品）。直到1988年深秋的一天，妹妹小沫对他说： “三午，现在你的那些诗可以拿去发表了。”他回答：“是吗？那就全权交给你了。”没想到，在这次对话之后不久的11月27日，三午偶染中毒性痢疾，随即离开了人世。叶圣陶也是在这年去世的，墓地设在他最初开始教育生涯的苏州甪直。12月6日，叶至善前去参加父亲的安葬仪式，他悄悄把负责安排的人请到一边，提出一个特别的请求：想把父亲最疼爱的孙子也一起放在墓穴里， “让他陪陪他的爷爷吧”。说着，他含着眼泪，从旅行包里拿出一只盒子，里面分别装着叶圣陶和三午的骨灰，并叮嘱， “此事不要声张。”这位负责人果然守口如瓶，把这个秘密隐瞒了很多年。

2006年3月，叶至善去世。此前一直在北京照顾父亲的叶小沫回到深圳，开始规划自己六十岁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其中一件最放不下的事，就是整理和出版三午的诗。我那时还在三联书店工作。她来信说，如果您有兴趣，我整理出来给您看看。我回信：不管能否出版，我都想拥有三午的诗。几天后，我接到一封小沫的长信，其中说： “知道您很想看看三午的诗，可这些诗都在我的一个本子上，没有录入电脑。您看这样好不好，您建一个文件夹，我每天录一到两首给您，还可以对一些诗的背景讲一点旧事给您听，这样一首一首地存在文件夹里，我录完了，您也就全看到了。免得一股脑给您，弄得视觉疲劳，我也录不了那么快。如果有一点交流，说不定真可以成书。”此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小沫发来三十多封信，整理了八十首三午的诗（成书后有九十首）。她为每首诗写了读后记，有长有短，长的一千多字，短的只一句话。从中可以看出妹妹对哥哥的深爱乃至崇拜，也看出一名资深编辑的严谨和认真，还可看出朴实干净、淡而有味的文字功夫。读了小沫的文章，一个活生生的三午似乎站在我面前。不久我调离三联书店，想做的几本叶家的书都没做，心里一直歉疚和遗憾。如今，《三午的诗》终于出版了，小沫寄我一本。这不，重读之下，依然激动……

夜深了，来自内蒙古高原的风消停了。四下很静。此刻，三午沉睡在甪直古镇，爷爷和爸爸就在他身边。我不知道，在他长长长长的梦里，是否找回了那亿万个春天？

2018年6月3日凌晨   北京十里堡

作者：汪家明

编辑：谢娟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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