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手自兹去 萧萧班马鸣——宇文所安荣休庆典侧记

虽然大家都在说，宇文所安的退休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自己却认为这并不代表不会有更好的未来。他对于“更好的未来”，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未来的事物总会不断地给我们以惊讶。

四月的波士顿，比起往年来，格外的寒冷，四月中旬竟然还在雨雪霏霏，对春天的期待被压抑到最低最低。此次哈佛之行的重头戏，是参加四月底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荣休的庆典。我的专业虽然不是中国古典文学，但作为所安的老朋友，还是很荣幸地获得了邀请。正好有其他工作安排，于是四月初就从春暖花开的江南，早早飞到了波士顿，没想到却遇上了多年不见的“倒春寒”，莫名地想到艾略特的著名诗句“四月是残忍的季节”。所幸，到了四月底，波士顿的春天终于姗姗来迟，转眼间就春暖花开，满街都是一树一树的如云霞般灿烂的梨花、玉兰，树上的枝条也焕发出曼妙的绿意，与隆重温暖的荣休庆典相得益彰。也许，大自然的时令交替，有时也深谙“欲扬先抑”之道？

2018年4月26日上午，“重审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致敬宇文所安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哈佛燕京学社一楼的报告厅隆重开幕。王德威主持了简短的开幕仪式后，立即进入正式的学术报告。来自世界各地的宇文所安的弟子们提交了三十多篇论文，分成九场，整整报告了一天半多的时间。报告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异常丰富，从文学到历史，从诗词到小说，从文本到文论，从前现代到现代，从中国到世界……不少人报告的切入点甚至演讲风格都颇有乃师风格，相当精彩。这些弟子中，有不少人已是很有成就甚至坐镇一方的重要学者，大家因为老师的缘故，得以相聚一堂，品评学术，交锋思想，而当年的老师，还有老师的朋友们（很多都是名震欧美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大佬）坐在下面聆听、评点、辩难，实为难得一遇的学术盛会。学生们还深情回忆起老师当年的种种趣闻轶事，不时引发哄堂大笑。有的学生讲起老师的培育之恩，几欲落泪，令人动容。所安与学生们的师生之情，如此纯真，如此深厚，又如此平等，如此快乐，让大会变得特别的温馨感人。那天还有两个温暖的细节：开幕式比预定时间拖了好几分钟，核心人物宇文所安竟然迟到，而迟到的原因竟然是因为送儿子上学堵了车；开幕式之后是合影留念，刚拍完照，所安来不及多与大家寒暄，就匆匆离开，不一会工夫，抽着烟斗回来了，手里多出了一个三明治。我好奇地问他怎么回事，原来是给儿子准备的晚饭！一个温情的父亲与一位大牌学者的形象，如此奇妙地融于一身，毫无违和之感。

根据组织者的设计，这次活动，所有的学生必须提交论文并报告，而所安的朋友们则无需提交论文，只是参加圆桌讨论。因此，第二天下午的最后两场圆桌讨论，比起前面的学术报告来，就显得更为自由、放松和温情。第一场由王德威主持，与谈人是来自亚洲的8位学者，包括了陈引驰、程章灿、郑毓瑜、张宏生、川合康三、蒋寅、王尧和我；第二场由李惠仪主持，与谈人则是美国8位学者，包括了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孙康宜、艾朗诺（Ronald Egan）、伊维德（Wilt Idema）、柯马丁（Martin Kern）、魏爱莲（Ellen Widmer）、柯睿（Paul W.Kroll）和田晓菲。大概是第二场与谈人的名头太响，吸引了太多的旁听者，非但会场座无虚席，据说还搬光了隔壁的椅子。既然是圆桌讨论，话题也就不知不觉中散漫开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畅谈未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可能方向，也自然而然地从自己的专业方向表达了对所安退休后研究工作的期待，当然，大家也聊起了“我所认识的宇文所安”。田晓菲特别谈到了研究者身份认同的问题，指出中国文学并不属于任何政治疆域，也不应由中国人独享，而应该推动中国古典文化/语言参与到世界文学的讨论之中。张宏生谈到明清时期的日常生活研究，其中烟草研究很有趣，还有专门歌咏抽烟活动的文本，他特别推荐给宇文所安。于是伊维德便开玩笑说，宇文所安很像灶神（God of Stove）——Stove和Steve发音相近，而且二者都smoke，要知道，所安的烟斗从不离手，不时就抽上几口，这是他的标准形象。而对于“God”，王德威在最后总结时也打趣说，大家对宇文所安未来的退休生活充满期待，你会更忙，你就是宇宙，你无所不在，你就是上帝（You are cosmic,you are everywhere,you are the God），引发哄堂大笑。我油然想起那首歌，“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you are my superstar（你是我的超级巨星）”！难道王德威也熟悉这首歌？大概不会。

▲李惠仪（右一）在主持第二场圆桌讨论

圆桌讨论后，宇文所安压轴致辞，其风格就如平时讲话，不紧不慢，开开让人会心一笑的小玩笑，依然是强调个人感受与经验，表达了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期许。他感谢王德威、田晓菲和李惠仪以及卢本德（Lucas R.Bender）、吕立亭（两位都是所安当年的学生，现在已是耶鲁大学教授，吕立亭还是东亚系系主任）的精心组织，也感谢学生们和朋友们远道而来，他安慰大家，这么辛苦的事仅此一回，“别担心，不会再发生了。”他说作为听众，听了所有的论文，感到特别高兴和欣慰，居然有这么多才华横溢的人聚集在这里交流学术，也听了大家讲的很多关于自己的逸闻趣事。他感慨，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记得小的时候，很难找到一家中国餐馆，如果高质量的中国菜，代表了文化传播的进步，那么谁能说这中间没有进步？（听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老胡餐馆”，我们聊天时他开玩笑说退休后最好开一家中餐馆，就叫“老胡餐馆”——因为宇文是胡人的复姓。看来，他对中餐真是情有独钟啊。）世界正在改变，这是思想的、知识的结果。幸运的是我们的汉学前辈作出了卓越的成就，而我这一辈的学者（不少都在场），身处中国文学的边缘，又见证了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变迁。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中国文化剧变的产物。中国学术和欧美学术是不同版本的语文学（philology），尽管我不觉得语文学这个词指代了同一个意思，但至少彼此构成了互补与交流。从中餐到学术，从欧美到中国，所安一如既往地高屋建瓴，又举重若轻。在这个巨变的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命运依然是他最大的关切。

▲圆桌讨论后，宇文所安压轴致辞

研讨会之后，在哈佛教授俱乐部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和晚宴，还是由王德威担任金牌主持。招待会上，大家三三两两自由交流，现场投影上循环播放着所安和家人、学生、朋友在一起的各种照片。有趣的是，里面的所安像个百变人，有时胖，有时瘦，以前不留胡子，现在却一直满脸络腮胡。欧立德（Mark C.Elliott）、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等哈佛人文学界的大佬纷纷亮相，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还特别致辞，说起他在耶鲁大学做本科生时，所安就是他最崇拜的老师,当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像宇文所安一样”，甚至故意穿了一件模仿所安的外套，装老师的样子。达姆罗什现在在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影响力如日中天，没想到当年也曾是“追星少年”，其间的反差，实在好玩。不管怎样，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让各路大佬会聚一堂的，大概也只有宇文所安了。晚宴的座次安排特别有意思，来宾大概一百来人，安排了两张主桌，所安夫妇和他的那些老友们坐在一号桌，名为“李白”桌，而王德威、孙康宜则和我们远道而来的几位坐在二号桌，名为“杜甫”桌，其余各桌分别是“白居易”、“韩愈”、“司马迁”、“张岱”、“李贺”、“陶潜”、“柳如是”等，极具创意。所有座位全部提前安排，大家有序入席，也真是难为组织者了。这样的宴会，吃什么其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致辞发言，包弼德（Peter K.Bol）、柯睿、柯马丁、奚如谷（Stephen H.West），还有很多朋友、学生纷纷致辞，有学生还献歌一首。著名的诗歌研究大师、85岁的Helen Vendler也来了，老太太准备了专门的讲稿，无法兼顾话筒，王德威就全程帮她拿着话筒。孙康宜为祝贺所安荣休，特别赋诗一首：“吐雾吞烟吟剑桥，唐音北美逞风骚。痒搔韩杜麻姑爪，喜配凤鸾弄玉箫。舌灿李桃四十载，笔耕英汉万千条。感君助我修诗史，恭贺荣休得嬉遨。”第一句的出典，当然是所安嗜烟，校方特别为他装了排烟机，特许他在办公室抽烟。据说，这是他留在哈佛的诱惑之一。奚如谷说，我就几位真正真正的好朋友，讲了三遍，然后突然来一句：Steve，你是其中之一！宴会的最后，所安非常中国式地一桌一桌地敬酒致谢，言笑晏晏，飘然微醺，那一刻，所安一定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宴会的尾声，全场高唱“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他是个快乐的好小伙》），这是欧美极为流行的一首歌，流行程度仅次于《生日歌》，往往用于喜庆、生日等场合。当欢快的旋律在那个场合突然响起，却具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相信在场的每个人都被歌声所感动，都被温暖所包裹。曲终奏雅，宾主尽欢。

我想，能够享受如此盛大的荣休典礼的人，应该不会太多。宇文所安作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大家，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更是不世出的天才，“才为世出，世亦须才”（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我们可以看看所安早年出道的轨迹：26岁就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29岁时出版第一本学术著作，也是他的博士论文《韩愈和孟郊的诗》（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ü，1975）。31岁时出版《初唐诗》（The Poetry of Early Tang，十年之后，也就是1987年，这本书才进入中国，那是宇文所安正式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34岁时出版《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The High T’ang，1980），38岁从耶鲁大学被礼聘到哈佛大学。也就是说，三十多岁时，宇文所安已经凭其过人的才华和突出的成就，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新星。到了他45岁时荣任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51岁时获颁哈佛大学最高级别的James Bryant Conant大学讲座教授，以及前不久又刚刚荣获极具盛名的2018年度唐奖汉学家奖，这些都是对他成就的不断肯定，昭示了他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无可撼动的地位。我虽然不是做古典文学研究的，但特别喜欢所安的著作，读遍了他全部的著作，还在课堂上跟学生一起细读过他多部著作。他的著作从来不是那种高头讲章式的枯燥论述，而总是充满智慧灵感与生命体验的叙述，他独到的视角和别致的品读，焕发出中国古典诗文的无穷魅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学术圈之外，所安也拥有了那么广大的粉丝群。他的影响力，早就超出了学术界或古典文学领域，而遍及了整个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所安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几乎遍及各个方面，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从文学文本到中国文论、比较诗学，从上古到近代，甚至旁涉当代，包举宇内，囊括四海，这种对中国文学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格局，不敢说前无古人，怕也是后无来者了吧？所安以他三四十年的努力，为中国文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对大陆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宇宙文章，察其所安，卓然而成一代宗师。哈佛以如此隆重的礼遇来庆祝宇文所安的荣休，实在是其来有自，恰如其分的。

▲宇文所安与本文作者（右）

在庆典之前，我们有机会几次在Legal Seafood、川菜馆、办公室，欢聚聊天。早在几年前，所安就透露，打算到七十岁就主动退休。美国的教授是没有明确的退休时限的，只要愿意，可以一直干下去，以所安这么高的地位，这么大的影响力，我想校方也不愿意他过早退休吧？我曾问他为什么想退休？他笑而不答，只说想体会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圆桌讨论会上，我也祝他从此以后，能“为所欲为”，尽情享受自由时光。其实我知道，他所说的享受自由，只是一种学术的自由，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写自己想写的书，因为他有太多的计划、太多的想法要付诸实施。所安的办公室有一块瓦当，难辨真假，那天他由此说起，所有的东西都有双重生活/身份 (all my things have double lives)，包括真的和假的身份。这个瓦当也是他的教学工具，他要学生们亲手摸一摸瓦当，以一块瓦当去想象一个屋顶，一块瓦当已经这么沉了，几千块瓦当堆垒成一个屋顶，可以想见屋顶的重量。这不仅让学生体会到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物质性因素的重要性，而且好像还有隐喻性的意义，一是折射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以小见大，以一首唐诗去想象唐朝的历史文化；一是古典文学是中国人头上的屋顶，有着撑起文化骨架的厚重。前者正是所安所擅长的研究方法，总是从一个片断、一个文本出发，去揣摩、想象、重构它们得以生存的历史时空，甚至物质形态，从而不断地重写文学史；后者正是所安内心深处强烈的使命感，现在中国文学研究依然大有可为，可是越来越难找到接受过人文训练的人来做文学研究，而我们需要更多的优秀学者能投身其中，激发中国文学的活力，把厚重的中国文学引向世界，使其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而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沟通的最重要的媒介就是翻译，这也是为什么他花了大量时间翻译中国古典诗文的原因。他除了编译《诺顿中国文学选集》（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 1911，1996）外，还编译了《中国文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1992），全译了六卷本的《杜甫诗》，主持了“中华经典文库”（暂名）的创立，刚刚又送我一本新译的《阮籍诗》，这一“中华经典文库”系列接下来还有寒山、李清照、李贺诗的翻译。我问他，接下来还有翻译计划吗？他说翻译并不是他的high ambition（远大抱负），并没有明确的规划。大家对他退休后的研究和翻译充满期待，他的回应则是we’ll see（“咱再看看”）！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在我们齐聚一堂，向所安致敬，为所安高兴的同时，当然也体会到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随着所安的荣休，他们这个学术世代真的要结束了，所安退了，康达维退了，何谷理（Robert Hegel）退了，柯睿明年也要退了，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的这一代真的逐渐退场了，只有孙康宜、艾朗诺、梅维恒（Victor H.Mair）等人还在坚持。我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也是一个令人忧伤的时刻，以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还能产生像宇文所安这样丰富深邃的学术大师吗？宇文所安很谦虚，他说我们无法预知未来，预设未来是危险的，虽然大家都在说，他的退休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自己却认为这并不代表不会有更好的未来。他对于“更好的未来”，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未来的事物总会不断地给我们以惊讶（surprise）。我们期待，也相信荣休之后的所安会不断地给我们以更大的惊讶。

2018年 7月8日，环翠阁

作者：季进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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