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破天山人未老！我国考古队探索18载，揭开“大月氏”尘封千年面纱

▲考古队员在发掘清理人头骨。

公元前2世纪，古代月氏人在匈奴和乌孙的打击下，被迫西迁中亚，从而引发了张骞出使西域以及丝绸之路全线贯通的壮举。对古代月氏的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

月氏西迁前的原居地在哪里？西迁后大月氏又生活在哪里？这是国内外学术界数百年来持续关注的月氏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其与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粟特等古代国家和人群的关系也难有定论。

今年6月5日，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尔梅兹市举行的中乌联合考古工作会议上，中国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披露的最新发现令国际学术界为之振奋。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梁云教授报告说：“公元前2世纪末期至公元1世纪前期，在所谓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分布着一种共性很强、面貌特征相当一致的游牧文化遗存。可以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来看待。这支考古学文化的时空范围、文化特征与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完全吻合，应是我们寻觅多年的大月氏的文化遗存。遵循惯例，可将其命名为月氏文化。”“拉巴特墓地的发掘以及月氏文化的认定，对月氏的考古学探索，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已知点和出发点，在学术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王建新教授报告说,初步确认古代月氏在中国境内的原居地应该是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初步认为约从公元前500年至前200年期间，生活在东天山地区的游牧人群应该是月氏人。“月氏人和贵霜人是不同的人群”，“贵霜王朝是贵霜人建立的，不可能是月氏人建立的”。

这些成果得到与会的中乌两国政府官员和考古学家的高度评价。近日，王建新、梁云两位教授再次分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向记者解读了团队在东天山和西天山地区月氏研究的最新成果。

东天山探索8载，揭开尘封千年面纱

月氏，一个曾经横扫北方草原的马背民族。战国时期，他们便在中国北方过着游牧生活。对月氏西迁前的原居地，中外学术界在地域推断上差异巨大，难以形成共识。

《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月氏原来居住在“敦煌、祁连间”。“敦煌、祁连间”在哪里？有学者认为在今河西走廊，俄罗斯有学者认为在今阿尔泰山地区。王建新研究认为，公元前2世纪以前，古代月氏人和乌孙人的活动中心应在东天山一带，这恰好符合“敦煌、祁连间”的文献记载。

东天山指天山山脉的东段，即今天以新疆哈密地区为中心的天山区域。汉文典籍里，东天山被称作“祁连山”，并记载这里是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政权的统治中心，也是汉代中央政府与北方游牧势力争夺西域的前沿阵地。

“汉代文献中的‘祁连’不是指今天的祁连山，而是指天山，就是东天山。东天山在汉代文献中被称作‘祁连山’‘天山’‘祁连天山’。‘祁连山’是音译的名称，‘天山’是意译的名称，而‘祁连天山’是音译加意译的名称。”王建新介绍，“今天的祁连山在汉代文献中称为‘南山’，昆仑山则称为‘西域南山’。更重要的是，在汉代文献中，南山和祁连山是在一段话中同时出现的。”

从2000年开始，王建新带领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在甘肃和新疆进行了持续18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游牧人群的生活状态是“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这一认识直接影响到考古实践，导致考古学主要进行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忽视了居住遗迹和聚落遗址的存在及岩画与聚落遗址的共存关系。

王建新提出古代游牧人群存在定居地，在理论和实践中纠正了传统认识；全面揭示了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在东天山地区普遍存在和季节性分布的规律，提出了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对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基本要素——居住遗迹、墓葬、岩画进行“三位一体”综合研究的方法，极大丰富了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上具国际领先水平。

2001年以来，在新疆当地文物管理部门的协助下，团队在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南北两侧，发现4处早期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分别是：东天山北麓巴里坤县境内的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石人子沟（东黑沟）遗址群，东天山南麓哈密市境内的乌拉台遗址、西山遗址。王建新判断，这些大型聚落遗址，应属古代月氏、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的最高等级的王庭、单于庭遗址。

据介绍，石人子沟遗址群从东到西分布着红山口、石人子沟、西沟、小黑沟、大黑沟5个遗址群，遗迹分布面积达36.43平方公里，已发现石构居住遗迹800多座、墓葬2000多座，刻有岩画的岩石4000多块。这是东天山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古代游牧民族的大型聚落遗址。

2006年至2007年，西北大学团队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该遗址南部中心地带，在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理论及方法上取得突破和进展。发掘出一座石筑高台、4座石围居住遗迹和12座中小型墓葬。这是整个新疆地区首次对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的科学系统发掘，也是我国对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获得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王建新说：“在东黑沟（石人子沟）遗址和巴里坤黑沟梁遗址，都发现了在墓葬的封堆下或墓坑内埋葬被肢解的人牲的现象，这些人牲也有随身携带的武器、工具和装饰品，甚至还有被打碎的陶器。伴随人牲出土的遗物特征表明，他们应属于以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为代表的公元前一千纪在东天山地区延续发展的土著文化。”

经过持续18年的工作，王建新认为，自公元前1000年以来，在东天山地区先后分布着两类游牧文化遗存，月氏的文化属其中之一。他说：“古代月氏考古学文化的确认，必须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与东天山的文化遗存系统互证。”于是，他们把目光聚焦中亚，进入中亚阿姆河以北的西天山地区开展工作。

中亚苦寻大月氏，踏破天山人未老

“多年来，学术界公认的月氏的墓地或遗址，一处都没有找到，今天你说这个是，明天他说那个是，但没有一处是确凿的、确定的。”7月13日，征尘未洗的梁云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刚从乌兹别克斯坦回到西安。作为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的发掘领队，他今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发掘现场工作了两个多月，这是他第9次中亚之行。梁云向记者勾勒了在西天山找寻大月氏的始末。

《史记》记载的“妫水北”（阿姆河以北），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是学界公认的月氏西迁后的居住地。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和确认月氏留下的文化遗存。

“月氏文化是比较出来的，我们首先把康居文化的面貌、特点识别出来，然后就找到了大月氏的文化遗存，识别出了月氏的文化。”梁云说，“如果康居文化找不到，就没办法比较。月氏文化跟康居文化的面貌特征不一样，打个比方，咱俩的面貌特征不一样，别人一看就知道，哪个是你，哪个是我。”

“找到了月氏文化，掌握了它的特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后要再找月氏的东西，它就是标准。拉巴特墓地建立了一个标准，跟它距离再远，只要跟它的文化面貌特征一样，就可能是月氏文化。”梁云说。

据文献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除匈奴外，先后经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四个地区；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然后分遣副使到其他邻国。

为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2009年以来，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与乌兹别克斯坦同行一道，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区域，开展了连续的系统考古调查。近年来，他们先后在撒马尔罕西南的撒扎干遗址和拜松市拉巴特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2015年、2016年，在撒扎干遗址1区发掘大型墓葬1座，发现项坠、耳坠、管饰等金器80余件，出土铜器1件、铁器2件。初步确定康居时期的贵族墓葬。在遗址2区和5区，又发掘小型墓葬5座，石围居址1座，出土一批陶器、石器、骨器、铜器、铁器等文物。这是中国人首次发掘到的古代康居文化的遗存。

撒扎干遗址地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是一处古代游牧文化的中型聚落遗址。梁云说，通过与周边考古材料的比对，目前基本可以确认撒扎干墓葬属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康居文化遗存。

2017年5月至今，拉巴特墓地已发掘出94座小型墓葬，出土器物数量丰富，有陶器、铁制的武器和工具、人体装饰品三大类，人体装饰品包括铜、铁材质的服饰，大量石质类的玛瑙、青金石等，还有很多串饰和早期玻璃的串珠。发掘表明，该墓地女性墓多出装饰品，男性墓多出武器。女性的陪葬品多于男性。与史书中关于大月氏有女王主事、中亚古国“贵女子”的记载相吻合。

▲女性墓多出装饰品，图为串珠。

发掘研究表明，公元前2世纪末期至公元1世纪前期，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所谓“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分布着一种共性很强、面貌特征相当一致的游牧文化遗存，代表性遗址有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墓地、塔吉克斯坦贝希肯特谷地的阿鲁克陶墓地、图尔喀墓地等。可以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来看待，其年代在大月氏西迁之后、贵霜帝国建立之前，与月氏在中亚的活动时间相吻合。

“这个时期，北巴克特里亚是大月氏直接统治的地区，有其王庭。大月氏是当时北巴克特里亚的主体民族和统治民族。这种文化遗存与大月氏的分布范围相吻合。”梁云说，“这支考古学文化的时空范围、文化特征与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完全吻合，应是我们寻觅多年的大月氏的文化遗存。拉巴特墓地和塔吉克斯坦的贝希肯特墓地的代表性器物，无论是陶器、装饰品，还是武器，都表现出同一种风格；墓形和葬俗也都完全一致，它们应该属于同一支文化，即月氏文化”。

“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的青铜时代开始，阿姆河北岸主要支流苏尔汉河河谷平原地区，一直生活着从事灌溉农业的人群。”王建新教授告诉记者，作为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一部分的早期贵霜人是农业人群，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生活在这一平原。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到阿姆河以北的月氏人是游牧人群，生活在苏尔汉河流域、瓦赫什河流域周边的山前地带和山间草原，“已有的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月氏人和贵霜人是不同的人群，大月氏对包括贵霜部在内的大夏（巴克特里亚）五部实施的是间接统治，大夏五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后的贵霜王朝是贵霜人建立的，不可能是月氏人建立的。”

▲拉巴特墓地M36墓出土的金饰片。

“没有拉巴特墓地，我们就走进死胡同啦！”

拜松市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苏尔汉河州，位于西天山南麓的一个小盆地。在发掘撒马尔罕市撒扎干遗址的同时，考古队还分出人手前往拜松市调查，并进行小规模的发掘，希望能找到月氏的墓地，结果未能如愿。

“倘若没有发现拉巴特墓地，我们就走进死胡同啦！”梁云说，“找不到月氏的墓地，没地方可挖，再辛苦也是白搭！”

2016年底，为了给次年的发掘选点，梁云带队沿着苏尔汉河周边跑了一个星期，但五六天跑下来一无所获。最后一天，在拜松河边意外发现断面上有灰土（即人类活动的文化层），下面有人骨暴露（墓葬）。梁云判断：“可能有戏。”

2017年，他们布下两个探方后，10厘米以下表土一揭，露出了条形的石堆。乌方一位老教授在石堆的西侧用手铲掏，竟掏出了人头骨。 “我们赶紧又布了几个探方，很快就揭开了20多座墓，密密麻麻的，这个墓地就是拉巴特墓地。”梁云说。

条形石堆搅得梁云寝食难安。“这是个啥东西？如果是地表的坟堆，它应该是圆形的。”后来他联想到苏联学者上世纪50年代发掘的贝希肯特墓地，这才茅塞顿开，理解了它的墓葬形制。原来，条形石堆是墓道里的填石——墓葬的上部已经被老乡推土给推掉了。

继续发掘了几座相对完整的墓葬，他们完全确认了偏洞室墓的墓形。

梁云解释说，就是在地上挖一个竖穴墓道，在墓道的西侧掏一个偏室，把人塞进去，然后在墓道里填满石头，在地表起一个坟堆。当然拉巴特墓地的坟堆早就被破坏了。

梁云向记者透露，今后五六年间，寻找月氏的王庭（首都）和早期贵霜的中（首都），确认大宛文化和康居文化，是他们要做的四方面考古工作。寻找月氏和早期贵霜两个首都非常重要，它们就在乌、塔两国境内。贵霜的早期历史也一直不太清楚，文献记载非常简单。

《史记》记载，“（月氏）过宛（费尔干纳），西击大夏（巴克特里亚）而臣之，遂都妫水（阿姆河）北，为王庭。”“妫水北，为王庭”是张骞当年亲身所至、亲眼所见，也是他给汉武帝汇报的。

“要想找到月氏的王庭，就得把整个月氏文化范围内的所有遗址，梳理个遍，太不容易了！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可能需要若干年甚至很长时间。”梁云说。

▲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一号墓地。

权威访谈：让月氏研究发出中国声音

报：关于月氏文化研究，目前国内外的现状如何？

王建新：丝绸之路考古主要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国外，不在国内。很多国家为此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成果。中国学者主要做了国内丝绸之路考古研究，走出国门的丝路研究还很少。中国最早开始丝绸之路考古的是西北大学的黄文弼教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在甘肃、新疆做研究。

要最终确认和解决国际公认的问题，就要把在中国境内的古代月氏的遗存，与西迁中亚的大月氏的遗存，进行系统对比、互证，包括各方面的互证，甚至包括DNA，需要系统的证据，我们正在做。

通过对东、西天山地区古代游牧文化遗存，以及西天山地区古代游牧文化遗存与农耕文化遗存的系统比较研究，我们确认了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也有望在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粟特等关系方面，获得全面系统的考古资料和科学依据，在月氏研究上取得突破，发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声音！

报：我们月氏文化研究下一步的重点是什么？

王建新：古代月氏研究是国际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若干个学界、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展望未来，我们一是要通过系统证据，确认古代月氏人的考古遗存有哪些，通过系统证据的呈现，使我们的认识得到国际公认。再有，就是拿出系统的证据，推翻国际上的个别已有的观点和结论，重新来做。比如，“贵霜王朝是古代月氏人建立的”、“古代月氏人是印欧人，用的是印欧语言”等认识，可能会被推翻。推翻它是肯定的，只是需要过程而已。这是个要获得系统证据并得到国际公认的过程。

报：我国这个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地位如何？

王建新：就古代月氏的研究来说，第一，我们目前在这个领域研究，掌握了国内外的一手资料，占了一个领先的地位。第二，在古代游牧人群考古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上，我们处于领先地位。

通过这一二十年的研究，在国际上，我们游牧考古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率先提出的游牧聚落考古的基本思路和方法，2009年正式发表在《考古》上。

报：你创立的游牧聚落考古理论和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的分布规律研究，有哪些重大成果？

王建新：游牧遗址的分布规律研究是我们的突破。过去，历史文献包括西方文献都说，游牧人的状态是“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我们认为，游牧中有定居，是古代甚至是近代游牧生活的普遍状况，是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从古到今的基本生活方式，并不是特殊状况。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游牧民族没有文献，是由生活在农业国度的人写的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的事，他们没有生活过，看到的都是夏季场景。

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地区，是游牧人群的主要分布区，纬度高、海拔高。到了冬天，所有游牧人都必须定居，定居的场所一般在山脉的南侧和东南侧。所以，冬季定居是普遍的、必须的、永久性的，冬季的营地对游牧人来说，夏季也使用。夏季，青壮年都出去放牧了，一些“老、弱、病、残、妇、孺”便留守在这里，一年四季使用它。

夏季，一般的牧民“逐水草而居”了，但贵族、部落首领和更高的统治者，会在夏季牧场附近建立夏季的统治中心，所以游牧人最高统治中心就是王庭、单于庭，也有冬庭、夏庭之分。

报：对游牧文化和月氏文化研究，我们提出的理论体系有何重要意义？

王建新：过去研究游牧文化和月氏文化，国内外主要研究的是墓葬资料，因为想当然认为没有聚落。我们提出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是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后，就使游牧文化的研究立体化、全面化、系统化了。

我们调查走过的地方，都印证了这一认识的正确。国外一些学者由于缺乏这一认识或认识有偏差，在中亚考古上给我们留下了空白点，因此在游牧考古领域，我们是领先的。

报：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未来研究有哪些重点？

王建新：近几年主要以中亚为重点，还要做南亚考古，包括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近两三年，中亚考古可能会有一些突破，今年到明年就会有突破。南亚考古跟两件事相关联，一个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另一个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其中的考古和遗产保护很重要。我们建议开展“综合科考”。

今年和明年，我们中心要开两个国际会议，搞两个成果展，今年12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办“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明年5月，有望在西安举办一个“丝绸之路考古成果展”。

作者：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图：均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供图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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