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为小职员的邓云乡
▲《清代三百年物价述略》自印本，邓云乡赠周雷。图片来自布衣书局
邓云乡先生于1999年逝世，至今坊间未见年谱，本文自《邓云乡集》诸文中辑录出邓先生的早年岁月，以资怀念。
1953年 10月 21日下午五时，邓云乡步出上海北站，没有叫车，怕的是被敲竹杠。腹中早已空乏难捱，从天目路出来，迎面正好有家低矮的粥店，热乎乎地吃过两大碗粥，佐以一只松花蛋一碟腐乳，所费不足两千元（合调换成新人民币后的两角），“我感到上海的确不错！”
此行自北京而来，先在上海报到，然后去苏州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来沪，身上还有八万多元，邓云乡打算先玩两天乐得逍遥一下。一番梳洗过后，他穿上自己最好的时装——白衬衫打底搭浅驼色拉毛羊毛衫，外加一件银灰咔叽布制服，下半身是宝蓝花呢裤子配小圆头黑皮鞋，自恃“这身便装，在当时北京的机关中，也算是比较摩登的”。
从江苏路往北走，打算去外滩看看。走在街上，才发现上海人的衣着原来大不相同。当时解放已经四年多，十里洋场伫立着霓虹灯下的哨兵，但老百姓的衣着却同从前没什么改变：穿西服的很多，穿长衫的大有人在，中青年妇女则一律是圆高领旗袍，不耐寒者外罩男式羊毛衫，脚下是大方口麂皮绣花鞋或平头浅帮皮鞋。
相比之下，邓先生觉得自己的衣服太寒酸了。
饭点到了。踱步进了威海卫路口的一家中型馆子，里头的红漆方桌擦得十分干净。一个人用餐随意，点了一客炒三冬，很乐胃，只用了四千六百元。
几顿下来，消费有了底气，下一顿去的是淮海路的复兴饭店。这是旧上海法租界名店，“公司菜”（相当于现在的套餐）定价一万元一客，可选葡国鸡、奶油烩鱼或烧牛尾，另有一份荷兰牛肉，还配有红菜汤、面包、黄油和咖啡。店里有讲究的西式火炉，电唱机放着轻音乐，几个约莫三四十岁的服务员非常周到。用餐完毕，续一杯清茶一千元，或看书或写东西，邓先生能安安静静度过一个很有洋味的下午。
惬意了几天，钱花得差不多了，10月底抵达苏州，开始了华东的工作生涯。先报到的是“建筑学校”。几篇文章里都没有全称，推测为“苏州建筑工程学校”。50年代同名的院校有两所，一为建工部所属，一为燃料工业部主管，邓就职的是后者，两校于1958年合并，此是后话。呆了不到两个星期，转去“苏州电力学校”。
此校早已不复存在。文章中有两条线索：其一地址在金门外，其二过去称为“苏高工”，原来是前身为1946年国民政府开办的 “江苏省立苏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校在1949年后四易校名，但仍简称 “苏高工”，直到1953年中等专业学校大调整，其化工科到杭州组建成杭州化工学校，土木科入苏州建筑工业学校，电机科改建为苏州电力学校，主要培养发电和输变电人才，即邓云乡教职所在。
邓云乡1947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怎么去了电力系统谋职？这还得从1949年8月说起。当时邓先生毕业已有两年，仍无固定工作，东一头西一头，换了三四个地方，大约知道的是先后在大同、天津当过中学教员 （邓云乡在《小白楼思绪》一文中言及“解放初，我由北京到天津教了几个月书”，可能为误记），还干过译电员。时局萧条至极，邓云乡已失业在家，父亲邓汉英也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人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追溯到1935年3月邓家迁入京城时，一家三口加上家庭教师、厨子兼听差连同行李，一共八九辆洋车，浩浩荡荡经前门走草帽胡同、西长安街、府右街，一路进了北平内二区西皇城根二十二号的陈家大院。这是晚清尚书陈玉苍的宅第，房东是他的长房长孙陈同孙先生。门房老雷早在门前恭候，引路入内，院子里林木葱茏，邓家承租了四大间北房。此后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邓家生计都成了问题，幸得陈宅照拂不收房钱。
末路穷途，邓云乡的姑表兄长贾林放自老区来看舅舅。他原是清华的学生，“七七事变”前，每周日都进城走亲戚。贾后来肄业参加了八路军，百团大战后到边区政府工作，一别十二年，现在已是井阳（井陉、阳泉）煤业公司的经理。瞅着舅家落了难，于是介绍表弟前往正在筹备中的燃料工业处 （燃料工业部前身）当小职员，这是管煤、电、油的单位，循例试用三月，不算起薪，只领二百斤小米。
说是工作，邓云乡既不坐班也没有办公室，凭着对老北京地理的熟悉，每天干的活就是骑个破自行车，到处找房牙子看房。当时北京的旗人贵族、北洋军阀后人、各大商人、著名伶人，凡是有大房子的，都急于出售，而各个有钱的部门如重工业部、铁道部、财政部，都在买。
邓先生看了不少名宅，房子随便挑，房价则便宜到了极点。物价浮动，双方过款时都以当天报纸所登布匹的牌价折算，一匹洋布长十丈零八尺，当时北京一二百间的大宅子也不过三千匹布价。其中有叶嘉莹成长之地——察院胡同23号，又有原宛平县长王冷斋的旧居，在邓先生眼中，这是北京城里一等一的宅子，由四个小四合院组成，坐东朝西，东边临着护城河，与故宫角楼相对，开窗即是风景。这么一座大宅子，当时只合一千六百匹布价，后来成了燃料工业部的高级干部宿舍，贾林放调到部中担任经理司司长后就住在这儿。
作为部里的年轻干部，邓先生一家也搬离了陈宅，搬进了部里的宿舍，其中有一处为东单二条原翁相国的宅子，著名的“翁同龢三次访鹤，吴大澂一味吹牛”就发生于此。他分得一间北房两间西房，房子虽然陈旧了些，院子也改建得不成格局，但出门就是东单，生活购物很方便。
没有经历革命洗礼的邓云乡，于1950年春和其他十几位青年同事，都是大学刚毕业一二年的新干部，被派往革命大学学习。当时革大在万寿山下西苑，分三大部：邓先生所在的二部以普通干部为主，也招收少量失学失业青年，当时正值“两航起义”，还来了不少身着夹克衫牛仔裤的票务、机务和空姐们；另有政治研究院接收各大学教授和各界名人；还有就是外国语学院，是分派或招来的学生专学外语。
二部的同学中，有故宫博物院的冯先铭，他是北大冯承钧教授的哲嗣，另有知堂老人的长子周丰一由北京图书馆派来。两位都是世兄，大家渐渐熟络起来。冯承钧瘫痪多年，于1946年过世，邓云乡不过久慕其名，周作人先生却是师恩难忘。日本投降后，重庆的接收人员还没到，伪北大于八月末照常注册开学，邓先生其时已是中文系大三，知堂老人开了一门“佛教文学”，虽每天坐洋车来红楼来却并未上课，只由许世瑛教授代授。
一个月后，自语“年轻无知，头脑简单”的邓先生跑到一楼东的系办公室向周作人约稿，周先生听罢，只答“现在不是写文章的时候，等将来一定给你写”，后来邓先生才知道彼时的知堂，正忙着应付被指控为汉奸的官司。此时从周丰一口中得知老人已北返，一切很好，也从冯先铭那儿悄悄地听说了周同学写了多少万字批判他父亲。
至于政治研究院，虽名为“研究院”，其实本质一样，都是改造思想。每星期六搭乘公共汽车进城，有时会遇到沈从文。在北大时，邓云乡听过沈先生讲 “现代文学选读与习作”，这是西南联大一二级的课程，但伪北大没开过，要补足学分只得有课就上，多年后邓先生仍记得沈先生批改的习作，“蝇头小楷，密如芝麻，极少勾掉原文，都是就原文延展补充”。又沈从文的内弟张中和，是邓云乡中学时最好的朋友，于是常常有机会去中老胡同拜访。不过此刻相见，只能行一般师生之礼，无其他话可谈了。
这一期的革命大学时间很长，前后十个月。学习回来后，便可被委派些大事了，比如，管基建。玉河桥东面直到邻近东单的一大片地带，解放初分给四个部级单位盖办公大楼，由西往东依次是纺织部、燃料工业部、劳动部和对外贸易部。燃料工业部资源充足，有钱有物，很快就动了工。
从此邓云乡忙乎了起来。图纸出来了，要前往清华请梁思成先生审查；盖楼要砖，他电话打到开滦煤矿，开滦砖厂标有“KMA”凹字印的五百万块红砖马上运到部里；施工人员也是全国征调，上海的钢筋工、砌墙工、东北的水暖工、北京的木工，全国一流的工匠都来支援；地基用的是日本铁路株式会社浇铸的钢筋水泥大块，当年没有日本进口一说，这是抗战末期日本人准备修建地下通道留下的，建楼时正
好利用。很快，一座全长一百二十米、主楼连地下共五层、两翼四层的大楼就矗立了起来。
自部委调到学校，从京城前往江南，离开家庭的庇佑，远离表兄的关照，如此种种，邓云乡为何如此选择？具体原因已无从考究，或者只不过是组织的安排吧。邓先生性情散淡，哪怕京华风物念兹在兹，也能安之若素。
苏州工作了一年多，由于地域差价，工资比北京时还少了几万块，这倒影响不着这个单身汉的生活，下馆子吃“双过桥”和蟹粉豆腐、去爱河桥的书场听评弹都是常有的事，还能逛人民路的旧书店，以每本一千元的价格买下全套《古今》。虽说是电力系统的新学校，但偶然也能遇着文史界的旧人，比如程小青。每次开会的时候，邓先生就会盯着程先生的脸看，想象着这是怎样一个人呢，怎么能写出那么多侦探故事来。有次程先生察觉了，他大概也猜到了小邓的心思，报以微微一笑。之后又前往南京工作，不过并非工作调动，而是苏州电力学院于1954年8月整体迁往南京，成了南京电力学校（92年更名为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后合并为如今的南京工程学院）。期间去过杭州，他曾回忆起清泰街附近羊坝头的一所老房子，这是他夫人的娘家。
邓夫人蔡时言，浙江武康人，两人的结合，邓先生用“真姻缘棒打不散”来形容。邓云乡原籍山西灵丘，北京长大，南调华东，蔡时言一直生活在华东；两人都属大龄，以前都有过异性朋友，有些关系很好却未结为婚姻；而此刻两人杭州定情，上海登记，南京结婚，果然是“各有因缘莫羡人”。邓先生为人和善，和岳家关系很好，蔡时言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后来胞姐蔡素琴也来同住，她的女红与烹饪技艺十分高超，师友如谢国桢、王西野乃至后辈赵珩前来都请内姐烧菜，油焖笋、响铃、东坡肉、八宝鸭子是必备的，最后还有鸭肉馄饨，每每赢得交口称赞。
不过蔡时言先后动过肠粘连、胃切除的大手术，几十年来又疾病不断，所以常常念及 “真姻缘是苦姻缘”。夫妇之间感情和睦，邓夫人病故，邓先生写了不少凭吊的诗文。
邓云乡1956年再次回到上海，在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任教，直到1993年退休。当年的燃料工业部，早在1955年就已撤销，分设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表兄贾林放担任过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和邓先生已是不同的系统。“双百”方针贯彻时，他笔头思动，据《新闻日报》编辑陈诏回忆，当年副刊《人民广场》，既追求多样性又讲究配合形势，需要应景文章，邓先生这种倚马可待的作者最受欢迎：电影演员周璇逝世，他赋诗志哀，政府救济民间艺人，他又以诗抒怀。而后运动频频，时局变换，作诗的风险大了，邓先生只偶尔投稿给《光明日报》，内容不离文史，如1958年4月20日《略谈商务版〈聊斋志异〉的注释》、1962年 11月 3日《画意诗情 文理》、1962年 7月 5日《扇子与文学》。
至于此时邓云乡的心情，虽自言“我感到赚钱吃饭和学术爱好在某种情况下，原是可以分开的”，但后来的《鲁迅与北京风土》后记中流露的却并不是这么回事。1951年《鲁迅日记》影印本甫一出版，他就借来细细阅读，发现先生的游踪都是自己极为熟悉的地方，先生来往过的朋友学生不少是自己的老师，他觉得那时或再稍晚写这样一本书，“遇有疑难的地方，还有问处，还有找处，自然比后来要容易而且详实得多”，大有惋惜之意。
直到1981年，邓云乡写完了《清代三百年物价述略》，此文发表在专业期刊《价格理论与实践》上。遇着“编了一辈子报纸，见人就想约稿”的唐云旌怂恿他写东西，先生虽自感“多年不写，笔墨荒疏，怯于重新执笔”，但还是陆续写成不少篇什，这就是文字雅隽的《鲁迅与北京风土》。此后声名鹊起，当外地文学青年写信来说读过他不少书，佩服之至，要报考他的研究生时，先生只能连忙回信说不敢了。
作者：罗逊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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