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亲历四十年前首批公派赴法留学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的1978年10月6日20时，笔者与另外两位辅导员留学生和16位本科留学生，在北京登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前往法国，开始了我们留学法国的历程。当时离开北京和抵达巴黎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时光如梭，40年弹指一挥间！

我国五代留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精英

每当我们这一代出生在1950至1960年代的人回首亲身经历的40年、亲身见证的中国励精图治的巨大变化时，总是感慨万千。这40年是中国逐步由 “百废待举”走向 “百业兴旺”、由 “站起来”走向 “富起来”并开启 “强起来”新征程的40年。40年也见证了我国成为世界上人数规模最大的出国留学生生源国家。中国每年出国留学人数从1978年约500人发展到2017年60多万人。1978年至2017年，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员已经达到519万多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或称 “派出国”），2016年赴欧美留学人数是世界第二大派出留学生国家——印度 （约17万人）的三倍多。

40年来的出国留学，是中国近150年来的留学史、也是近代和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后半叶，以早期留美幼童和海军留欧学生为代表的数百名学子 （有学者统计为近500名）开启了中国近代官派出国留学之路，学界称之为第一代留学生。20世纪上半叶，先有赴日本学习为主的留学生 （1900-1911年间），后有扩大到赴欧洲各国学习与勤工俭学的学生 （1910-1948年间），学界称之为第二、三代留学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0年代，赴前苏联及东欧有关国家留学成为主流，有人称之为第四代留学生。而改革开放40年来，留学人数累计达500多万人，他们被称为第五代留学生。

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近百年来的几代留学生人数累计数万人，而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留学规模是之前100年的近10倍。150年来的留学潮大浪淘沙，孜孜以求的五代留学生中涌现出无数科学巨匠、政治领袖、军事伟人、文化大师及各界精英。五代留学生的主流是拳拳赤心与铮铮铁骨，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赴后继。

奖学金经费管理，由 “小包干到大包干”

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的第一批国家公派本科生出国留学，我参加高考、进入大学学习、参加出国留学考试，以及在法国学习三年中的一些往事，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那段历史的个体缩影。

我于1976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1977年，在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背景下，我顺利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语系法国语言与文学专业。

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我的恩师唐志强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学校经过研究，选中你作为三位候选人之一，去参加国家公费出国留学考试。”我激动得一夜没睡，因为在此之前，我都没听说过还有公费出国留学这样的好事情。记得考试地点就在北京语言学院。非常幸运，我被录取为第一批赴法留学生。

1978年10月，我和另外18位学友如期前往法国。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从首都机场飞往法国巴黎。因为是公派留学，教育部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给我们发放 “置装费”，在红都服装店量身定制西服套装和大衣。大家的西服颜色很统一，以深蓝黑色为主，非常醒目。一下飞机，外国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一批中国留学生！

中法两国政府对我们这第一批留学生很重视。在巴黎受到了法国全国学生事务管理委员会 （CNOUS）的热情接待后，我们被送往雷恩市，进入布列塔尼雷恩第二大学开始了三年的学习。学习内容非常丰富，涵盖法国语言、文化、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

我们多数同学当时年龄在18-20岁之间，还有两位辅导员 （出国前是大学的年轻教师）。法国地区学生事务管理委员会 （CROUS）和学校给中国留学生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专门留有一个房间，给中国留学生准备了电视机，大家可以在这里看电视和聚会。改革开放之初，对公派留学生，有一系列很细的管理规定，有些是从安全考虑。例如，我们每周都按期进行集体学习和活动；再如，如果同学离开学校外出，就要向辅导员请假，并要求两人以上同行。

我们当时按照中法两国政府互换奖学金协议，享受法国政府对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每人每年大约几千法郎——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富裕”了，比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工资还要高。

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之初，按照规定，这个奖学金不能自己留下。我们19个人中，有一位同学兼任会计，专门负责账务的统一管理。我们基本上是吃多少实报实销，日常只有几十法郎零用费。后来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说，可以把省下来的饭费发放给个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天没在学校吃饭，省下来的钱就是自己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实行饭费包干制度了，就是直接把饭费发放给个人，你愿意在食堂吃，或者愿意出去买着吃，都可以自己做主。一开始，辅导员老师统一买食堂饭票发给我们，后来直接发现金给我们了。这个政策的改变简称为 “经费从小包干到大包干”。

关于公派留学生能否全额支配外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简称 “奖学金归己”）问题，这里补充说明一下：我后来在教育部工作时，亲身经历了中国政府对奖学金管理政策的调整。大约在1981、1982年的时候，一些在外的公派留学生和驻外使领馆负责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同志认为，奖学金应该如数归留学生，不必上交。他们就给政府写信，希望改变管理办法。当时，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很快就调整了政策，奖学金经费管理由 “小包干到大包干”，到最后完全归留学生本人。40年后来看，当时这个奖学金管理的例子，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是一步步朝前推动的。

而对我们19位同学来说，稍感遗憾的是，我们在法国的学习只持续了三年。当时法国大学本科学制实际是四年，分为第一年、第二年 （DEUG），第三年 （Licence），第四年 （Maitrise），可以说没有学完就回国了。

“出国留学人员”这个词，是中国的创造

1981年7月我回国后，被分配在教育部外事局出国留学工作处工作，让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感受、参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留学制度的变化。

为理解今天的出国留学和赴法国留学，改革开放之初出国留学的一些相关情况有必要在此说明一下。

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扩大派遣出国留学生的指示精神，当时中央批准，每年从国家珍贵的外汇中拿出一定的额度用于选派国家公费留学人员，每年按派出3000人规模做计划，约按每人一万美元做年度预算。这就是“3000名公费留学人员计划”，也就是“国家公费出国留学人员”的主体部分。这个计划中约60%安排选派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和教师，约40%安排选派科技和企业等机构的人员。

当时派遣的对象国家主要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以上 “国家公费留学人员”中实际上包括了  “互换奖学金”的情况，也就是对方国家政府提供给我国留学生奖学金，中国政府也提供给对方国家学生奖学金，欢迎他们选派学生到中国来留学。以法国为例，法国政府每年向我国提供几十个奖学金名额，我国政府也向法国提供等额奖学金。但总体来说，当时法方向我方提供的各类奖学金多于“互换奖学金”的数量。

还有一种 “国家公费”的情况是后来利用 “世界银行贷款”选派的部分留学人员。当时世界银行的第一、第二笔贷款，都是以培养人才为主，主要是公派访问学者到海外学习，目的地有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出国留学人员”这个词语，也是中国的一个创造。因为我们当时在将留学工作相关用语翻译成法文或英文时，就感到中文的内涵与外语的有差别。国际上 （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通用“Foreign Students”“Overseas Students”等，这中间的“Students”指的是在高等学校中注册读书的学生。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选派人员出国学习时，就有意识地将选派人员分为三类：一是大学本科生，二是研究生，三是访问学者、进修人员（指学校里的老师或科研机构里的研究人员，他们出国学习进修一至两年，不以获得学位为目的）。我们创造性地把这三类人统称为 “出国留学人员”，而英语中的“Students”一词是不能完全地表达中文的 “留学人员”的内涵的。

其实，在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中，国家公费派遣本科生一直是非常少的，派遣研究生相对多一些。自1980年代中期直至21世纪初，可以说，派出的“国家公费出国留学人员”中，进修人员或访问学者占了多数。

中国留学事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原则和理念

梳理从1978年到2017年底我国出国留学的相关数据，不难发现，留学回国人数稳步提升，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改革开放40年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有共计313.20万名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留学生人数的83.73%。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出国留学人员工作，在派出、服务、管理、回国等方面的法规、政策、制度不断完善，特别在留学人员回国发挥作用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计划。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留学回国人数的不断攀升，已有231.36万人学成归国，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73.87%。

留学事业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留学工作既是国家强盛和民族自信的体现与必然选择，也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庆祝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明确指出了新时期中国出国留学工作的16字方针：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

40年来，我国留学事业在长期探索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原则和理念，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的领导为做好留学工作指明政治方向。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从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出发，才铸就了今天蓬勃发展的留学事业，因此，必须坚决贯彻党对留学事业的领导和工作部署。

第二，解放思想和充分自信为做好留学工作奠定思想基础。因此，必须坚持开放包容，推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对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充满自信。

第三，瞄准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做好留学工作树立目标导向。必须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国家发展战略做好教育对外交流的顶层设计，使广大留学人员能学有专攻、学以致用、用而有成。

第四，以人为本的管理机制为做好留学工作提供了动力保障。必须坚持协同推进，提振教育综合改革信心，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为广大留学人员创造更好的留学和施展才干的环境。

（作者为同济大学副校长）

作者：江波
编辑：顾军
责任编辑：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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