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第一破”启示录

这曾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32年前，新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正式宣告破产。

这一改革试验，被誉为“惊天第一破”，犹如一股巨大的冲击波，突破了思想上的藩篱。

如今，企业的生生死死，已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常态。回顾当年那场“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实践，对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仍具有启示性意义。

这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外景（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石破天惊”的改革“地震”

历史时针回拨到1985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新闻发布会——向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等三家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发出黄牌警告：限期一年整顿，逾期无力复苏者，将正式宣告破产。

会场内鸦雀无声，气氛凝重。三家工厂的厂长，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黄色封皮的《破产警戒通告》。

尽管警告已经发出，依然没有多少人相信，破产能够真正到来。

一年后。1986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于1985年8月3日被正式宣告破产警告，进行整顿拯救，限期一年。但是，一年来虽经企业和各方面努力，终因种种原因，该厂没能扭转困境，所欠债务无力偿还，严重资不抵债。决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即日起破产倒闭，收缴营业执照，取消银行账号……

1986年8月3日，沈阳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告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正式破产。这是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时的情景（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铁饭碗真的打破了，这是破天荒头一遭！短短200余字的破产通告，宣读耗时3分多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倒闭的企业，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地方法规程序，对企业进行破产处理。

这场试验瞬时成为一条“爆炸性新闻”，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当大铁门咣当一声关上，贴上封条那一刻，工友们心里都咯噔一下。”回想起企业宣告破产时的场景，今年56岁的张希永记忆仍然深刻，“当时我从车工岗位下岗了，一开始真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根深蒂固的“铁饭碗”观念与商品经济产生严重冲突，“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缺乏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

“对亏损企业，要么由国家包赔，要么用行政命令，让盈利企业吞并它，结果又把一个好企业拖下水。”时任沈阳市副市长、实施第一家企业破产的“前线总指挥”李中鲁告诉记者，“企业不破产，却破了国家的财。”

图为沈阳市工商局人员在查对收缴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执照、印鉴等（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那个时候我们深刻感受到，对那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不能继续用行政办法去保‘铁饭碗’，吃‘大锅饭’，应当尊重市场规律，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李中鲁回忆说。

为减少改革震动，沈阳市先行在集体企业试点。经过征求各方面意见后，1985年2月，沈阳出台了新中国首个集体企业破产倒闭的地方性法规。

对三家亏损企业发出黄牌警告一年后，其中两家经过改善经营，扭亏为盈，走上复苏路。但是，拥有72名职工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仍无好转，企业资产30.02万元，负债高达50.3万元，债权人多达219个，最终走向破产倒闭。

改革鼙鼓动地来

正如改革者的预判，破产试验引起了巨大“冲击波”。

“咱们当领导的把厂子搞到这个地步，确实对不起工人，但搞破产，确实也想不明白。”原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党支部书记汪慧荣当时对媒体说。

1986年下半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委员们围绕企业破产法草案展开了激烈讨论。当时由于认识分歧较大，未形成一致意见。

处于破产阵痛中的下岗职工，在现实面前逐渐认识到，怨天尤人无济于事，解决生活出路问题不能一味“等、靠、要”。

对职工的妥善安置成为破产试验的重要一环。早在破产试验之初，沈阳市就着手建立企业破产救济基金，用以支付破产企业失业职工和退休职工的生活救济金。

这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原厂长石永阶（左）在该厂破产后到厂里领救济金证（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破产试验实施后，原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职工由市劳动部门按待业人员进行管理、培训和组织就业，同时鼓励他们自谋职业。破产后，职工在半年内每月领取原基本工资的75%,自第七个月起的两年内，每月领取一定的破产救济金，待重新就业或自谋职业后，救济金停止发放。

“其实当时政府对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措施还是很周到的。”张希永说，“要是想做点小买卖搞创业，政府给予一定期限内相关税费减免支持政策，技术过硬、想转岗到其他企业就业的，劳动部门进行推荐安置，尤其是还专门安排残疾人到社会福利企业工作。”

破产关闭了一扇旧厂门，开启的是一条新生路。

“企业黄（破产）了，符合市场规律，但思想不能破产，我要长长志气，不能总让人叫我‘破产厂长’。”原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后厂长石永阶对媒体说。

下岗后，他创办了豆腐食品厂、金属垫制品小工厂，不到一年就挣了20多万元。技工徐长生凭本事考入沈阳一家大型企业，成了钳工班班长，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张希永则走上了自己喜欢的文艺道路，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喜剧演员……

图为张希永的资料照片。曾经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职工的张希永，后来转行为喜剧演员。新华社发

三张黄牌，送走了一个计划体制中诞生的防爆器械厂，也迎来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一个由死向生的新拐点。“实施破产是为了减少破产，破产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那就是新生。”李中鲁说。

“再亏下去，我们厂也要破产，‘大锅饭’吃不成了。”受到破产试验的警示震动，沈阳市许多企业纷纷采取自救措施改善经营，有9000多家小型企业先后摆脱困境，重现生机和活力。

“惊天第一破”给企业上了一堂市场课，更为国家建立企业破产制度提供了实践样本。1986年底，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2006 年 8 月 27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历经 20 年探索，企业破产制度终于得以建构。社会保障、产权界定等配套政策也日益完善，破产适用范围从国企扩大到私营、三资企业等各类企业。

32年前，人们还在为企业破产而争论；

32年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有生有死，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常态。

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7年全国法院新收企业破产申请审查、破产案件9542件，同比上升68.4%。

一些企业虽然破产关闭了，却有更多的企业新生成长起来。工商部门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1924.9万户，同比增长16.6%，平均每天新设5.27万户。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市场主体从不足50万户增加到目前的1亿户以上，增长了200多倍。

以“第一破”精神开改革新局

8月初，大连，阵阵海风拂过，浴火重生的东北特钢集团炉火正旺。

这个一直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提供优质特殊钢材的“特钢巨无霸”，2016年因严重债务违约，生产经营难以维系。2017年9月，新的战略投资者进入东北特钢，加速破产重整。

“今年以来，企业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举实现扭亏为盈。”东北特钢集团总工程师董学东说，“新的战略投资者进入后，企业管理向‘严、细、实’转变，产品合格率大大提升，综合成本也降下来了。”

不裁员，不让一个员工下岗，这是东北特钢破产重整过程中特别确定的一条原则。

东北特钢集团一名员工在核对入库的合金钢大盘重线材产品标识（2017年5月15日摄）。新华社发（刘德斌 摄）

“发生债务违约、经营严重困难后，一些职工对企业和自身前途担忧，个别也有辞职走的，但破产重整方案确定不裁员后，员工的心渐渐安稳了下来。”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特钢公司炼铁厂厂长白冰洋说，“现在，产能在逐渐提升，生产任务日益饱满，高级线材的日产能已经超过设计产能，计划再将设计产能提升一倍以上，车间效益不断提升，让职工的安全感和稳定感更强了。”

“与32年前‘第一破’不同的是，东北特钢并非产品没有市场，而是因为产能改造背上了180多亿元债务，每年财务负担就要30多亿元，不破产重整就是死路一条了，”辽宁省国资委副主任徐吉生告诉记者，“破产重整比破产倒闭进了一大步，沙钢集团注入45亿元资金，推动技术升级，重塑经营机制，让东北特钢走向新生。”

“无论是破产试验，还是市场化法制化的破产重整，我们付出了代价，收获了经验；要在新一轮改革振兴中重塑信用，创新机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徐吉生认为。

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东北老工业基地正迎来新一轮振兴，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一些干部职工认为，东北曾走在我国改革前列，当前尤其需要发扬当年“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突破体制机制束缚，涅槃新生。

这是东北特钢集团生产车间（2016年5月9日摄）。新华社发（东北特钢提供）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木西认为，“惊天第一破”，对突破社会主义企业“只生不死”的观念桎梏、确立企业破产退出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时至今日，面对比32年前更为复杂的改革形势，更要借鉴当年的改革精神，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王振宇说，改革要有新突破，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唯有如此，才能破障闯关，攻坚克难。

从32年前的“惊天第一破”，到近年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最近东北特钢的破产重整新生，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减乘除”一起做，不断创造新的改革样本，破浪前行。

破产改革之先起之于沈阳，突破老工业基地改革之难，更需改革自觉。

“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要久久为功，”辽宁省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沈强说，“当前老工业基地的改革任务更为艰巨和繁重，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改革信心和韧性，为新一轮振兴提供强大动力。”

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