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早年的军旅生涯

20世纪70年代，金介甫在哈佛求学期间接触到了沈从文作品，最后以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期间，他专程来中国多次拜访沈从文先生。之后，他又写成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一书，由此成为在西方世界介绍沈从文、研究沈从文的重要学者之一。

金介甫通过掌握大量一手材料，完整呈现了沈从文当时的生活环境和时代氛围，传递出作者清晰的历史观念和厚重的生命意识。该书纠正了以前受条件限制出现的译文讹误，也是20年来唯一一次作者亲自授权的版本。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美] 金介甫著 符家钦译 新星出版社出版

沈从文写军队生活的作品事实上写了自己的成长过程

沈从文的军队生涯一开头可称顺利，他充任张学济司令官的护卫。司令官出门拜客，要派二三十名兵士组成卫队，保护这位长官，沈是卫队头头。其实司令官真要防范的倒是他那些靠不住的盟友。张学济统领靖国联军第二军，他的对手第一军军政长田应诏也驻在辰州。辰州还有黔军一个旅，旅长卢焘后来在1921年回贵州做了省长。与这三个部队对抗的是统率一万北洋军的冯玉祥，他驻在沅水下游的常德。沈从文估计1918年整个地区驻军约有5万（按：沈原作为10万人，本书作者1980年与沈谈话提出疑问时沈同意改为5万），还不包括客军黔军和各地土匪。辰州是沅水流域中部大城市，但其城市人口不过5000户，而驻在这里的三支部队就有士兵2万人。沈从文回忆当时对抗形势说，“这一边军队既不向下取攻势，那一边也不向上取攻势，各方就保持原有地盘，等待其他机会”。这就是当时军阀割据的典型模式。湘西部队虽然十分庞杂，但由于各联合组织设有宪兵稽查处，不至于互相打仗。但既然各军内部又多由各地士兵组成，冲突就无法避免。

由于辰州形势日益恶化，各司令部会商结果，同意湘西军队各划定防区，让各军到指定县城驻防清乡，取得给养。张学济立即提出他的第一支队到他自己家乡沅州（1940年代改名芷江）驻防。沅州是当时繁华的口岸城市，在全湘西唯独沅州有横跨沅水的大桥。沈从文知道这次要去沅州东乡土匪为患的榆树湾和怀化镇清乡，他非常高兴，把发给每人的一块大洋钱换成铜圆，买了三双草鞋，一条面巾，一把名为“黄鳝尾”的小尖刀，刀把还缚了一条绸子，刀鞘用朱红漆就。他写道：“我最快乐的就是有了这样一把刀子，似乎一有了刀子，可不愁什么了。”

到了怀化镇，军队需要一个写字填表的人，于是16岁的沈从文就被提升为上士文书。上士官阶不算太高，但沈很懂事，很快就和司令部的官长混得很熟。因为是文书，每逢审问犯人时，他得记下口供。

沈从文和那些西南军阀一样，未能很快认识到他们的军队不是在推动中国复兴，相反，是妨碍国家的复兴。他还年轻，蒙昧无知，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复杂，对暴力行为无多大认识。他的工作非常枯燥，然而他喜欢跟司令官接近，渐渐又跟一些有学识的高级将校往来。

我们现在可以从沈从文写军队生活的几篇作品，看看沈怎样写那些年轻士兵生活气质和所暗示的意义。这些作品中人物跟沈从文本人（他常以小兵作笔名）是否一回事，当然还有讨论余地。不过其中写到的每个年轻兵士，的确都像沈买到那把“黄鳝尾”小尖刀的时刻一样，何等愉快天真。这些作品事实上写了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即原来认为军队生活十分有趣，后来则大失所望。他在1920年代中期创作的早期作品多半描写边地部队朴实生动的图景。有的还引起一点浪漫的情调，如在《连长》（1927）和《参军》（1928）中写到一位漂亮军官，因为是军官，就受到驻地人民的尊敬照顾，特别是一位年轻寡妇的青睐。沈在《船上》（1925）中，写了军人们在开拔途中，梦想此去升官后，要像黔军卢焘旅长那样，骑着大马出去拜客。《入伍后》（1925）写当兵后的心情多么轻快。《叛兵》（1925）这首诗写 12个逃兵在被处决之前，人人心中都想起抛别情人的一幕，既英雄又可笑的场面。《在别一个国度里》（1926）和《喽啰》（1927）中都写乡下土匪的所作所为，虽然采用现实主义手法，甚至采用记录式的叙述语调，写来仍那么惊心动魄。

同沈从文其他早年作品比起来，他写军队生活的早期作品具有惊险、神秘、稀奇古怪的成分，然而情节既合乎情理，又很感人，跟别的作品大不一样。也许沈在湖南时就学会了口头讲故事的艺术，因此一写到军队题材就不由得讲起故事来。在《夜》（1930）中，一位年轻士兵讲他亲身经历的阴森古怪的故事。开头先来一段漫无边际的序言（其中故事大多同沈的亲身经历雷同重复），然后便是闻所未闻的吃人肉的故事。人们几乎可以想象出，故事开头必定是在一堆篝火周围，一群士兵官佐每人都讲一篇半是事实、半属虚构的大千世界中神鬼的故事。《哨兵》（1926）写凤凰台道衙门里一个青年士兵怕鬼的故事。虽然是个床头谈鬼的故事，却富于浪漫情调和怀旧之情。《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1930）情节比较铺展得开，在沈的早期作品中，这一篇故事情节连贯，人物性格鲜明，而且写出了传统的 “传奇志怪”线索，唤起读者对茫茫阴曹地府的幻想。

当然，沈从文写军队生活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一股现实主义的巨流，这类作品写得非常严肃认真。其中有《我的教育》（1929）《从文自传》（1932）《传事兵》（1926）《逃的前一天》（1929）。这些作品写了新入伍士兵的希望与焦虑心情，沈从文一写到军号、军装、点名、旧式武器等他喜欢的事物时，总充满一片怀旧深情。逃兵今晚上就要溜了，但他对非常熟悉的军营中书记官、洗衣妇，以至于远山颜色、喇叭声音都有难以抑制的依恋。到沈写《我的教育》时，已经发现了有许多人并不认为士兵是解放者，所以感到失望、疑虑。《顾问官》（1935）是沈从文写地方军队的最后一篇人物特写，充分揭露了贪污腐化的军官生活，虽然仍用富于同情的漫画笔法。直到1933年沈从文在提到某军的抢劫事件时，还在庆幸筸军有着光辉历史。在他忧患坎坷的一生中，他对筸军声名始终未能忘情。

沈从文的军营经历给他的一生留下了强烈影响

因此，两相比较一下，沈从文对军队生活阴暗面的暴露，跟他描写军队生活的乐趣、理想和他认为军人诚信无欺的优点相比，前者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从他的作品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作家所耿耿于怀的那种遍体鳞伤、尸骸狼藉的战场惨景，中国士兵还没有多少体会，只不过偶尔发些世风渐薄，或战友伤亡的慨叹而已。尽管如此，沈从文的军营经历对他的一生仍然留下了强烈影响，使他随时充满忠诚、怀旧的感情。沈从文是初出茅庐的作家，正好可以大写军营生涯，不像上过学校的人可用各种同学的社会关系作为题材。他在湘西从军时，并未写过日记，可今天看来，他作品中的记述却大多信而有证。他带着某种凤凰人的得意神情对青年读者倾诉过去的经历，谴责那些瞧不起士兵的知识界人士，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把他的“日记”叫作《我的教育》。

部队到湘西清乡写得最为精彩。想想看，在一个只有300户左右人家的小市镇却驻了500名兵士。这就是沈驻扎的怀化镇。这个市镇照例五天一集。镇上有十来个大小铺子。有官药铺、豆腐作坊，南货铺里有冰糖、红糖、海带、蜇皮，有陈旧的芙蓉酥和核桃酥等等，还有一家鸦片烟馆。《我的教育》日记中写道：“这里街只是一条，不是逢集日子连卖汤圆也卖不出。街上太肮脏了，打豆腐的铺子，臭水流满了一街，起白色泡沫，起黑色泡沫，许多肮脏灰色鸭子，就在这些泡沫里插进了它的淡红色的长嘴，咂东西吃。”

在怀化镇，只有一位司令部的秘书官、一个老书记和沈三人各出四毛钱，合订一份《申报》来看。在《逃的前一天》里，作者只用了巧妙风趣寥寥几笔，就活画出平时能唱京戏、能寻衅吵闹的一群官佐，一到地方上都处得非常融洽和睦：

副官、军法、参谋、交际员、军需、司务长、营副、营长、支队长、大队长……若是有人要知道驻在此地的一个抚匪司令部的组织，不必去找职员名册，只要从街南到街北，排家铺子问一问，就可以清清楚楚了。他们每天无事可做，少数是整天在一种热情的赌博中消磨了长日，多数是各不缺少一种悠暇的情趣坐在铺柜台中过日子的。他们薪水不多却不必用什么钱。他们只要高兴，三五个结伴到乡下去，借口视察地形或调查人口，团总之类总是预备很丰盛的馔肴来款待的。他们同本地小绅士往来，在庆吊上稍稍应酬一下就多了许多坐席的机会。

怀化镇那位姓文的秘书，对沈从文后来弃武从文、走上治学道路起了很大作用。这位旧中国文人再一次在沈从文面前提供了他们社会生活的一个典型。文秘书一来到就穿了青缎马褂各处拜会。在军官们眼里看来，他是个很可笑的不合时宜的人，但他教沈从文要看报纸，还要看辞书，谆谆劝导沈好好读书识字，说天下什么稀奇古怪事都能在书里找到出处。

还有一个值得记起也更有代表性的人物，《逃的前一天》里那位书记官。书记官脾气好，性情好，跟许多兵士平等相处，显然他年轻时有过一番大志。像文秘书一样，他用父辈的感情对想逃走的士兵坦诚开导。他借书给士兵看，虽然他自己读的早已不是什么经书而只喜欢看《七侠五义》等白话小说。他的身子因抽鸦片烟弄成骨瘦如柴。像前清的官僚那样，他敷衍塞责，虽然他这一代人是为军阀办事而不是为皇帝。

谈到军人这项职业，甚至评说它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时，沈从文的心情显然是矛盾的。他刻画军队屠杀无辜老百姓的情景比同时代的左翼作家写得更为透彻，更令人毛骨悚然，然而他没有由此引出结论，认为地方军是造成中国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他强调的是，社会崩溃是掌权者的责任，祸首在于政客。他描绘的士兵形象都是无辜的。

在《从文自传》中，沈很同情怜悯他的兵营同伴，认为他们每个人皆“结实单纯”，因为他们全都来自乡下。很多人跟他一样，还是16岁的小伙子，十分怕事。许多刚从乡下来的苗民胆子更小，连军营门都不敢出。说实在的，连沈自己也没有见过大车、轮船、电灯、电话。他是从文秘书那里才知道美国兵、英国兵穿的制服，什么是鱼雷艇、氢气球。

而士兵能团结成一块也靠中国那种土匪义气。沈在《入伍以后》里指出，敌人并不是军阀，而是“在不合理社会制度下养成的一切权威”。对部队来说，后者就是指那些有钱的“肥猪”。士兵们认为，部队这种强迫绅士出钱的办法，他们能从良心上批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公道地把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虽然沈从文经常嘲讽当兵这个行当，可他在嘲讽中却仍然称道他从军人生涯中找到的这种有朝气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蒋楚婷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