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卖菜，右手建模，一个上海人在遵义的扶贫实践

时间是晚上十一二点，或者凌晨一两点。

“在吗？（微笑脸）”

不管你在中国还是美国，只要回复了，他马上接：“我给你打电话说。”

周林又来了。周林的南瓜上市了，他有1万亩南瓜要卖。

自从这个上海人两年前去了贵州遵义，朋友们就经常接到他的信息，听他推介深山里的蔬菜。周林在道真自治县挂职县委副书记，贵州媒体去年发现这个很有新闻点的援黔干部，给了他“卖菜书记”的外号。

道真的蔬菜好吃，但外面人不知道。山里农民种地千百年，地上长的都是自己吃的。蔬菜售卖不是没有，但既无规模，也不长久，更谈不上帮助贫困户脱贫。而周林这批对口帮扶干部，三年挂职期最核心的目的恰是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农业产业化是道真的扶贫支点之一，现在要重新设计路径，破解以前没能破解的种种症结。

周林对道真县的干部和农民说，外来的赠与式的扶贫只是一时，我们要走市场化路线，融入外部世界的大市场，用质量好、卖相好的产品换取收入。同时又对上海的企业家说，不要过于强调市场化，别急着在“物美”之外苛求“价廉”，贫困地区正是因为无法接入市场、对标市场，才需要我们的帮扶。

在这两个立场上，他用的主语都是“我们”。扶贫实践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地区的深度磨合，身处其间“说两边话”的对口帮扶干部，是调剂双方资源、思维与性格差异的角色。

吃的菜和卖的菜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不像想象中的贫困地区。它地处贵州最北部，南距遵义市区180公里，北距重庆市区160公里。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出发，高速路两个多小时就到县上，主干道尹珍大道贯穿县城南北，两侧细密排列着商铺及居民楼，街面干干净净，人来人往颇为热闹。

西南地区称平地为坝子，县城坝子在“地无三尺平”的山区非常稀罕，自然是人群聚居区。出了县城往乡镇走，人就住得散了，有人在三四小时车程之外，有人在海拔近2000米的山巅。道真全县1.32万贫困人口，大多散落于山间角落。

道真县辖区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是上海面积的1/3，是周林的派出地杨浦区面积的35倍。这几年“扶贫攻坚”进程不断加速，贫困地区的基础建设发展很快，贵州的农村公路已是“村村通”、“组组通”。但对东部沿海城市的人来说，随着盘山公路进村入户的行程并不轻松，波浪般起伏的路面和急拐骤转的弯道，很容易把人颠晕。

阳溪镇的张学翠原本住在崎岖难抵的山坳间，经过政府的异地搬迁扶贫工程，迁居到镇上蔬菜基地附近，作为镇里蔬菜合作社的成员，受雇在冷链物流中心做分拣员。杨浦区帮扶资金投建的这个冷链物流中心聘用了很多农民和贫困户，负责蔬菜的分拣、包装、贴标等等工作。农民们没有受过类似训练，张学翠说：“家里种菜，种子下地以后等着菜长出来，能吃就行，长成什么样都没关系。”

但周林告诉大家，用来售卖的蔬菜是商品，想要进入上海、重庆那些大都市，它们得有卖相、有品牌、有故事。两年间，周林带着当地干部和农民建立起蔬菜产供销体系。生产环节，他们请来上海农科院的专家做技术指导；流通环节，他们设立产品标准、统一品牌标识、建成追溯系统。

销售环节是命门，菜要卖得出去，又让农民有钱可赚。道真蔬菜不怕比拼质量，但没有规模和价格优势。山区没有工业，土壤和水质都是上等，道真土壤富含硒、锶等微量元素，蔬菜灌溉引流天然山泉，当地干部开玩笑：“我们这儿蔬菜喝的水比大城市里人喝的水都好。”不过，农地被大山切割成细碎小块，难以规模化种植，产地和消费市场隔着千山万水，物流成本远高于山东等等种植区。上海商务扶贫联盟理事长、淘菜猫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华介绍，道真县的南瓜收购价1.3元一斤，如果以30吨一车的规模运到上海，每斤物流成本约0.2元，而上海江桥批发市场的价格才0.8元一斤。

道真县现在改换思路了，周林说：“过去总想着走批发市场，想方设法压低价格。现在我们瞄准中高端市场，解决量小成本高的困惑，从产地直通超市，把所有流通环节的增值部分都留在农民手里。”

去年春节，道真的花椰菜遭遇滞销，县里十万火急找正在上海过春节的周林想办法，周林几经辗转联络到重庆永辉超市，与对方签下长期供货框架协议，以每年2000万的额度供货。

重庆人夏天爱喝南瓜绿豆汤解暑，正是通过永辉超市这条渠道，去年道真南瓜卖得极好，按照一户人家种一亩南瓜、每亩5000斤产量算，每个南瓜种植户当年收成有1500到2000元左右。王华介绍，上海商务扶贫联盟也在上海农贸市场试卖了道真南瓜，“嘴巴很叼”的上海人给出的反馈不错，今年联盟计划在杨浦、静安两区的农贸市场开设对口扶贫地区蔬菜专柜，道真南瓜等几类蔬菜可能要大举入沪了。

发展市场和聚焦扶贫

来道真县挂职以前，周林在上海市杨浦区商务委任副主任，产业研究是他的长项。产业扶贫与单纯的产业规划最大的不同在于“扶贫”，设计道真县的蔬菜产供销链条，一大难点在于带动贫困户，把收益精准地分配到那些建档立卡贫困户手上。

贫困户往往是最难被市场吸纳的生产力。张学翠一家五口，丈夫在外地打工，14岁的女儿在上初中，公公婆婆都已80多岁。她本人因为一次意外导致背部残疾，做不了重体力活。由于在家附近找不到工作，她曾远赴广东，在一家生产鞋面的小工厂打工四年。

类似的家庭结构和家庭遭际在贫困户中很典型。贫困户家庭抗风险能力极低，户均两亩的土地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面对村镇干部的种植动员，他们很难被说服：那些只谈预期而看不见眼前收入的事，实在太不可信了。

生活经验让他们对外人画的“大饼”心怀警惕，张学翠家里老人是吃过亏的，“以前有外地老板来搞经营，老人跟着他们种植作物，结果长出来了没人收购，全部烂在地里。”当阳溪镇成立了新的蔬菜专业合作社，张学翠反复确认：种出来没人收怎么办？卖不出去怎么办？拿不到钱怎么办？合作社的人回答：“菜怎么卖你们不用考虑，我们保底收购，如果卖得好，收购价还能适当涨点。”观望了三个月，张学翠家拿出两亩地，跟着合作社种植辣椒。

成立于2016年6月的阳溪镇利民蔬菜合作社，其组织架构和利益分配方式与以往的合作社有所不同。合作社作为阳溪社区居委会下属股份制合作企业，由社区集体控股，贫困户以扶贫小额信用贷款“特惠贷”入股分红。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鼓励农户种植，与农户签订保底收购订单，并利用对口帮扶资金配套建设蔬菜冻库、包装流水线、农产品质检中心等设备。

合作社生产经营利润50%用于贫困户分红，20%用于集体经济提留，剩余三成对半开，分别用于市场化运作和再生产投入。以张学翠为例，她家如今的收入包含三块：土地流转费用、卖菜的收入、她在冷链物流中心做分拣员的工资——每小时9元。这样，她每月收入有2000元左右，比在广东打工挣得多。

“过去也有合作社，但一般是少数种植大户合作经营，跟普通农民没什么关系，也没法带动贫困户。现在的合作社模式既能解决贫困户就业，又能增加集体经济积累，已经在好几个镇推广。”道真县河口镇石桥社区主任张小军说，石桥社区2015年就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但直到周林来了以后才真正开始“村社一体”运营。去年合作社盈利近20万，石桥社区不再是毫无集体经济积累的“空壳村”了。

石桥社区所在的河口镇率先开启了集体经济、民营经济混合制经营模式，道真县河口镇宝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吸收外省市民营企业入股，由村集体控股，专门从事商品蔬菜的产购销经营。周林希望借助这种模式引进技术水平高、市场意识好、事业心也强的专业企业，弥补集体经济的几大弱项，与集体经济优势互补。

带队伍和花钱

道真县的同事形容周林“文质彬彬”，他那双白皙的手非常符合这种描述。盖在眼睛上方的大双眼皮显得他的神情非常温和，配合两个眼袋，让人觉得这个人一定想得很多，睡得很少。

三年完成一桩事情，时间很紧张。周林的体会是，扶贫其实是考验两个结对地区间的磨合与互动，最核心也最艰难的部分，是要改变贫苦户的思维和意识。他说自己第一年“卖菜”，第二年“种菜”，第三年的目标则为“建模”，“固化产业架构，培养产业队伍，便于我回沪之后，县里还能依靠产业创造收益。” 今年道真县的商品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20万亩，周林希望用规模和数据来验证目前的模式。

除了道真县委副书记的头衔，周林还担任着援建道真县、湄潭县、正安县联络小组的组长。“我不可能直面所有贫困户，我说话他们不一定理解，我的建议他们也不一定听，”他的想法和思路都要依靠当地干部来传递，“所以我带干部，以集体经济组织为抓手，由干部再来带动农民和贫困户。”他提出一个乡村振兴“千百十计划”——为道真培育1000名职业农民、100名农技骨干和蔬菜经纪人，建设10个千亩以上的标准化基地。

上海市杨浦区自2013年开始对口帮扶道真县，至今成功落地对口帮扶资金9749万元，实施援建项目75个。今年上海市、杨浦区共投入资金1750万元，援建15个项目。但是比起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扶贫资金需求和中央转移支付规模，上海一个行政区的对口帮扶资金可谓杯水车薪。

“我们对口遵义市三个县，这么大的地方，钱投下去就像石头扔进海里。一定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聚焦重点，让扶贫效应最大化。”周林随时随地都在算账，“4.5米宽的通组路，修一公里七八十万元，1000万如果用来修路，只能做个乡村小道。”与道真县一个村民小组结对的杨浦区平凉路街道，此前给村组捐赠了8万元扶贫资金，周林建议“小钱”不“零花”，而是与区级对口帮扶资金共同投建产业基地。如今驱车山间，能够看到贴着“上海杨浦平凉路街道携手奔小康产业帮扶示范基地”一行大字的田块。

作者：钱蓓

编辑：史博臻

责任编辑：张晓鸣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