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杭州正着力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打造东方文化交流重要城市,大力推进‘文化兴盛行动’。因此,我们要加强南宋皇城遗址保护利用,守护好南宋历史遗产和文脉,筑牢杭州历史文化名城根基。加强南宋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挖掘与传播展示,在打造文艺精品中讲好南宋杭州故事。同时开展南宋文化的国际交流,使其在全球的文化舞台上重新绽放光芒,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潘家玮表示,希望以本次论坛为新起点,深入研究南宋杭州历史地位形成的背景和原因,为杭州市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贡献学识、智慧和力量。
聊聊“南宋那些事儿”
“后世盛传的‘莫须有’的故事,从史源学的角度看,完全是杜撰的,编造者就是韩世忠的儿子彦古和碑文的作者赵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裕民认为,南宋初,主要的家军有刘(光世)家军、张(俊)家军、韩(世忠)家军、岳(飞)家军、吴(玠)家军等。韩世忠与张俊则是双重的儿女亲家,关系密切。韩、张与高宗的关系都相当好,岳飞则比较疏远。秦桧与宋高宗在与金议和与收兵权上完全一致。宋高宗的目的是稳坐宝座,秦桧则是要实现权相梦。他们通过制造岳飞冤案,为实现各自的目标扫清障碍。岳飞被害,抗金派受压,韩世忠则明哲保身,所以在最早的墓志中写下了赞美高宗处死岳飞之词。
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撕毁和议,南下伐宋,抗金派重新抬头。高宗自己做了亏心事,又死要面子,不愿承认与纠正,于是将宝座传给孝宗。孝宗积极为岳飞平反,然而平反以后,高宗的面子需要寻找合理的办法照顾。而岳飞的平反,使韩家非常难堪,因而乘着为韩世忠作新碑之机,韩彦古与赵雄合作编造了莫须有的故事,既使韩世忠保持完美的形象,也让高宗保住了颜面。碑竖在韩世忠墓前,而碑额由宋孝宗亲笔题写。碑文的作者与书写人都是先后当上宰相的名人,此碑所记自然被看作最真实的信史。于是“莫须有”的故事被许多史书所采用,最后写入了《宋史》。
“卤簿是古代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具有礼仪性和护卫性双重属性,类似于现代社会的仪仗队。卤簿在宋代皇帝的‘三年一大礼’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朱溢介绍,与北宋一样,在南宋,统治者对卤簿也是颇为看重的,在绍兴十二年(1142)与金达成和议后不久,就开始重建卤簿制度。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南宋时期在卤簿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制约因素。”朱溢介绍,首先,南宋始终面临来自金的军事压力,即便在绍兴十二年后,这种压力也从未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在宫室、舆服的花费上都比较节制,宋高宗是这样,宋孝宗更是如此。正是因为这样,南宋大礼卤簿的规模远不及北宋。其次,南宋大礼卤簿的使用时常受到临安空间状况的束缚。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狭窄的临安街道造成玉辂无法在皇帝举行三大礼期间全程使用,只能在皇帝从太庙前往南郊或返回宫城亲享明堂时启用。再次,由于原有的车辂仪仗散失殆尽,南宋朝廷不得不重新制造,新造器物的质量有不足之处,特别是玉辂(古代帝王所乘之车)行进起来很不安稳。
南宋杭州便已“书香满城”
“南宋临安城的文化机构设置除秘书省是有意择地而建外,当时的书籍流通市场是自然形成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馆员顾志兴介绍,据有关资料“勾沉若干书坊”记载,当时杭州书籍市场盛况空前,如太庙前尹家书铺,太庙在瑞石山麓,今鼓楼之南。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在今中山中路清河坊以北至羊坝头一带。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猫儿桥为俗称,即平津桥。杭州钱塘门里车桥郭宅纸铺,在前洋街国子监后,车桥即今小车桥。此外,还有钱塘王叔边、李氏书肆等多家书肆及佚名书坊,但具体地点不详。
“南宋临安城的书籍流通市场,成线状分布,集中在御街及其后侧,这是城市性质所决定的。”顾志兴介绍,杭州是江南水乡城市,城内多河道,御街之东侧即有小河,平津桥(猫儿桥)、棚桥、众安桥等皆在小河上。小河之东则为中河,如果说中河连通大运河,则北可通嘉湖及今江苏之苏、锡、常,南可由钱江进入宁绍等上八府,而这些地区都是文化发达之地,需书量大。不仅在当时,到元明诸朝,杭州的书籍市场一直保持优势,长盛不衰,这基础就是南宋留下来的。
作者:通讯员 刘海波
编辑: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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