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论身份政治：对尊严的热望

英国退欧、特朗普胜选后，思想家们纷纷致力解释这一分崩离析的世界图景。在这混乱的顶峰，大家相信，现在西方世界不单有深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还面临深重的哲学危机。

当前的时代症候是“身份政治”——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这位日裔美国政治学家一度因“历史终结论”声名大噪，但也始终不能摆脱对这一失败预言的修正再修正。近日，他推出新著《身份》（Farrar,Strausand Giroux，2018），并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反对身份政治”一文，指出身份政治的兴起可以归因于社会对个人尊严的忽视或侵夺，宏大公共议题的缺乏则推动个体经验走向前台。原先弱势群体要求的“平等对待”更进一步为要求“特殊对待”，群体与群体的诉求之间日渐缺乏公约数。西方右翼更是套用了左翼为弱势群体伸张权利的话语，激化社会矛盾。

如何治愈被身份政治撕裂的社会？福山认为，还是要依靠国家。虽然西方左翼早已抛弃国族认同，右翼则将其扭曲、为种族主义服务，但国家仍然是团结人民、给予人民以目的感的最佳旗号。福山呼吁回归国家服务、重张为国效力的精神，同时质疑双重国籍。他认为，基于信条的国族认同，要比基于种族或传统的认同更牢靠。

《学人》在此择要介绍福山的“反对身份政治”。

一个能解释全球事务的重要概念

过去谈论政治，多从经济或意识形态角度作解，今天则是用“身份”。许多国家的左翼已经不再关注创造更广大的经济平等，而是致力于促进一众边缘群体的利益，如少数族裔、移民、难民、女性和LGBT群体的权益。右翼则是为保卫传统的国族认同而战。

身份政治已经不再只是在大学校园里小打小闹的现象，不再只是媒体推动的“文化大战”中的背景道具。身份政治已经演化为一个能够解释全球事务的重要概念。一次又一次，各类群体都认为自己的身份没有得到足够认可。而政治领导人也利用了这一点，给追随者们作动员——你们的尊严正在被挑战，但值得被恢复。

全球化令社会更加多元，涌现更多差异化的群体。这些群体过去在主流社会的视野之外，今天则希望获得尊重和承认。但其他群体担心对他们的承认会令自己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由此变得更加碎片化，集体行动更加困难。福山认为，这是一条不归路，除非这些社会能够对人类尊严生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解，否则世界将会因此陷入持续冲突。

“对尊严的热望”与一种叙事的流行

福山还是从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中提出过的“对尊严的热望”讲起。他认为这个古典哲学家们提出的重要概念，一直以来被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的社会科学所忽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thymos是“对尊严的热望”（the craving for dignity，或称“激情”[passion]），和“欲望”（desiring part）、“理性”（calculating part）一起，构成了人类灵魂。不过，thymos在英译中作“精神”（spirit），这位本科拿古典学学位的政治学家认为对应得不知所云。

在政治里，thymos以两种形式表达，福山也为此发明了两个单词。一是megalothymia：渴望被认为高人一等。过去的社会多建立在严苛的等级制度之上，过去的人们也认为，某一阶层代代相传的优越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如世袭的贵族皇族。一是isothymia：渴望被认为和每个人一样。现代民主的兴起，就是isothymia对megalothymia的胜利：只认可一小部分精英的权利的社会，被认同每个人生而平等的社会所取代。20世纪，阶级社会开始承认普通人的权利，被殖民的国家开始寻求独立。美国政治史上对奴隶解放、劳工权利、妇女平等的追求，就是权利一圈圈向外扩大，令得更多人被承认为一个完全的人类个体的过程。

福山这两个书生气的概念，在今天以“身份”的新衣，重回人们的视野。人们发现，法律上的平等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针对许多群体的歧视持续存在。尽管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财富总量令人称羡，但过去30年间，收入不平等现象激增，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正在经受收入停滞，社会地位下滑。

而那种“没被看见”的感觉，或许是把特朗普送进白宫，也把英国投票送出欧盟的关键。害怕丧失中产阶级地位的人们，愤怒地指责精英，认为精英阶层完全忽视了他们，同时也怪罪下层穷人，认为这些人反而受到不公正的优待。他们一直相信，努力工作就值得被赋予个人尊严。

收入与地位之间的这种联系，可以解释为什么相较于因经济阶层而团结的传统左翼，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保守主义者在今天更能一呼百应。民族主义者告诉那些“没被看见”的人们，他们一直是这个伟大国家的核心成员，那些外国人、移民和精英在合谋把他们拉下马：“你的国家不再是你的了，你在自己的国度没有被尊敬。”

这种叙事的流行，也是为什么移民在那么多国家都如此有争议。移民（人口的流动）和贸易（物品的流动）一样，促进了GDP的增长，但却没有使得所有群体受益。

然而，单单对移民的愤怒一项，无法解释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在美国和欧洲都赢取了过去左翼政党支持者的选票。西方世界集体向右转，也反映了当代左翼政党未能与自己的选民对话，在这一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时代，这些人的相对地位下降，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过去，“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口号是建立在被资本家剥削、及对他们的憎恶之上，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大多数左翼政党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围绕工人阶级或经济剥削这样的主题来建立团结，而是开始关注那些自认为被以特定和独特的方式排除在外的团体。要求普遍而平等的承认慢慢发生了变形，成为了要求特别的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象开始从左向右迁移。

在美国，与改变政策相比，争论文化问题要容易得多

福山指出，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法律已经发生变化，为边缘团体提供更多机会、更强保护，但这些群体也在不断分化，在行为、表现、财富、传统和习惯各个方向上裂变。

各个边缘化群体面前都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要求社会以对待主流群体的态度对待他们，或者可以自己主张一个单独的身份，要求不同于尊重主流群体那样的尊重。从长时间看，一直是后一种战略胜出：马丁·路德·金最初是要求美国社会像对待白人一样对待黑人，但从1960年代末开始涌现出一些群体，主张黑人有自己的传统和意识。在他们看来，黑人应该为自己所是而自豪，不要去关注更广大的社会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子。他们主张，非裔美国人的真实内在自我和白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生活在白人主导的、对黑人有敌意的社会，他们被这一独特的成长经验所塑造，在其他环境下长大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其他边缘群体很快抓住了这些斗争的本质。他们日益要求不单在法律和制度上将他们与主流群体平等对待，还要求社会更广泛地认可——甚至赞颂他们和别人的差异。

“文化多元主义”一词，最早只是指多元化社会的一个性质，后来则变成了一个纲领性标签，宣称要对每个独立的文化和独特的个体经验都同等重视，甚或对在过去不可见/被低估的群体予以特别关注。这种文化多元主义一开始是关于一些大的文化群体的，例如说法语的加拿大人、穆斯林移民、非裔美国人。但很快就粉碎为许多被歧视的小群体的自我定位，诸如有色女性——你必须透过种族或性别去理解他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法理解。

西方左翼是什么时候开始拥抱文化多元主义的呢？正是在制定可带来大规模社会经济变革的政策变得更加困难之时。到1980年代，发达国家的进步团体正面临存在危机。但当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希望通过运用国家权力，扩大所有公民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重新分配财富，来增进社会经济平等。但是后来，风景发生了变化。

西方左翼在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雄心壮志逐渐低迷，与20世纪最后几十年对身份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接受趋同。二者合流了。定义左翼的仍然是其对平等的热望，在这里是isothymia——其议程已经从早期对工人阶级的强调转向了不断扩大的边缘群体。

左翼对身份政治的拥抱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不同身份群体的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局外人经常没有察觉到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伤害。身份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关注个别的不公正经历，改变文化和人们的行为模式。

因此，身份政治并没有错。这是对社会不公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反应。但是，身份政治倾向于关注文化问题，分散了人们的精力和注意力，远离了对更广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趋势的严肃思考。与改变政策相比，争论文化问题要容易得多——在大学课本里加入女性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不是什么费力的事。但在象牙塔之外给女性和少数族裔增加收入、扩大机会，困难重重。

此外，左翼身份政治对维系社会的理性话语也构成了威胁。对个人生活体验的关注把内在自我的情感世界放在第一位，代替了对外部世界的理性审视，这会让那些所谓发自肺腑的观点占优，高于理性的深思熟虑。

但也许目前最糟糕的事情是，左翼正在践行的身份政治恰恰刺激了右翼身份政治的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左派对“政治正确”的接受。在一个高度尊重族群尊严的社会里，新的警戒线不断出现，以前可接受的谈话方式或自我表达变得令人反感。例如，今天在某些情境中只使用“他”或“她”，就可能被解释为对双性人或变性人的不敬。然而这种言论并没有威胁到任何基本的社会建构原则。

通过特朗普，白人民族主义已经从边缘转变为几近主流——现在要伸张美国白人的权利，想要不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已经是不可能了。尽管西方左翼称右翼对身份的主张是不合法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历史上受到优待的群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右翼又是如何获得了左翼的语言和框架：所谓白人受害的观念，他们的处境和痛苦不被社会其他人所见，以及需要打破难辞其咎的社会和政治架构。

重建国族认同

社会必须保护被边缘化、被排斥的群体，但也需要通过深思熟虑和共识，来实现共同目标。左翼和右翼同时转向保护小群体的身份认同，最终威胁到了这一进程。如何挽救呢？福山认为，放弃身份观念是不可能的，身份已经成为现代人思考自己和周围社会的方式的核心。现在应该做的，是定义一个更大的、更综合的国族身份。

在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看来，身份是一种“强有力的道德观念”。这一道德观念告诉人们，他们拥有真实的内在自我，而这些内在没有得到承认，则暗示着外部社会可能是虚假和压抑的。泰勒在《自我的根源》（1989）一书中还提到，现代的“自我”观念发生了文化上的转变，其基础从（很少人拥有的）“荣誉”，变为（所有人都渴望的）“尊严”。

现代化意味着持续的变化和破坏，并且不断开放出以前不存在的选择。这总体而言是一件好事：一代代以来，数百万人逃离了没能给他们提供选择的传统社群。但是，现代社会提供的自由和选择度，也会让人感到不快乐，感到与同胞失联。他们发现自己怀念社群，怀念那种按部就班各安其位的生活。他们认为自己过去拥有、或是祖上拥有过那种生活。而实际上，他们真正寻求的是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身份认同。

然而，现代身份认同的本质是，它是可以改变的。有些人认为身份认同基于生理，自己无法控制。但现代社会的公民都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恰由社会互动所塑造。人们有种族、性别、工作场所、教育、亲缘和国家所定义的身份。虽然身份政治的逻辑是将社会分成小的、自我关注的群体，但也有可能创造更广泛和更综合的身份。人们不必通过否认个人的生活经历，来认识到他们也可以与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分享价值观和愿景。

接下来，福山给出了重建更大型身份认同的工作指南。

首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起点，是打击针对某些群体的特定虐待行为，如警察对少数群体的暴力行事，及性骚扰。对身份政治的批评不应该暗示这些不是什么真实的迫切待解的问题。真正的批评还应该走得更远——政府和民间社会团体必须集中精力将较小的群体纳入更大的整体，推动形成政治学家们所呼吁的“信条国族认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这种认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个人特征、生活经历、历史纽带或宗教信念之上，而是建立在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之上——鼓励公民认同他们国家的基本理想，并用公共政策来吸引新公民。

在福山看来，身份政治在欧洲产生的有害影响已经积重难返。近几十年来，欧洲左翼支持的文化多元主义，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将新移民纳入“信条国族文化”的重要性。在欧洲，反对身份政治必须从修改公民身份的法律开始，并且应该在国家层面而非欧盟层面上展开。要阻止一些族群继续享有特权，则基于血缘认定公民身份的那些欧盟成员国应该转向基于土地的认定，也就是赋予任何在该国境内出生的人以公民身份。但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应对新公民的入籍实施严格要求，如美国多年来的做法。

此外，欧洲国家还需要摆脱基于种族的国族认同观念。近20年前，叙利亚裔的德国学者巴萨姆·蒂比（Bassam Tibi）曾提议，将Leitkultur（主导文化）作为德国国族认同的新基础。他将Leitkultur定义为对平等和民主价值观的信仰，坚定地以启蒙运动的自由理想为基础。然而，左翼学者和政治家们纷纷反对，指责他认为这些价值观优于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左翼给伊斯兰主义者和极右翼民族主义者提供了不知不觉的安慰。但实际上，德国和其他主要欧洲国家迫切需要蒂比所提议的那种领导文化：这是允许土耳其裔的德国人将自己称为德国人，允许非洲裔的瑞典人将自己称为瑞典人的一种规范途径。

与欧洲相比，美国对移民的欢迎程度要高得多，部分原因在于其在历史早期就形成了一种“信条国族认同”。正如政治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指出的，你尽可说一个美国公民在某种程度上“不像美国人”，而丹麦公民则不能被描述为“不像丹麦人”，要说一个日本公民“不像日本人”，那简直是指控了。“美国主义”，而非种族，构成了一套信仰和生活方式。

福山认为，美国唯有恢复内战后出现的“信条国族认同”，才能继续从多样性中受益。要加强这种认同，必须推动国民为国服务（如参军或通过其他公共服务），强调承诺和牺牲的观念。如果这种国民服务的体制设计得当，它将强制年轻人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地区、种族和民族的群体一起工作，就像服兵役一样。与所有形式的共同牺牲一样，它会将新人融入国族文化。国民服务将成为古典共和主义的当代形式——鼓励美德和公共精神，而不只是让公民独自追求个人生活。

福山说，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以身份的方式思考自己和社会。但人们的身份既不是固定的，也并非生来写定。身份可用于区分，但也可用于凝聚。最终，它将成为当前民粹主义政治的解药。

作者：李纯一  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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