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推动自由贸易的美国总统

编者按：从历史的经验看，每当美国领导人对外选择开放的经济政策，对内积极解决产业的升级换代，美国经济就变得更强大，社会就变得更富裕。反之，当美国领导人将国际贸易视为零和游戏，短视地拥抱关税壁垒，相伴而来的总是经济的收缩和萧条。历史告诉人们，正是威尔逊、罗斯福、克林顿大力推进自由贸易，才使得美国在一战、二战、冷战结束后迅速变得更强大。当下美国倘若真的要“再次伟大”，搞贸易壁垒、贸易霸凌那一套，那么，“再次伟大”的门也没有。

作者：张国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

美国在20世纪不断走强，进而成为超级大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几次历史性关键时刻都做出了正确选择。在一战、二战及战后的多数时间里，美国坚持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就是典型的例证。

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以求建立和平、民族自决、正义的世界秩序方案，其中就包括取消贸易壁垒这一条。威尔逊本人也身体力行地倡导自由贸易。他卸任后，美国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的这一天，国际联盟在威尔逊主持下宣告正式成立，其使命是鼓励各国政府以和平手法解决国际争端。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最终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使其丧失了维持国际和平稳定的支持力量，但威尔逊对国际联盟的发展，对20世纪贸易全球化的第一次尝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经济危机中受命力挽狂澜的罗斯福总统，于1934年果断制定了《互惠贸易协定法》，以配合罗斯福新政。美国不久便恢复了元气，并且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巨头。此后，美国总统普遍将自由贸易视为复杂的外交策略中少数的双赢政策之一，直到特朗普上台为止。1939年，美国国务院最先提出，要成立一个新的世界组织以取代有缺陷的国际联盟，罗斯福最先使用“联合国”一词描述这个组织。《联合国宪章》明确提出，要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采取有监管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原则。这对后世影响极大，也使得自由贸易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与长期选择。

接下来是千日总统肯尼迪。1962年10月11日，肯尼迪经过9个月的博弈，终于促成并签署了国会通过的《贸易扩大法》。这被视为他个人的重大政治胜利，也被视为自由贸易的福音。肯尼迪的初衷，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如果美国想要增加出口，就必须大面积降低关税，这样才能在与欧洲以及苏联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法案在半个世纪后成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重要武器。

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更是对自由贸易推崇备至，多次赞扬自由贸易的好处。竞选总统期间，他就提出了“北美共同市场”的构想，入主白宫后更是签订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并推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自由贸易发展，从而为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开了好头。这一举措使多方受益，美国经济迅速走出滞胀，上演了“里根经济学”奇迹。美国的开放姿态使美中关系得到很好发展，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企业及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提供了诸多机会。

克林顿一直强调取消关税壁垒以实现自由贸易，他执政时期促成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在推动贸易全球化方面也取得一系列进展。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次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这些均具有世界性意义，也成为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动力，为美国赢得了“黄金八年”。

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会发现这些推动贸易全球化的美国总统的共同特点：认知有高度，行动有热度。他们认为，降低贸易壁垒对美国有利：有利于美国企业在世界各地投资，这最终会使美国消费者获利，比如享受低价的电视机和T恤衫；有利于美国对盟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也容易在海外找到新市场。他们的认知符合时代潮流，代表了世界的主流方向。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及其后的岁月，都为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实体经济受益，也使美国股市受益。里根与克林顿时期，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涨了10倍。在美国力主自由贸易的岁月里，其国际影响力与领导力也都是较强的。从威尔逊到罗斯福，从里根到克林顿，美国的国际话语权、领导力处在很强的位置。

美国历史学家对几位力主自由贸易的总统评价极高，罗斯福、威尔逊与里根被评为“伟大总统”；肯尼迪英年早逝，但在任期间，他的支持率是非常高的；克林顿若没有莱温斯基丑闻，也必然是接近“伟大总统”的。

作为相反的例子，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个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自由贸易的时期，即胡佛式逆潮流时期，是超级失败的。尽管胡佛故去近半个世纪，但只要出现金融危机或者贸易保护主义苗头时，他的名字就会被屡屡提及。

1929年胡佛上台后，美国股市暴跌，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会竟然通过了《1930年关税法案》，对进口商品征收前所未有的高关税。当时，1028名经济学家上书反对，但固执的胡佛还是签署了法案。他认为美国的危机来自于外部。面对经济衰退，很多国会议员认为应该采取一些行动保护本国企业，以安抚选民，赢得1930年的中期选举。这是该法案通过的一个政治原因，政客的自私和短视表现得淋漓尽致。

遗憾的是，胡佛及其政客们期待的效果并没有达到，反而引发了美国贸易伙伴的疯狂报复，欧洲各国先后实行进口管制。这样一来，通过扩大贸易恢复全球经济的希望在各国严格的外贸管制下破灭了，美国经济正式进入寒冬，世界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胡佛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对1929年的经济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30年关税法案》一经通过，股市开始下跌，一直持续到1932年。1929年，全球贸易额是360亿美元，1932年下降到120亿美元。后世经济学家评价该法案是美国国会对大萧条的“最大贡献”，是典型的经济愚昧，里根更是称之为“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贸易法”。

直到今天，该法案仍被认为是胡佛在任期内犯下的“最大错误”。它不仅摧毁了本该在冬日里互相取暖的国际阵营，催化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大萧条，从某种意义上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搭建起了舞台”，同时也留下了病根——只要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就会有人自觉不自觉地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而这些人最该牢记的，应是贸易保护主义救不了经济危机这一深刻教训，以及胡佛为此付出的政治代价。

历史告诉人们，正是威尔逊、罗斯福、克林顿大力推进自由贸易，才使得美国在一战、二战、冷战结束后迅速变得更强大。当下美国倘若真的要“再次伟大”，搞贸易壁垒、贸易霸凌那一套，那么，“再次伟大”的门也没有。而今，美国处在又一历史性关头。从历史经验看，美国总统选择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化总是利人利己的，而且获得较高的历史评价；反之，如果美国总统逆流而行，则不仅害了美国，害了别国，而且成为“伟大总统”一点可能都没有。威尔逊和罗斯福，把美国带入世界

一位是理想主义浓厚的“国际联盟之父”，一位是务实灵活的联合国缔造者，

他们使美国打破外交孤立主义，走向全球化

本刊记者冯璐

左：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年-1924年），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年-1945年），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

1911年秋天，55岁的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和29岁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第一次见面。在威尔逊的书房里，两人一见如故，话题从美国立法延伸到“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状况”。威尔逊对与自己政治观点高度契合的罗斯福颇有好感，相信这个出身望族的年轻人会一鸣惊人。罗斯福则是这样描述威尔逊的：“他有着冷峻的外表，又不失热情，有渊博的学识，又谦虚沉着。他不用情感，用理智就能使人完全折服。”他俩都没想到，日后两人都将登上美国总统宝座，在世界大战中打破外交孤立，成为美国全球化进程中的标杆式人物。

人类希望通过世界组织来追求和平与繁荣的理想既由来已久，也不会泯灭。从一战后威尔逊一手缔造的国际联盟，到二战后罗斯福主导建立的联合国，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努力都深蕴其中。在面对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这两任总统都重新定义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出了富有全球视野的美国经贸与外交之路。

一上台就着手降低关税

“如果抛开宗教信仰对他的影响，你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和了解威尔逊的。”一位知名学者谈及威尔逊时这样说道。

威尔逊是弗吉尼亚州一对以虔敬而闻名的牧师夫妇的儿子，童年时代在严肃的宗教氛围中度过。这使其终生都有强烈的推广自身价值观的“传教士情结”。

威尔逊少年时就广泛阅读政论书籍，把英国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当作人生偶像，并模仿他的语言风格参加校园辩论赛。代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格莱斯顿主张自由贸易和对外扩张，这对于威尔逊日后的执政理念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过，威尔逊并未很快开启政治生涯，而是先走上了学术道路。他的学生时代持续到29岁，随后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法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其间出版了《美国人民史》等数十本专著。从其学术作品不难看出，威尔逊主张美国积极参加世界事务并为企业对外竞争提供后盾。

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也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一个总统，只要他的能力允许，想在法律和道德方面成为多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就可以成为那样的一个人物。”他在一篇政论文章中如此写道，并实践了自己的说法。美国史学界认为，威尔逊是引领美国寻求世界影响力的伟人。

1913年3月，威尔逊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当时，美国经济发展迅猛，工业生产占到世界总产量的1/3，对海外市场的需求日趋强烈。从学者转型为总统的威尔逊顺应时代要求，一上台就着手降低关税，大大扩大了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领域。

在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威尔逊打破美国奉行了100多年的孤立主义政策。“没有人比我更关心把美国企业带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在我想成为政治家之前很久，我就关心这件事。我曾年复一年地鼓吹，美国要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中显示其智慧、技能、进取心和影响。”威尔逊1914年在费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收获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烈的掌声。在他演讲前1个月，奥匈帝国王储在萨拉热窝遇刺，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正在走向瓦解。威尔逊预感到了黄金时代的来临，并确信美国应成为世界的领袖。

历史给了威尔逊引领扩张的绝佳时机。美国战时经济发展速度惊人，威尔逊形容称，赚的钱已经多到“胀破上衣”的程度。191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约为249亿美元，到1919年增长为639亿美元。同期，美国的百万富翁增加了1.7万人。美国公司的净收益也从1912年的38亿美元猛增至1917年的105亿美元。

到了1917年4月，各路列强在一战中精疲力尽，威尔逊大手一挥，宣布美国参战。“不是因为我们要选择加入，而是因为我国人民的天赋才能、我国实力的增长，我们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了，而在你成为决定性因素的时候，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就不能保持孤立了。”威尔逊如是说。尽管此时的他忙于国内政务，但仍坚持认为，自己应该放眼全球，给辉煌的战时经济推波助澜。

为了推动美国商业势力进一步走向全球，威尔逊呼吁美国商人要拥有国际视野，鼓励美国公司组成对外贸易的联合组织，还振臂高呼:“金融领导地位将属于我们，工业首要地位将属于我们，贸易优势将属于我们，世界上其他国家期望我们给予领导和指引，一切害怕竞争的人必须靠后站！”

把商业自由写入“世界蓝图”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前排右一）与参会的其他国家领导人。

1918年冬，一战接近尾声，威尔逊决定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新秩序。他把理想写在被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原则”里，在人类文明史上刻下了浓重的一笔。具体内容有公开外交、公海自由、国际贸易机会均等、缩减军备、给欧洲少数民族以自决权、建立国际联盟等。

在国际贸易方面，“十四点原则”要求各国尽可能地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这隐含着威尔逊设计的世界蓝图的两个基本要素：商业自由和国际门户开放。

很快，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理念从美洲传到了硝烟弥漫的欧洲，迎合了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民众的心理。1918年11月11日，交战双方口头上赞同“十四点原则”，一战宣告结束。随着枪炮声停止，威尔逊被赋予“世界和平使者”的称呼。

在此前4年间，欧洲各国用大炮和毒气互相杀戮，深受战争之苦的欧洲人从威尔逊绘制的蓝图中看到希望：这将是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保证世界长久和平的体系即将建立。他们将威尔逊看作“救世主”，甚至用威尔逊的名字给街道、建筑和子女起名。在这样的热烈氛围中，怀有宗教式使命感的威尔逊带着雪片般纷至沓来的电报和信函，乘坐“乔治·华盛顿号”轮船前往巴黎参加和谈，成为首位在任内出访欧洲的美国总统。

轮船在大西洋上航行了9天，身材魁梧的威尔逊时常站在甲板上凝望远方。他习惯性地紧绷着脸，仿佛为如海浪般游移不定的国际局势感到焦虑。不过，随着时间推进，前方的雾霭逐渐消散。他几乎可以看到布雷斯特海港的欢迎旗帜，礼炮声和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也越来越清晰。当威尔逊乘车前往巴黎时，夹道欢迎的人群涌动如潮，一向神情严肃的他不由微笑起来。欧洲大地命运多舛，威尔逊满怀着为全人类效劳的崇高愿望，左右挥动着礼帽，仿佛在向世界致意。

作为巴黎和会三巨头之一，威尔逊带着“十四点原则”参加了1919年1月18日开启的谈判，以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国际秩序。因美、英、法、日、意等国的目标各不一致，每个决定都要经过多轮“不愉快的妥协”方能达成。这被后人称为“美国式理想主义和欧洲式偏执狂之间的脆弱妥协”。

各方辩论如马拉松般持续了好几个月。威尔逊坚持先按“十四点原则”的最后一条订立国际联盟盟约，然后坐在国联会议桌旁讨论各国利益。其他参与谈判的国家领导人认为，威尔逊应放弃荒唐妄想，先讨论眼前的战争赔偿事宜，巩固现实秩序，把海市蜃楼般的“持久和平”暂搁一旁。

不过，威尔逊宁可离开巴黎和会，也绝不妥协退让。在他看来，自由贸易可以缓和国家间的敌对竞争并促进经济繁荣，而国际联盟就是一个通过集体安全来保证自由贸易体制顺利实施的机构。可以说，国际联盟饱含着威尔逊的心血和理想。他的原则是，只要把国联计划作为《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威尔逊不要赔款和领土，而是铁了心要将世界秩序纳入他精心设计的国际联盟体制之中。

经过26次修改，国际联盟盟约于1919年4月28日通过，成为6月28日签字的《凡尔赛和约》的一个章节。然而，当62岁的威尔逊带着以巨大政治代价换来的国际联盟盟约回到美国时，谴责和反对声淹没了他炙热的理想。不少美国保守议员担心会被迫参加军事行动或约束宣战权，因此反对加入国联；还有民众抱怨，威尔逊应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优先想到美国人，而不是一心只想成为乌托邦的奠基者。

威尔逊辛苦筹划了国联，美国自家却拒绝加入，急得他四处发表艰难而无益的巡回演说，简直是在进行一种殉道般的追求。当他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发表完推广国联的第四十次演讲后，终于不堪疲惫，昏倒在地。他遭遇了一次极为严重的中风，导致左半身不遂。但他仍无法歇息，各种灾难性消息一一袭来。他重病时期，正是参议院对《凡尔赛和约》最终表决的重要关头。就在表决前两天，威尔逊依旧踌躇满志：“宁肯战败千次，也绝不为不光荣的妥协而朝三暮四。”但他的理想落空了，美国终究没有加入国联，组织领导权最终落入英法之手。

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和约》正式生效，国际联盟宣告成立。威尔逊不久后离开政治舞台，搬到华盛顿使馆区一幢朴素的楼房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尽管如此，威尔逊仍被称为“国际联盟之父”，被授予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在威尔逊任内，美国国力蒸蒸日上，一跃成为世界债主，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有学者认为，国际联盟使美国一度跃上时代潮头，给后继者留下一笔全球化浪潮的重要遗产。在威尔逊之后，美国问鼎“世界领袖”，在主张全球化时充满使命感。这些都被打上了“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深刻烙印。

谈了30多个贸易自由化协定

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左）与内政部长哈罗德·L·伊克斯（中）、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右)乘坐一辆汽车。当时正值罗斯福新政初期。

在威尔逊以后的美国总统中，与其联系最密切的是在他去世后不到10年入主白宫的罗斯福。由于同样打破孤立主义和倡导全球化，罗斯福被看作是威尔逊的忠实“信徒”。他特意将威尔逊当年起草盟约的桌子运回自己位于纽约州海德公园镇的家中。

1933年3月4日，51岁的罗斯福在冷雨潇潇的华盛顿宣誓就任总统。当时正值大萧条席卷美国，股市暴跌，到处是失业、破产、倒闭。无数沮丧无助的美国人在寒风中听到了罗斯福笃定而热情的声音：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罗斯福是一名灵活的现实主义者。即便面对重重困境，他也总能在愉悦的神情背后保持一份超然的宁静。他一上任就密集制定了货币管理、商业津贴等15项重要政策，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立法时期：美国已在谷底，但能向上攀登。有媒体评论说，从来没有哪位总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令人觉得如此充满希望。

在自由贸易方面，罗斯福打破前任胡佛设置的关税壁垒，制定了基于互惠国贸易基础上的降低关税政策。1934年，罗斯福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授权行政部门与其他国家谈判，以取得双边关税减让协议的权力。1934年至1945年，美国与其他国家完成了30多个双边贸易自由化协定谈判。“贸易自由化会刺激经济增长，低关税能让国家重回繁荣”成了当时的主流观点。

在罗斯福看来，美国经济繁荣要依靠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合作。为尽快走出大萧条，罗斯福甚至小心翼翼地尝试和苏联人谈判外贸事宜，并于1933年11月17日正式承认苏联，结束了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拒不承认苏联长达16年之久的历史；苏联也很快成为美国出口商品的庞大市场。

维持银行信用、刺激对外贸易……逐步升级的有力措施逐渐取得实效。1933年至1935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396亿美元上升到568亿美元。1936年，罗斯福第一个任期终了，面对国民收入50%的增幅，他欣慰地描绘说：“此时此刻，工厂机器齐鸣，市场一片繁荣，银行信用坚挺，车船满载客货往来奔驰……”

孤立主义再也无法主宰美国的外交思想

到1938年，罗斯福无法全神贯注于国内事务了。由于战争风云正从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席卷而来，他必须将目光投向外来的危险和美国的防务。毕竟，国内经济与国际环境唇齿相依。

当时，法西斯势力掀起的惊涛骇浪危及人类和平。许多美国人却倾心对付大萧条引起的危难，沉浸在浓厚的孤立主义氛围中。罗斯福曾目睹威尔逊执着于政治理念而昧于世情，最终在失败氛围中结束政治生涯；他像观看古希腊悲剧的观众一样感到无能为力。而如今，面临相似的情境，罗斯福决定吸取偶像当年的教训，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带领美国转向国际主义轨道。

从1939年开始，罗斯福多次说服国会修改中立法，终于使国会勉强同意废除武器禁运条款。随后，他以退为进，用亲切的“炉边谈话”让美国民众相信租借法案可以令美国避免卷入战争。人们逐渐接受了美国无法“独善其身”的理念，投入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中。人们选择相信罗斯福，部分源于经济的上行：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910亿美元，二战结束时高达 2150亿美元。

1941年夏，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北部的军舰上举行会议，联合发表《大西洋宪章》，其间贯穿着民族自决、自由贸易等字眼，勾勒出一个国际和平组织的轮廓。按罗斯福的设想，这个组织不可或缺，将成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并持久地发挥影响力的平台。次年元旦，在罗斯福的倡导下，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美国白宫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建立战后“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的设想被广泛接受。罗斯福本人被看作是联合国家“总司令”。

当1943年的新年钟声响起时，罗斯福仿佛已经看到了反法西斯联盟的曙光。在白宫二楼的长方形大厅里，二战大片《卡萨布兰卡》的主题曲循环播放，罗斯福手执香槟酒杯，提议朋友和家人一起为联合国家的胜利干杯。

和威尔逊一样，罗斯福对美国的领导使命深信不疑。他不止一次对身边人说：“美国不得不出面领导，帮助解决其他国家间的分歧，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美国是能在世界局势中缔造和平的唯一的大国！这是一项伟大的职责！”

1944年夏，在罗斯福的邀请下，美苏英和中美英三国会议先后于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建议未来的国际组织名称为“联合国”，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等主要机构的组织和职权。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旧金山举行，美国作为东道国，最后一个签字。然而，手执签字笔的并不是罗斯福，而是他的继任者杜鲁门——两个多月前，罗斯福因突发脑溢血离世。

1945年6月，美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宪章会议，阿瑟·范登堡签署协议。《联合国宪章》明确提出，要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采取有监管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原则。

1947年通过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使得美国应税商品的关税平均下降了21%，进一步打破了贸易壁垒。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逐渐形成。

威尔逊主张成立的国际联盟于1946年宣告解散，其财产和档案全部移交给联合国。在新的旗帜下，威尔逊时期提出的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等主张均成现实。美国也以联合国为新起点，逐步重塑世界贸易格局。尽管在美国海外扩张受挫或国内问题突出时，孤立主义偶尔还会有所抬头，但再也无法主宰美国的外交思想。

正如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逊在《罗斯福传记》中所写：“他推翻的先例比任何人都多，砸烂的古老结构比任何人都多，对美国整个面貌的改变比任何人都要迅猛而激烈。”二战胜利后，美国综合国力达到巅峰。在纽约的曼哈顿区，有一座玻璃幕墙建筑，它就是联合国总部。正是罗斯福开辟的这块人类共有的“国际领土”，使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得以确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没有罗斯福的全球化视野，就没有美国今天的国际地位。

“经济总统”克林顿打开美中贸易新大门

他认为开放贸易符合美国利益，在任期间落实北美自贸协定，

解决中国入世最大障碍

本刊驻美国特派记者 王如君

白宫谁当家？经济是关键。每次大选，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经济政策都备受关注。1992年，比尔·克林顿凭着他所描绘的美妙经济前景，把声望较高的老布什拉下了马；2000年，小布什喊出响亮的“减税”口号，险胜实力不弱的戈尔；2008年，奥巴马高举“变革”大旗，发誓要给美国经济带来“希望”，顺利入主白宫。

2017年1月20日，身家数十亿美元的房地产商兼脱口秀明星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拉开了一台“政治素人”主政美国的大戏。他高举“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大旗，美国老百姓本以为“特朗普做生意是把好手，治理国家自然也有高招”。但未成想，不到两年，特朗普奇招迭出，退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球移民协议》、《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全面协议》等，还跟欧盟、日本、墨西哥以及中国等开打贸易战，搅得世界不得安宁。在国内，特朗普指责政敌是骗子、媒体在撒谎，自身团队也不断走马换将。如今，“通俄门”调查走向深入，服务特朗普多年的律师科恩及前竞选班子主管马纳福特双双认罪，尤其是特朗普集团财务主管魏赛尔贝格也在检方同意免于起诉的条件下，交代了特朗普性丑闻封口费的信息。美国媒体普遍认为，魏赛尔贝格为特朗普集团管理财务长达几十年，对特朗普过去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一旦魏赛尔贝格和盘托出，对特朗普而言，“潘多拉盒子”大概也真的就打开了。

如此关头，人们不禁想到前总统克林顿。虽说当年他也是桃色丑闻缠身，因与女实习生莱温斯基有染而险遭弹劾，但其政绩尤其是经济成绩没得说。克林顿在执政期间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经济繁荣最长的纪录，不仅让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变为盈余，而且推动“新经济”迅猛发展，让美国在信息革命和互联网产业浪潮中再拔头筹。

“穷小子”打经济牌进白宫

与特朗普“含着金钥匙”来到这个世界不同，克林顿是地地道道的穷光蛋。他是一个汽车推销员的遗腹子，生父28岁就死于车祸，母亲凯莉是个护士，脾气不好，继父又是个酒鬼和赌徒。克林顿小时候基本上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夫人希拉里后来曾说，当年凯莉“曾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伤害自己的儿子”。

克林顿天生是个学霸，青年时期就以杰出学生之名受到过时任总统肯尼迪（右）接见。

但克林顿天生是个学霸，青年时期就以杰出学生之名受到过时任总统肯尼迪接见。那张青涩的克林顿和光芒四射的肯尼迪握手的照片历来为人称道。大学期间，克林顿一向是各种奖学金的得主，从乔治敦大学、牛津大学到耶鲁大学，实现了从穷小子向青年才俊的华丽转身。后来克林顿投身政界，当上了阿肯色州的州长。

虽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阿肯色州，克林顿是个人物，但在全美范围他还是名不见经传。1992年总统大选，当时的环境有利于共和党，里根当了8年总统，老布什也干了4年，他们搞垮了苏联，推倒了柏林墙，打败了萨达姆……挟如日中天的声望，老布什与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的对决，被当时美国媒体称为“一个巨人和七个小矮人的战争”，而克林顿就是那七个小矮人中的一个。

然而，老布什在国际事务中赢得赞誉，在国内经济方面却有软肋。克林顿打败了民主党其他总统竞选人，拿下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然后，他扛起振兴经济的大旗，与老布什展开了一场“政治绝杀”。

在经历里根、老布什主政白宫12年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三高”和“三低”。“三高”即高债务赤字、高外贸逆差、高失业率，“三低”是人均GDP增速低、制造业生产低、经济竞争力低。到1991年，美国更出现了1.2%的负增长，创下了战后经济增长率最低纪录。里根当政时刺激经济过度，给老布什留下了巨大的国债和财政赤字。面对难题，老布什在1990年屈从于国会压力，同意增加税收。要知道，减税历来是共和党竞选和执政的政策利器，老布什在1988年竞选总统时曾高喊，“请看我的嘴，决不增税”。可时移事易，从1990年开始，美国经济下滑趋势愈演愈烈，公司和个人大量破产，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日益绝望，老布什政府提不出改善经济的新药方，承诺化为泡影，可信度在选民心目中大打折扣。

克林顿虽说是个“政治矮子”，但他迅速抓住了老布什的要害，在竞选时就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他将经济牌打得倍儿响，加上其富有亲和力的相貌，会讲故事的好口才，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青年时代的克林顿夫妇。

最终，富有个人魅力的克林顿打败了政坛宿将老布什，于1993年1月20日宣誓成为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这位美国草根出身的总统，在就职演讲中发出响亮的誓言：“今天，我们一起庆祝美国复兴这个谜一样的事情。这个仪式在隆冬举行，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和展现出的新面貌，将促使春天早日到来。”

一上任就落实北美自贸协定

年富力强的克林顿不仅给美国政坛带来一股朝气蓬勃的新风，还雄心勃勃地要在全球化进程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他说：“全球市场的崛起削弱了各国政府控制自身经济的能力。这个问题的答案既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保护主义，而是第三种方式：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和制度，以确保全球化能与更高的生活水平、保障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同步进行。”他认为，美国领导层“应该谈判具体的多边协议以应对特定的环境威胁，而不是限制贸易”。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就体现了克林顿的这一思考。这个贸易区最早源自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美加自由贸易区，1992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领导人又经过长期磋商，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递交各自的立法机构批准。

虽然协定是老布什时期签署的，但克林顿的积极推动是北美自贸区最终落实的重要原因。早在总统竞选辩论时，克林顿就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当时老布什表示，自由贸易可以增加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更需要扩大出口来振兴经济，更需要自贸协定。而克林顿说：“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做到重新教育和训练失业的美国工人，那么（自贸协定）利大于弊。”克林顿上台后，美国国会受到劳工和环保组织的压力，后者称该协定会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产业空心化。克林顿则在国会发表演讲，陈述协定的好处，又与墨加两国进行劳工和环境等附加协定谈判，最终使协定获批，并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

北美自贸协定是世界上第一个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与两个发达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效应，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北美自贸区成员国综合国力和市场成熟程度差距很大，经济上的互补性较强。自贸区成立后第一个十年，成员国之间的货物贸易额增长迅速，三边贸易额从1993年的3060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6210亿美元。这个协定帮助企业重组其北美大陆供应链，使美国的汽车制造等行业更具全球竞争力。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也受益明显。1993年至2002年，墨西哥对美加的出口额都翻了一番，在美国贸易中的比重也大幅度提高。可以说，三国都从北美自贸区获利丰厚。

值得一提的是，里根、老布什时代曾推出美国对外贸易的两大变革：一是重心由“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以“公平贸易”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二是由多边主义转向双边主义，以双边促多边。克林顿并没有完全否定里根、老布什的政策，但又有所区别。他强调要提高本国竞争力，把扩大出口视为提高美国工人工资、振兴美国经济的必由之路。为打开国际市场，他不惜挥舞“制裁”大棒，但也积极实施“国家出口战略”。1993年，克林顿确定了半导体、电脑、通信、环境保护、咨询软件工业及服务业等六大重点出口产业，通过减少出口管制、开拓新兴市场、提供贸易融资、设立中小企业出口协助中心等方式，有力推动了美国外贸发展。1992年到1996年，美国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6.2%，高于全球5%的平均速度。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绝对是共赢”

1998年6月28日，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与夫人希拉里、女儿切尔西在北京游览长城。

克林顿推动了全球范围内降低关税壁垒。他的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后来说：“克林顿时期谈判完成的关税减让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就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减税。”

自由贸易理论是西方国家自由竞争时期的产物。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为，自由贸易是各个文明都能经济发达的原因。亚当·斯密说，增加贸易是埃及﹑希腊等地中海文化体蓬勃兴旺的原因，也是中国繁荣的原因。二战以后，在西方主导下推出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明文规定降低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美国宪法规定，不可对商业活动设置任何阻碍，这适用于美国所有的州。所以，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实体。但在实际执行中，美国政府历来是在有利于自身的领域实行自由贸易，不利于己的领域则采取贸易保护。

克林顿上台后，积极推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于1994年4月签署最终协议。乌拉圭回合谈判取得了三大成果：一是强化了多边体制，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二是进一步改善了货物和服务业市场准入的条件，关税水平进一步下降。三是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建立世贸组织，美国起初反对，最终作了让步。1995年1月1日，也就是克林顿执政中期，世贸组织正式开始运作，其基本原则是通过实施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来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

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顺利成为关贸总协定成员。1986年，中国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随后展开了一轮又一轮艰苦谈判。克林顿执政期间，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持积极态度。1995年7月，世贸组织接纳中国为观察员，中国也努力争取尽早加入世贸组织。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问华盛顿，亲自同美方谈判，但随后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关系趋冷，中国入世遇挫。数月后，双方谈判再次启动，最终于1999年11月15日签署了双边协议，使入世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谈判的最终成功铺平了道路。2000年5月，美国众议院批准了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协议。2000年9月，美国参议院批准该协议。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克林顿曾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向国会和公众阐明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对美国的好处。他说，如果投票反对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美国将失去就业机会，因为美国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竞争对手“将占领我们本来可以服务的中国市场”。“我们必须再次理解说‘不’的后果：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产品卖给中国，他人就会介入，接下来的20年里，我们会不断反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把我们协商好的利益交给别人。”

克林顿是有远见的。中国入世，中美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货物进口总额从2001年的2400多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9万亿美元，同期中国服务贸易进口从393亿美元增至4676亿美元，年均增长16.7%。201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30%。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绝对是共赢，不仅是中国赢了，美国赢了，欧洲赢了，发展中国家都赢了。

对一些人认为“美国吃了亏”的看法，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表示，这是“我们自身的问题造成的”。中国入世后，美国在很多方面没有改进，未能提高贸易竞争力。“对美国来讲不能说输，而是我们没有能够像中国一样抓住机会”。

发展“新经济”提升美国竞争力

克林顿执政时期，基本实现零通胀下的充分就业，而更深刻的变化来自增长机制——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通过技术创新，用新供应来刺激新需求，再用新需求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这被称为“新经济”。按照《商业周刊》的解释，“新经济”是一种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面向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克林顿在1995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美国人民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他认为，应对竞争的方法不是搞贸易保护主义，而是提高美国自身的竞争力。他摈弃了带来滞胀的“里根经济学”，提出了力主变革的一揽子经济复兴计划，采取更为实用的做法，不仅吸收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高招，同时采纳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精华。全新的“克林顿经济学”取代了“里根经济学”，既反对完全自由放任的政府，又反对过度干预的政府。

当政第一年，克林顿在国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财政预算计划，大幅增加美国最富阶层税收，削减政府部门开支，大幅增加低薪阶层的退税。随后，一系列干预经济的政策出台，增加政府投资，增加公共服务，为中下层民众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高收入家庭增税，提高最低工资，改革医疗保险制度，等等。

有专家总结，克林顿时期的经济政策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财政政策，大力消减财政赤字，实施有增有减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投资推动经济转型。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刺激了投资市场的繁荣。二是实行稳定连续的货币政策，坚决制止通货膨胀，保证经济在低通胀水平下持久增长，保障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三是贸易政策，加强经济外交，实行以开拓国外市场为核心的贸易政策并且扩大出口。贸易增长大大带动了经济繁荣。四是技术政策，由间接促进产业技术发展转向直接发展产业技术。在他任上，实施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全球电子商务框架等战略，有力地引导了信息产业的成长。

克林顿当政8年，最亮眼的政绩就是经济。在他执政期间，美国经济始终保持扩张和繁荣，创下了新纪录。以1997年为例，当时美国经济增长率达到3.9%，失业率由1992年的7.3%降至4.7%，为24年来的最低，通胀率由1992年的2.9%降至1.7%，财政赤字从1992年的2900亿美元降至220亿美元。道琼斯指数则一路狂飙，到1998年底已突破9000点大关。整个美国的经济呈现低通胀与高增长并存的局势，与上世纪80年代的滞胀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为可贵的是美国企业利润大增。一大批效益远超传统企业的高科技企业如苹果、康柏、戴尔、英特尔、微软等脱颖而出，生物工程技术也蓬勃发展，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不断出现，在基因研究和人类基因研究上也实现了重大突破。

克林顿通过发展“新经济”，确保了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强国地位，让美国人的自信心倍增。难怪有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人心目中最受欢迎的总统第一是林肯，其次是里根，克林顿居第三，而在在世总统中，克林顿最受欢迎。

总统智囊基辛格为开放贸易辩护

本刊记者 凌云

1975年，基辛格坐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里。

在美国政坛，亨利·基辛格被称为常青树。肯尼迪执政之初，读了哈佛教授基辛格的新书《选择的必要性》，邀他出任白宫顾问。那时基辛格还书生气十足，给肯尼迪提出的建议多为长篇大论的学术意见。到1962年中，两人就“拆伙”了。基辛格说“双方都松了口气”。但没过几年，他就真正进入了美国政治决策圈。

1969年，基辛格出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至1977年任尼克松和福特的国务卿，成为美国外交圈核心人物。里根和老布什时代，他被任命为中美洲问题两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并且是外交情报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等智囊机构成员。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时代，他连续16年担任防务政策委员会委员。尽管两党轮流执政让身为共和党人的基辛格政治影响力也有所起伏，但他从未远离美国总统的视野。无论谁上台，都会向基辛格讨教一二。

中国人所熟悉的基辛格，是一个“现实派”的地缘政治大师，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以一场充满戏剧性的秘密外交开启了美中关系的新时代，并在此后的许多年一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在美国人眼中，基辛格则是个权谋高手，行事秘而不宣，追求左右逢源。

在白宫生涯回忆录中，基辛格提出“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他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并且由于他在美国政坛“左右逢源”的超然地位，往往能够在一些关键时刻发挥独特的作用。

为北美自贸协定摇旗呐喊

1992年4月的一天，基辛格和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在华盛顿主持了一场研讨会。洛克菲勒呼吁与会的工商界人士支持８年内在整个美洲大陆建立自贸区，而基辛格说得更具体，一定要在当年大选投票日前完成北美自贸协定。

作为共和党人，基辛格那时支持的是老布什。而老布什也相信北美自贸协定会给美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并由此增加他的选票。他告诉支持者：“我已经指示（美国的）谈判代表加快工作。我相信能够在选举前达成一个合情合理的协定。一个好协定一旦准备就绪，我就会签署。”老布什确实签了协定，但他在大选中败给了克林顿。

但是，基辛格并没有因为政局变化而改变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1993年7月18日，就在克林顿争取国会批准北美自贸协定的关键时刻，基辛格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称，北美自贸协定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连接在一起。这个自贸区有3.7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６万亿美元，代表了“冷战结束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最具创造性的一步”。

当时，美国公众对北美自贸协定并不了解。用基辛格的话说，大约半数的美国人根本没有听说过它，所以克林顿要“教育公众”理解北美自贸协定的意义。当然，基辛格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解读这种意义，并把通过这个协定来繁荣西半球视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关键。他说，冷战结束后，随着以往意识形态挑战的消弭，传统的民族主义模式显现，冷战后的世界出现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紧张局势相似的激烈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西半球的发展对全球秩序至关重要。

基辛格分析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说，各国的国有企业正在私有化，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经济管理模式被以出口为导向的、欢迎外国投资并支持开放的贸易系统模式取代，并称新的国际秩序是“立足于合作的”。在这个意义上，北美自贸协定“不是传统的贸易协定，而是新国际体系的架构”。

基辛格也不愧为资深的总统智囊。他给克林顿“支招”说，作为民选的美国领导人，克林顿应该把北美自贸协定放在一个更广的战略框架下，并向国会和公众说明为什么它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不要让北美自贸协定被对手描绘成单纯的经济问题解决方案。而取得突破的关键是要得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同支持，北美自贸协定又正体现了这种两党合作。这个协定的主体部分是老布什时代达成的，补充协定则在克林顿时代完成，这正体现了两党团结。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美国查普曼大学终身教授的贾文山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基辛格善于把握政治力量的平衡，善于掌握时机。而克林顿是一个善于倾听专家意见、善于任用精英的领导人。北美自贸协定的通过，一定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进言和倾听的结果。

重视美中经贸关系的积极作用

《基辛格传》的作者尼尔·弗格森曾经以“人际网络构建者”来形容基辛格。他认为，基辛格的成功不仅仅要归功于他过人的才智与顽强的意志，也应归功于他建立与维护人际网络的卓越才能。多年来，基辛格关注中国，自称专长是“认识中国的每一代领导人”，并对“中国思想和中国人民有浓厚的兴趣”。正是基于这种了解，他重视美中经贸关系的积极作用。

熟悉中国的基辛格，在88岁高龄时出版了《论中国》一书，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包括理解美中经贸交往的漫长历史。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带着一船中国货物返回刚刚取得独立的美国，乔治·华盛顿买了这条船带回的一些中国瓷器。此后40多年，美国对华贸易额迅速增加，排在英国之后位列第二。到抗战期间，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美国向中国提供了不少物资援助。但到1971年7月基辛格搭乘巴基斯坦民航飞机来到北京时，美中处在彼此隔绝的状态。基辛格向中国记者回忆，那时候“中国被认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经济关系，没有人员互访，美国大众对中国是敌视的”。

从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美中建交，政治关系的突破并未马上带来经贸升温。基辛格说，两国建交后的两三年里，美中贸易额还不如美国与小国洪都拉斯的贸易额。上世纪90年代，两国经贸关系在曲折中发展。1997年，克林顿政府促成国会通过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1999年达成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自那时起，美中贸易额出现几何倍数的增长，到2017年已达5836.97亿美元。

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繁荣，对此基辛格是乐观看待的。早在1982年，他到中国进行私人访问，与邓小平就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交流。基辛格回忆，当时邓小平号召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先进技术，鼓励派出留学生，这些新理念都让他印象深刻。后来，基辛格称赞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人物之一”。1995年，基辛格率团访华，当时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已是1978年的3倍。基辛格认为，中国正加速融入国际社会。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堡垒”。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辛格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阻止了全球经济的下滑。

美国的选择影响世界

2014年，基辛格在纽约邀请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一行午宴时，围绕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进行了对话。当时基辛格表示，自己最担心、思考最多的是世界秩序所发生的变化。他说，19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欧美，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亚太，亚洲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持续增长。

基辛格数年前就谈到过美中贸易摩擦问题，他当时的看法是务实的，直到现在看也并不过时。他说，国与国间的贸易摩擦不可避免，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会持续，但“以我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理解，中国也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更加依赖于消费而不是出口”。

可以看出，基辛格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持有乐观的态度。他将中国、美国、印度、巴西视为未来全球经济的新引擎。他说，美国经济的基础正在发生根本的转换，从能源纯进口国变为能源富余国，这会对经济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汽油变得更便宜，缓解了美国制造业的高成本困扰，美国也有可能成为低成本工业制品的生产者，“这在几十年内将得以实现”。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美国领导人的选择非常重要。基辛格曾说：“中国的选择将影响和改变世界。美国必须考虑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可以维持现存秩序，并需要构思未来的世界秩序。”其实，美国的选择也同样将影响世界。从历史的经验看，每当美国领导人对外选择开放的经济政策，对内积极解决产业的升级换代，美国经济就变得更强大，社会就变得更富裕。反之，当美国领导人将国际贸易视为零和游戏，短视地拥抱关税壁垒，相伴而来的总是经济的收缩和萧条。

基辛格不止一次强调，美中合作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双方应把友好与合作作为共同目标，并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作为一个15岁移民美国、二战中在美国陆军服役、执掌过美国外交的德裔犹太人，他对美国利益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正因如此，他对美中合作的强调才更值得一听。这对中国是好事，对美国更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