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爆：中国的1964丨张爱萍面对《文汇报》记者郑重，压下了送来审核的大样……

54年前的今天，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4年前的今天，2014年10月16日，《报》用8个版面的特别报道纪念中国原子弹爆炸50周年。

一次跨越数年的采访，一叠几十万字的日记，一篇未能发出的长篇通讯。稿件以出刊前大样的形式被保存下来，最上方记载着成稿日期：1981年12月31日。标题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记》。

作者郑重，《报》老报人，今年80岁了，满头银发。他小心翼翼地从信封中抽出大样纸，上了年头的纸张虽然泛黄发脆，但并无折角和破损，连空白处的修改意见都历历在目——这些都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将军亲笔写下的修改意见。1982年年初，郑重揣着大样，亲自前往张爱萍的办公室交给他审稿，将军仔细看过稿件，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但最终要求压下不发。

理由是“保密”。张爱萍说：“文中涉及的一些细节，看似无关紧要，但懂行者便能从中推算出我国原子弹的数据。”

稿件虽然未能见报，但将军仍然给郑重送去了2幅字，内容是以运载火箭为题的诗，诗是将军自己赋的，又亲自泼墨书写，赠予记者，以表感激。

1981年，郑重决心对“两弹一星”工程进行深入的采访报道，他通过朋友联系到国防科工委，获得允诺，并在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办公室主任周吉一的牵线下，开始正式采访。

他在日记中记下采访的内容和心得。几十万字的日记中，有不少反映了他对“保密”的担忧：“我是最害怕保密之类的规定。我们将来的工作都要公开的，这样严格的保密要求，被采访的人不会和我们谈，我能采访到的东西，也不会让我们随便写。”“自采访以来，可以说所有被采访的人，只谈技术，不谈自己具体做了哪些事。没有细节，人物又如何能突出呢？”

尽管采访不易，又遭遇了“毙稿”，但郑重始终没有舍弃这一领域。从1981年到1985年，他辗转前往北京、四川，采访了上百名原子弹工程的领导、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头一年，我是和同事水谓亭一块儿采访的。后来，他渐渐脱身，转去做其它工作了，但我仍然把这件事坚持做了下去。”郑重说。当邓稼先身患癌症住院时，郑重也前往病房采访，并在1986年发表了关于邓老的报告文学《他拥抱地球，也拥抱原子弹》。

他记得邓稼先曾为他推荐过《现在可以说了》，那是一本如实报告了美国制造原子弹经过的书。邓老对郑重说：“你耐心等待，等待‘现在可以说了’。”

如今，能说出来的那一天终于到了。这一叠尘封了二十多年的日记，记载了当事人对原子弹工程始末的讲述，生动还原了那段令国人骄傲的往事。限于篇幅，我们只择取了对最重要的几位人物的访谈：中国核物理专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核武器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第二工业机械部副部长李觉，化工与核能专家、中科院院士姜圣阶和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事实上，还有更多没有展现出来的篇幅，记录着在原子弹工程中贡献一生的科研人员，尽管默默无闻，却仍然不失伟大。

1981年1月23日于北京某研究所

今天安排我们访问王淦昌，激动得心跳加快。在物理学界，他是何等重要的人物啊。

1978年9月中国物理学会在庐山举行年会，我就认识了他。他的个子不高，方方的面孔，白晰的皮肤，微微有秃顶，使得本来柔软的头发更稀疏了。他无论出现在哪里，总有一群青年人围着他，有的喊他“王老师”，有的喊他“王先生”，不断向他提出问题，他又总是慢言细语地和青年人交谈。我随着他和一些青年爬过五老峰，看过人字瀑，一路上都是在求学问道。

王淦昌是一位不会寒暄的科学家，一见面他就自豪地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我们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就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

王淦昌和我们谈了他生命经历中的几个片段：

1956年，我奉命去苏联，到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这个研究所就在莫斯科近郊。在这个研究所，我们首先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斥夸克的反粒子。1960年底，我们回来后,就在这个所等待安排工作。

据我所知，在苏联杜布纳研究所，王淦昌担任副所长，回来后就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从此隐姓埋名，似乎在科学界的视线中消失了。

王淦昌给我讲了他生命中的另一段经历，是留学德国的事。

他说：我在德国留学时，正是近代物理大发现的时候，学术空气特别活跃，玻特和他的学生贝克，用放射性钋所放出的α粒子轰击铍核，发现了很强的贯穿辐射，他们把这种辐射称之为γ辐射。我就向导师梅特涅提出，玻特是用计数器做的探测器，如果把实验改变一下，用云雾室来做实验，或许能弄清楚这种射线的性质。但老师要我做一个栽树的人，不要做摘果子的人，要栽一棵自己的树。我当时也感到老师说得对，要想当一名有成就的科学家，不能重复别人的实验。但在1932年，另一位科学家查德威克用云雾室、高压电离室和计数器独立进行了这项试验，证实这种贯穿辐射是中性粒子流，这种粒子流就是中子。1935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授给了中子发现者查德威克。

我说：这个诺贝尔物理奖应该发给你的。

王淦昌摇摇头，说：不能这样说，我虽然想到了云雾室实验，如果真的做了这项实验，能不能敏锐地发现中子，这就很难了。

我们被这些故事吸引着，还没有请他谈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他的话题一转，说：你们是从上海来，上海应该有反应堆，我们已经给他们设计了，上面不给钱，反应堆就没有搞起来。交通大学有反应堆专业，但学生没有地方实习，怎能提高教学质量呢。我们原子弹虽然爆炸了，但研究的工作越来越落后，差距不是一点点，而是很大……好了，好了，谈下去人家又说我发牢骚了。不谈了，不谈了。

1981年1月28日于北京木樨地王淦昌家

和水渭亭乘车南归，回家过年了。这次在北京游荡了数月，笔记倒是记了几本，采访了几十人，不谓没有收获，但文章一个字也没有写，如何向报社交待。思绪万千。

收拾好行装，还有空余时间，我们又去王淦昌家中。

到了王淦昌家里，就像普通干部家庭一样，朴素无陈设，王淦昌把我们让进客厅，就喊着：“妈妈，客人来了，倒茶”。不一会一位小脚老太太端了两杯茶进来，她身材不高，微胖，白净的面孔，很慈祥，开始我以为是王淦昌家的老保姆。他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太婆，叫吴月琴，是外婆给我娶的。”

谈到参加原子弹研究，王淦昌说：1961年4月，我从苏联回来不久，刘杰部长就约见，要我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并说这是周总理的意思。我当即表示愿意以身许国。刘杰还说，总理说了，王淦昌这个名字太响，要给你改一个名字，从此要隐姓埋名，可以吗？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刘杰似乎早有准备，说：那就叫“王京”吧。

他继续说：从这时开始，我就算进入原子弹研制领域了。当时的实验就在长城脚下工程兵的一个靶场，许多爆炸都是在这个靶场进行的。当时我们称这个地方为17号工地。我很留恋这个地方，在离开爆炸现场的那天，我从头上拔了根白发，悄悄放在长城的石缝里，算是纪念碑吧，以作永久地留存。这一年我已经57岁了，又是搞科学的，你们看我还有些浪漫狄克吧。

时间仓促，不允许继续谈下去，只好在兴头上打住，相约以后再谈。

1981年9月23日于北京二机部办公大楼

去二机部办公大楼，访副部长李觉。

走进李觉的办公室，只见他留着长髯，穿一双草鞋式布制凉鞋，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说话响亮，山东口音更能显示出他那股军人豪情。

一开始他就说：听说你们爱听故事，我可没有什么故事，会使你们失望的。接着他又说：我们许多保密性的东西都给你们看了，可要保密啊。我们说：我们可不知道哪些是秘密，什么都看不懂。他说：好，好，不知道不怪，将来你们的文章泄密了，我们也不会怪你们。你们大胆地写好啦。看来，他对我们的写作还是抱有希望的。

我说：就讲讲没有故事的故事吧。

李觉说：我从西藏来到北京，开始说是给我检查身体，让我养病休息。休息了几天之后，副总参谋长陈赓说要为我开欢送会。他要我去二机部找宋任穷，我还没有离开医院，宋任穷就来了，对我说：“要你去搞原子弹！”原来二机部要成立核武器研究所，要我当所长。当时只有我一个光杆局长，后来又调来吴际霖、郭英会两位副局长。

机构成立了，首先是调人。吴际霖是专家，熟悉科技界的情况，由他提出名单，李觉四处要人。他说：当了多年的参谋长，联络协调还有些经验。第一个调进来的就是邓稼先。邓稼先来了之后，就到各个大学选人。从军队、地方调党政干部，成立三个部，理论部负责人彭恒武，实验部王淦昌，力学总体设计郭永怀，另外还有固体物理由程开甲负责。

第二项工作就是搞试验场地。搞原子弹的第一步就是搞爆炸实验。要搞炮（爆）轰实验，就要有场地。后来了解到工程兵有个靶场，在长城脚下。

我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建设青海基地，当时的思路就是大西北、青海、甘肃、四川。最后选中青海金银滩。一些从国外归来的科学家称这里像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也是在深山峻岭中。

第四件事，我亲自参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时对原子弹的杀伤力心中无数，第一颗原子弹主要是检查它的杀伤力。

1981年12月2日于北京三里河姜圣阶家

姜圣阶是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副厂长、总工程师，是搞原子弹原材料的，如今也是二机部副部长。他们要从铀矿原材料中提炼出U-235，搞内球组合件，是原子弹的核心部件。第一颗原子弹用的就是U-235，第一颗氢弹用的也是U-235。

姜圣阶的思想很敞快，一开始就给我讲原子弹核心部件的铸造问题，他谈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保密的地方。我们听不懂，虽然讲得很细，但我们没法记下来。

姜圣阶说，我们搞的是U-235和U-238，不能出问题，工人说：“搞不好，我们的命就没有了。”真的是，我们天天都在和死神作战。

我问他：你有着这样多的经历，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阶段？

姜圣阶说：搞化工的，总是在和跑、冒、滴、漏打交道，搞核材料生产，这个矛盾更为突出，搞不好放射物质就跑出来。文化大革命时有些乱套。我是反动学术权威，以蹲点的名义被下放到A工程。A工程进入热料试车以后，突然发现第二混合澄清槽物料大量流失，生产不出产品的紧急情况。工人们当面批判我：你们资产阶级权威划“禁区”的设备室，我们今天就要进去。同志们高喊：“射线可以损伤我们的身体，但丝毫损伤不了我们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毫不犹豫冲了进去，我呆了一下，也随即跟着冲了进去。

后来，老工人周芪功将元件送上水井，消灭了这场灾难性的大祸。

事后，我感到惭愧：虽然和工人是一前一后冲了进去，但这反映了思想上的差距。

我问：当时的想法是真实的吗？

姜圣阶说：是真实的。

我问：现在有些人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认为都是违心的，你现在是否也这样认为？

姜圣阶说：“我没有这种小人心理，我是真实的。”他又说：自这以后，我就不坐小汽车，坐公共汽车。跑去赶公共汽车，累得气喘吁吁，我边跑边想，还要加劲跑，越跑离毛主席路线越近，越跑和劳动人民感情越深，车上群众让座，我不坐。那时认为站着也是思想锻炼，这样就永远站在群众之中，永远和群众同甘共苦，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结束了对姜圣阶的采访，我觉得他是一个最真实的人。

1981年12月12日于北京北兵马司宾馆

刘杰身材修长，满面红光，不胖的面孔，双目更显得炯炯有神。他现在是河南省委书记，曾担任二机部副部长，是原子弹研究、爆炸的组织者。在采访中有不少人都谈到他。

刘杰一见面就说，你在这个系统已经转了很长时间，采访了不少人吧？

我告诉他去了几个所以及在四川的九院。

他问：马兰还没有去？

我说：没去。

他说：去了这些地方，基本情况也就掌握了，马兰的条件太差。

刘杰说：1952年夏天，中国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已经提到要不要搞原子弹及核武器的事了。周总理的军事秘书要造计划，就去中科院找竺可桢。竺可桢说，这个东西要有人才，要有钱，得花很多的钱，我们现在搞不起。要搞，最好请苏联专家帮助。

我们要发展原子弹，首先要解决原材料问题。我们掌握的地质资料不多，就组织查阅资料，从中找到两份有关铀矿的资料。一份为伪满时期日本人记述的辽宁海城发现有铀，一份是广西富钟县一个地方有铀。广西铀的矿藏很丰富，他们把标本带到北京，我看了矿石很高兴，就去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总理说，你召集找矿的技术人员，明天就向主席汇报。

第二天，我带几位地质人员到主席那里，主席和总理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我们把铀矿石放在主席的桌子上，主席拿了铀矿石看了一阵，就问：怎么证明它是铀矿啊？地质人员拿探测器一探测，发出了“嘎嘎”响声。主席很高兴：我们发现铀矿了，我们很多铀矿还没有探测，还没发掘啊。我相信我们中国有很多铀矿。我们也要发展原子能。

晚上，随刘杰吃会议饭。饭后，我又陪他到宽街散步。虽是严寒，但并不感到冷。休息一会，我们又继续谈。

刘杰继续下午的叙述：

1962年9月11日，我们经过讨论，向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的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总理说：“我们能在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有领导说：“刘杰，你们太冒险了！”“你们有把握吗？”“你们不要欺骗中央！”

刘杰谈到这里，情绪有些兴奋。

原子弹爆炸时间确定在1964年10月16日。在爆炸前的一刻钟，还有人问我：“究竟怎样？”我说：“可能有万分之一的问题。”总理和我们都守在电话机旁。章汉周在听电话：“响了！”总理立刻接过电话：“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说：“看到了烟云，的确是核爆炸。”总理马上报告主席，主席说：“是不是真的核爆，要弄清楚。”张爱萍在那边做了进一步肯定回答。主席说：“再检查一下，外国人不相信怎么办？”

这天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这个消息，参加会议的人又唱又跳，总理特别高兴，他说：“你们别把地板跳坏了。”

作者：张小叶
编辑：赵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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