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金灿荣：美国得了癌症，老怪罪邻床的中国 | 研判中美关系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
“中美关系目前遇到的问题，其背后深沉原因是欧美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失灵了。”昨天傍晚，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请其就自由主义秩序面临的国际挑战和中美关系做了深度解读。
“11月底的G20峰会上会否有中美元首会晤，如果有会带来中美关系的缓和吗？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失灵原因何在？美国精英层为何如此担忧中国？”金灿荣指出，中美关系的走低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原因是自由主义秩序失灵后导致的民族主义会在各种领域内挤压中国，“好比美国自己得了癌症，就一个劲地怪罪邻床的中国。”善做形象比喻的金灿荣一言以蔽之。
为何黑天鹅现象持续？右翼解释：自由主义秩序失灵了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
报：2016年，“黑天鹅”现象是国际关系界用来形容乱相的词，今年又抵近年关，对于持续的系列乱相，国际关系界又给出了怎样的解释？
金灿荣：确实，“The Only Thing Certain is Uncertain（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这是西方人对2016年以来的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给予的描绘，透露了无可奈何之情。2018年这种因不确定性带来的乱相并没有减少：大国竞争幽灵再现在人们视野中，去年12月18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第一号战略对手，高于反恐；地区冲突回潮，以色列和沙特站在一方和伊朗形成对峙；欧洲难民潮难见缓解，非法移民案频出；民粹主义思潮导致强人政治出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WTO机制受冷落；欧洲一体化趋势有所后退……这些现象都是十年前自由主义秩序倡导者所始料未及的。
对于这些乱相，西方学界给出了左中右不同的解释。左翼认为是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危机；中立者认为是全球治理遇到了赤字，需求在增长，但由欧美提供的供给却不足；右翼认为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遇了危机。我今年在韩国和欧洲参加研讨会，题目就是“如何应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遇的危机”。
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不久前出版的新著《大妄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是否也是属于反思自由主义秩序的一种？
金灿荣：应该也是证据之一。
报：我们如何来定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金灿荣：这是冷战时期西方与东方不同的一种制度。最早是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提出。冷战后，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观念普遍认为是西方的自由秩序赢了。这种理念在制度上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中“中心/边缘”秩序，以西方为主导，向各国输出西方模式。政治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载体推广其政策主张；经济上，市场至上，私营企业至上，主张国营企业私有化；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主张大社会小政府，保护个人安全，反之则采取人道主义干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主要是欧美在主导，现在支柱国家的内部出现问题，外部也失灵，有人开始反思，他们普遍感到焦虑并不自信，同时对中国模式充满忧虑，因为从某些实践看，中国模式比自由主义更具有效率。
失灵外部原因：主外力量下降，网络、全球化增加复杂性
报：从其外部来看，有哪些表现？
金灿荣：大致有五种表现或者说原因。
首先，内部问题重重导致外部主导力量下降。1991年后，西方国家先后经历了这样一些为题。贫富分化；由身份政治导致的“政治歧化”；欧洲福利过度：据调查，西方的公共财政支出高达40%，远高于中国的三成，而且开支不合理，中国政府一半支出用于生产性投资，它会转为资产而增值和升值，欧洲大部分用于吃喝，有调查表明，在数字经济上，欧洲几乎没有投入，主要是中美在博弈。因此就会缺乏竞争力。
其次，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国家迅速崛起。当一个国家获得技术创新力量时，其国家力量就会大幅提升。1990年代美国进入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井喷阶段，因此率先得利。进入新世纪后美国的技术创新力不再旺盛，技术就蜕变为知识，而知识就容易被复制，印度和中国受益于美国的创新扩散期获得了追赶的机会。
这样，美欧力量相对下降，新兴国家力量迅速崛起，比较之中，“原有的权力结构就被打破了”。
第三，网络让世界的一半人生活在虚拟和物质的二元空间，出现了管理挑战。全球有76亿人口，目前50%的人拥有互联网空间，中国则有60%，具体就有8.05亿人口。具体而言，由于在网络是自主选择的世界，网民往往接受“选择性真相”，和真正的真相没有关系，即所谓的“后真相世界”。去年达沃斯冬季会议的三大主题之一就是关于“后真相世界”。如果对何为真相都无法达成一致，谈何治理？
第四，全球化导致地方化，由此带来“身份鉴别”的困惑。人的身份往往是在比较中被强化，带来商贸便利的全球化使得这种比较成为可能，而彼此碰撞时，就会促使人们进行不自觉的“身份鉴别”，陷入地方化，地方意识得到强化时，会产生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
第五，宗教集团化导致政治集团化。全球除了中华文明圈受儒家的世俗主义影响外，8成人口有宗教信仰，在各种冲突激化时，宗教集团容易政治集团化，这样就冲击观念的统一，对西方主导力形成分散。
失灵内部原因：民粹主义各种变体抬头
报：谢谢您梳理得如此清晰，尤其是“后真相”世界，年轻一代喜欢二次元，确实给管理带来挑战。那么内部原因呢？
金灿荣：从历史角度看，自由主义秩序要优于二战前的欧洲主导的“弱肉强食”体系，当时依靠殖民地扩张来增强一国实力。美国主导的建构主义学者将二战前的欧洲体系称为“霍布斯主义”，将自由主义体系称为“洛克主义”，我也赞同“后者有所进步”的观点，自由主义秩序讲法治，动武也要通过法律授权，其主张的市场流动也是中国崛起的有利外部条件。但是，自由主义秩序有三个致命的缺点：美国中心主义、过于乐观自信而傲慢、亲资本。这些特点，带来对外对内的弊端。
对内，资本国际流动容易带来本国百姓的贫富悬殊。在冷战时期，因为要和苏联抗衡，美国政府善待本国百姓，但是冷战结束后的20年内，1%的最富阶层资产增长了600%，而最底层的20%，实际财富减少了18%。因此产生了愤怒的中产阶级，他们去占领华尔街。占领运动虽被镇压了，但愤怒转化为情绪，形成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信任精英阶层。于是，他们要去寻找体制外的替代者，“黑天鹅”出现的原因就在此。民粹主义在外交上就会变成民族主义；在安全上，对中国的不信任超过了对恐怖主义的防范；经济上就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和你算小账，没有大国领袖的风范。与中国及其他国家打贸易战就是一例。
对外，要把自己的特殊价值化扩展为世界的普遍价值，动辄用军事手段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或者发动“颜色革命”。因为傲慢而将自己的力量透支，结果害人害己。比如对待利比亚和伊拉克，现在导致该国该地区紊乱，难民流向意大利。利比亚在卡扎菲时代人均GDP是1.5万美元，现在就无法计算了。
批评中国成了美国国内的战略需求
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失灵，对中美关系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金灿荣：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先挑起的。中国做了很大努力谋求谈判解决，但是美国要价太高。中国的文化，一旦出了问题，会反诸于己，寻找自己的原因，但美国则“反诸于人”。在反思自由主义政策为何失灵时，就怪罪到中国头上。好比在医院里，美国自己得了癌症，把在邻床的中国骂个半死。这是美国奇特的文化。美国国内毒品泛滥不找内因，他就去打哥伦比亚。现在的美国，批评中国成了政治正确，骂中国成了美国战略需求。
明年中期或会缓和，但中美关系依然低走
从更深层的美国精英阶层理念来讲，美国引以为豪的是有四根支柱保证了该国的创造财富至上和国际领导力至上——高科技、军事、美元、好莱坞文化。
由于高科技使得美国有高端产业，保证了美军有最好的装备和充分的军费去进行科学的战略战术训练，强大的美军保证了资本对其信任，就有了美元霸权，有了资金可以投放到文化产业，在好莱坞文化中传播其价值观。如果这一套机制毁了，美国就不能走在世界前列。现在在其源头的高科技上，美国感受到了中国追赶的速度和态势，尽管中国认为自己还有很大距离，但是美国人非常不安。因此，美国人指责中国两点：窃取其高科技、不公正竞争。第一点，美国并没有证据，不久前，麻省理工大学的校长发文称：通过窃取可以获得暂时的突破，但是全面技术是无法居上。这个说法是在反对“窃取说”。不公正竞争就是指中国的国营企业。但是美国的逻辑是自我矛盾的，既然觉得中国的国企问题重重，何不让中国没有竞争优势呢？我曾当面和美国学者辩论过，他们哑口无言。事实上，凡事没有绝对，需要找到合理的比例。本质上，美国害怕中国的竞争力。
因此，我预测，11月30日到12月1日的G20峰会上，两国元首很可能会会晤，因为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是我国的外交理念，“斗而不破”是原则。但是，我们不应抱有过高期望。我个人认为，摩擦的缓和时机尚未来到。在明年中期，可能会出现缓和。因为此时互提关税对两国的危害会充分显现，美国也会受损；而他的四支强心剂——减税、海外资金回流、一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让金融业更活跃——也会逐步失效，政治上；“通俄门”事件也会解决。届时，美国会比较冷静地反思。不过，只要对自由主义秩序失灵的反思不到位，对中国威胁的忧虑总会通过各种方式体现出来，因此，我们要对中美关系的长时段走低有思想准备，增强自主性，变危为机。
作者：李念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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