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亡于国富兵强，李世民花了一辈子来问为什么

大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天策上将、尚书令、秦王（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兼国务院总理）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掌握了统治大权。他的父皇唐高祖李渊，无意再眷恋帝位，于是在八月九日让位给他。

唐太宗即位后，政局犹未完全稳定，寻即发生东突厥颉利可汗统兵二十万，突袭大唐，长驱直下，压逼京城长安之举。太宗被逼做作城下之盟——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耻”——希望通过贿赂手段，使敌军不战自退，以换取从容时间，全力安内，以后再徐图雪耻。

敌军退后，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迅速安定国家，发展经济，以重建自隋末以来大乱的社会，否则动乱兵变仍会循环出现、频仍不已的。

隋朝的两个皇帝——文帝和炀帝——就才干学问来说，不但不是庸劣之主，而且还算得上是历史上第一流的皇帝。唐太宗的文采风流未必比得上炀帝，他后来完成的贞观之治也比不上文帝开皇之治的富盛，然而隋朝却亡于国富兵强。对太宗君臣来说，这真是近代史上极值得重视的大问题，而且也极值得大家讨论，作为启示和鉴戒。

（一）

怎样才能做好一个统治者呢？这是太宗君臣长期思考的重要问题。贞观初年的某一天，太宗和侍臣们聊天。

“作为一个君主的要道，必须先要让百姓能够生存。”

太宗先下了一个结论，跟着做补充说明：

“如果为了自我享受而伤害百姓，就如同割股充饥一样，肚子饱是饱了，但身体也就完了。若要安定天下，就必须先端正其身，没有身子正而影子弯、领导人精于治理而干部们胡作非为的事。朕常常想，伤害自己的不是外面的东西，全是由于自己内心的欲望，所以造成了大祸，像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欲望既然多了，伤害也就大了，不但妨碍政事，且又骚扰生民；而且，有时发出一些不合道理的言论，导致万众为之解体。怨既然出现了，叛乱也就会跟着发生。朕常常想到这个道理，所以不敢放纵享乐。”

“是呀，”谏议大夫魏征在旁附和，“古代圣哲的君主，都能够就近先从本身做起，所以能够推己及远地体察其他万物。从前楚王礼聘隐者詹何，向他请教治国之道。詹何答以修身的方法。楚王仍未领悟，再次追问如何治国。詹何只回答说：‘臣没有听说过有身治而国乱的事呀！’如此说来，陛下刚才所说明的道理，实质上和古人的道理相同啊！”

（二）

好的统治者被称为明君——贤明之君，相反的就被称为暗君——昏暗之君。太宗当然想做一个明君。但是，明君需要多方听取臣下的意见，而暗君事实上也常常听取别人的意见，这两种君主的差异究竟何在？

太宗想不出它的所以然，于是在贞观二年（628）的正月，不耻下问于魏征：“何谓明君，何谓暗君？”

去年年底，魏征被人进了谗言，太宗几乎误会他行为不检点（详第二十八条），所以魏征听后，马上回答说：

“人君之所以明是由于兼听，人君之所以暗是由于偏信。《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魏征

《诗经》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为人君者应该广泛地听取意见，即使意见来自砍柴的人也不要放过。魏征引用这句诗，目的在确切地界定兼听的意义，表明兼听与只专门听取一些人的意见不同，后者只能称为偏信。

为了让三十一岁的青年皇帝更了解二者的差异，魏征进一步举例说明：

“从前尧、舜治天下，辟四门，明四目，达四听，扩充自己的视野，所以消息灵通，无不洞照，共工、伯鲧之徒不能加以蔽塞，言行不一致的事也不能蒙惑他们。秦二世则不是这样，他只听取赵高的意见，每天藏身于禁宫之中，把自己孤立起来，与臣民隔绝；由于偏信赵高，所以及至天下溃叛也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造反，攻入宫阙，武帝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隋炀帝也是，他偏信虞世基，及至天下大乱，盗贼在各地攻城劫邑也不得而知。因此，人君兼听而察纳下言，那些权贵大臣就不得蔽塞下情，而下情也就必得向上沟通啊。”

“甚是，甚是！”太宗听得频频点头，顿然领悟。

（三）

贞观中期以后，天下已臻太平，物阜民丰，万国来朝，蒸蒸然已进入贞观之治的时代。

贞观十年（636）的某一天，年届四十、半生励精图治的太宗皇帝，在与侍臣们聚会的时候，突然提出了一个千古争辩不休、迄今仍为人们辩论的问题。

“卿等谈谈看，”太宗提议说，“帝王的事业，开创和守成哪一种比较艰难？”

“世界混乱昏暗，群雄竞起角逐，力量大的攻破力量小的，小的就投降；战胜了，对方就消灭。就此而言，开创确实艰难！”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但当时长期无人当总理，故唐初左仆射相当于代理总理，是首相之职）房玄龄似乎有所感慨地回答。

“不然，不然！”魏征反对说，“帝王的兴起，必定承受了世界衰乱的机会，打倒那些昏狡之徒，百姓一定乐于拥护，四海归命，天授人与，哪里算得上难！但是既得天下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想安静休息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困苦而奢侈的事情没有停息，国家的衰敝，常常因此而发生。这样看来，守成实在难呀！”

太宗听了两人的辩论，就做了一个结论：“玄龄从前追随我平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看见开创事业之难。魏征与我安定天下，忧虑产生于骄逸之端，如此则必定踏上危亡之地，所以看见守成之难啊！现在，开创之难既然已经过去了，至于守成之难，应该和公等（指宰相侍臣们）慎重努力才是。”

玄龄等听后，礼拜着说：“陛下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真是四海之福啊！”

（四）

中期以后，太宗目睹太平之盛、国威之远，心志不免慢慢松懈下来，而且言行也不免有所骄奢，不像以前一般察纳雅言、从善如流了。有时臣下向他进谏，他竟然常常和谏者面对面地激辩不休。太宗口才好、学识丰、地位尊，谏者被他面折，常陷于既窘又惧的困境中。

他和房玄龄、魏征讨论过“创业与守成孰难”这一命题以后，有一天，又想到创业既然已经完成，守成尚须慎重努力，但是，现在国家已经进入太平有年，而且蒸蒸日上，守成到底有多难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太宗又问侍臣：

“守天下究竟是难呢？还是容易？”

“甚难。”魏征马上回答。

“任用贤能而又能接受谏诤就可以了，为什么说甚难？”太宗紧追着问。

“臣观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危的时候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就必定产生懈怠之心，因此提议论谏的臣子，只有战战兢兢，困惧不已。这样子日复一日，慢慢衰懈，以至于危亡。”魏征申述说，“圣人之所以居安思危，正是为此啊！安乐之中而能保持忧患意识，岂不是很难吗？”

作者：雷家骥（《贞观政要：天可汗的时代》九州出版社）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王彦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