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仙逝!其一生最大成就是什么? 本报“近距离”旧稿《十问金庸》为你作答

2018-10-30信息快讯网

据多家台湾、香港媒体报道,著名作家金庸先生于今天(30日)下午病逝,享年94岁。早在2005年1月17日,本报“近距离”专版曾刊登过《十问金庸》一文,旧稿再出,是为纪念,以告慰大家对金庸的悼念之情。全文如下:

一问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记者:您一生中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小说家、报人、社会活动家、学者等等。如果让您自己选择,您认为您最大的成就是哪一类?

金庸:(稍作考虑)就影响而言,应该是小说。早几年,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向我提供的数据是,金庸小说的销量是3亿套(册),现在应该还不止这个数。从读者反馈给我的信息看,他们还是喜欢我的小说的。有这么多成亿的读者跟着我的小说展开想象的空间,对我来说是十分开心的事。

记者:武汉有一位女学生曾完成了两部武侠小说,一部是在高中时完成的,另一部是在考入大学时完成的。这两部小说都已经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给这位女生出版小说的出版社编辑曾找过我,希望能让这位女生来拜访您,最好有一次对话,请您给她一些指教。

金庸: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我也不希望太年轻的孩子去写武侠小说。

写任何作品都需要有经历,有经历才会有创作,才会有故事。没有经历就只能编造故事,而缺乏经历的故事是空泛的。一个小孩子,还没有爱情的经历,也不会有太多的社会阅历,我很难想象能够写出有精彩故事的武侠小说。如果要对话,要给那位女生一些指点,我也是跟那位女生说这些话。

二问金庸小说修改进程如何

记者:这两年,您一直在修改自己的小说,不知修改的进程如何?我注意到,对您的修改,专家和读者的意见不尽相同。专家说好的居多,而读者却是反对的多。

金庸:已经改得差不多了,《笑傲江湖》已经收尾,《鹿鼎记》也只有一点尾巴了,估计到今年上半年可以全部结束。

这是我对自己小说的第三次修改。第一次我整整改了10年。由于是连载,每天有读者等着看,有许多是急就章,又来不及查看前面的文章,因此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上难免会接不上头。那次修改尽力将前后故事的情节全部理顺。但读者对我的要求很高,我每天都会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或来电,与我讨论我小说中的有关情节,提出他们的不同意见。但有些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比如韦小宝的结局,比如段誉与王语嫣感情的结局,比如黄药师与女弟子梅超风的暧昧感情等等,读者的意见有时完全相反。在无法与所有的读者朋友一起讨论的情况下,我只能和几位我熟悉的朋友讨论,并尊重这些朋友的意见。

我也曾就韦小宝的结局提出过自己的修改意见,我准备让好赌的韦小宝家破人亡,让他的7个老婆大多都跑掉,这样改的目的是让年轻人不要学他的样。没想到遭到了那么多读者的反对。在最后定稿时我会充分考虑读者的意见。

三问小说重故事还是重思想

记者: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评价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金庸小说是第三座高峰。20世纪20年代,武侠小说将武侠带入了江湖;40年代初,武侠小说又使江湖与“江山”相结合;金庸小说则继承了武侠写江湖、写历史的传统,又创造性地创作了人性化的武侠小说。汪道涵先生说,从您的武侠小说中看出了两个字:“仁”和“义”。您最近几年又在多种场合强调了“民族融合论”,并举了小说中的不少例子。您在创作过程中,是着重考虑故事的好看,还是融进了自己的思想、道德内涵?

金庸:最初创作时,我主要是构思故事,设法将故事编得好看。但我在编故事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褒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这是发自我内心的基本原则。在我的作品中不会把恶人写成好人。当然,在我的小说中,没有绝对的坏人,也很少有十全十美的好人,因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我不能脱离了生活来编故事。

我写小说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历史的过程,因为我的小说大多与历史相关。“民族融合”的认识是在写小说的过程中逐步认知并不断增强的。在《书剑恩仇录》中,汉族和满族是对立的。可以说,当时还没有自觉意识到“民族融合”的观点。随着对历史事件的了解,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越来越感到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应该是阶级斗争史,而应该是民族融合史。有了这种认知后,就自觉地在小说中加以体现。到了写《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时,就已经很自觉地将民族融合论的观点融入故事之中。

四问还是浙大的院长吗

记者接着问了金庸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的传闻,金庸先生作了翔实的回答。

金庸:我向浙江大学递交了辞职信后,浙大十分重视,通过多个渠道与我作了沟通,表示了挽留我的意思。昨天上午,浙江大学新任党委书记张曦先生和我的老朋友张浚生先生来看我。他们继续表示希望我能留下来担任院长。他们说,校领导已经开会研究过我的辞职请求,一致表示要挽留我当院长。如果我坚持要辞职,也希望我等到本届学校领导班子任期到期换届的时候再决定是否同意我的辞职请求。(据记者向浙大新闻发言人徐有智先生了解,浙大领导班子换届的工作将于今年上半年结束。徐有智表示,换届讨论时估计会出现两种意见:一是继续挽留金庸,那就得再做金庸的劝留工作;另一种是同意金庸辞去院长职务,聘任一位合适的人选担任新院长。)记者:

在浙大领导换届前,您是否还是浙大人文学院的院长?

金庸:是,但我已经表示,院长的行政事务我不再过问。校方已经安排了常务副院长、副院长,行政事务由他们分担。但只要是浙大的事,我还是会像过去一样尽力去做。

五问如何评价所带博士生

记者:2003年起您带了三名博士生,有媒体说您对他们的评价是“不好”,并说您的话引起了浙大学生的愤怒。

金庸:我不知道这名记者什么时候采访过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对三名博士生作过“不好”的评价。我去年(2003年)去西安参加“华山论剑”活动,万先生您也是一起去的。当时有记者问我:对三名博士生如何评价?我回答说“很好”;那位记者又问我:过去为什么不招博士生,为什么到今年才招?我回答说:过去几年也想招,但考生的成绩不好。这本来是两个问题的答案,不知为什么被记者“嫁接”到了一起,成了现在的样子。即使我说过这三位弟子不好,也不可能引起“浙大学生的愤怒”,最多是引起这三名弟子的愤怒。那位记者不知道有没有到浙大采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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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不满金庸剧为何还签约

记者:2003年10月,在嘉兴举办的“金庸影视剧国际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您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表示:就已经完成的金庸剧而言,没有一部影视剧能让您满意,49部影视剧大多不及格,最好的也只能打60分。但是,您还是不断地与人签约,让别人将您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这是为什么?

金庸:对“金庸剧”,我确实不是很满意。尤其是那些胡编乱改的,简直是糟蹋我的小说。你如果有水平,你可以自己去写一部小说,再去改编成影视剧。你不要乱动人家的作品。当然,也有改得好一些的。我对“金庸剧”的评价标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改动得多不多,改得越多,分数越低。

我之所以还是愿意和人签约,让别人来拍“金庸剧”,是希望看到有更好的“金庸剧”出现,这种期待已经有很长时间。从另一方面来说,“金庸剧”的热播对我的小说的销路很有好处,许多人是看了影视剧后去买我的小说看的。他们看了我的小说,自然会知道是小说写得好还是影视拍得好。

记者:我注意到,有些导演与您的关系很好,连挑选演员这样的事也来与您商量。那么,在您看来,作为一名演员,究竟是形象重要还是内涵重要?

金庸:这两者并不矛盾,一般来说,形象好的演员往往也是有内涵的演员。如果两者不能在同一人中得到统一,那么,我一定会更看重内涵。

七问怎样看待“金庸错误百出”

记者:您辞职的事已经成为岁末年初的一大新闻事件,众说纷纭。而南京大学人文学院董院长的评说又特别引人注意。不知您有没有注意到,是否在意他的说法?

金庸:我从来不去评说别人,对别人对我的评说我也不作评说。我是浙江大学的人文学院院长,更不会去评说南京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那次我去南大讲课,是南大诚恳邀请,我也愿意与南大的学生交流,才欣然前往。我在南京大学讲学的水平怎样,南京大学的学生听了我的课是如何的反映,学生们会有评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徐岱副院长、毛丹教授是一起陪我去南大的,他们是在场的见证人。听说毛教授已经就董院长的说法写了一篇文章。你们可以去问问当时在场的师生。我还记得一个细节,那天演讲结束后,这位董院长给我说了许多好话,学校还一定让我在南大校园里种了一株“金庸树”。我一生最愿意做的事就是向人求教,如果我在南大演讲中有讲错的地方,我很乐意有人向我指出来。但四年多来没有人向我作过提示指正。董院长在文章中说我有错误“百出”,最好能说得明确一些,让我知道这“百出”的错误错在何处。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八问心目中最喜爱的作家是谁

记者:查先生,您有没有注意到,2004年12月3日,北京公布了第三届“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的结果?在这项调查中,有一个小项:我心目中最爱的作家。公布的结果是“金庸”,而前两届都是“老舍”。

金庸:万先生,我对这项调查不是太清楚,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

记者:这次活动是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1999年、2001年举行了第一、二次,这次是第三次,选择了20个城市或乡村,采取入户调查方式,最终获取了300万组调查数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读书习惯的国民只占5%。而在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调查中,您和鲁迅、巴金、老舍、琼瑶、曹雪芹、贾平凹等名家在三次调查中都榜上有名,而您今年则取代了老舍,成为了北京读者心目中的最爱。

金庸:感谢北京读者对我的厚爱。但如果让我投票,我一定投给老舍。老舍先生的作品我十分喜欢,而且人品很好,值得我们大家敬重。

九问如何“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

记者:还不仅是中国读者,我看您的书已经被翻译成多个国家的文字,前不久,您还被法国政府授予“艺术文学高级骑士勋章”。

金庸:是法国文化部长德瓦布尔亲自给我授的。能够获颁法国“艺术文学高级骑士勋章”,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奖项,特别有意义。这次获奖跟以前很不同,因为法国文化对我有过极其重要的影响,法国作家大仲马更是影响我最深的作家。如今,我的多部武侠小说被翻译成法文,《射雕英雄传》是最近被译为法文的,在法国销得很好,这或许是作品中有不少故事和情节比较浪漫,与法国的浪漫文化相接近有关。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亲口对我说,他看过我的小说。我很感谢法国政府和人民对我的作品的喜爱。

记者:作为同行,您的报人生涯也值得圈点,“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已经成为报业同仁的美谈。

金庸:我从事媒体业的经历比写小说时间要长,从一名普通的记者,到创办《明报》可以说的事情不少。当记者也好,当社长也好,有一条原则我始终坚守:做好人,说真话。其他人干坏事我管不了,当记者的不能干坏事。当记者的可以不说话,但是,你一旦要写文章,就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我办《明报》的时候对记者有要求:言论可以自由,新闻必须真实。如果我发现哪个记者说了假话,写了假新闻,就马上开除。如果媒体不能说真话,那么,媒体就会失去公信力。

十问“金庸热”还能持续多少年

记者:两年来,媒体举办过两次调查,一次是由多家主流网站和平面媒体发起的“20世纪的文化偶像”,一次是新浪网的有关读书的调查,参与者很多,没有什么人为的操作。前一次调查结果,在20世纪10大文化偶像中,鲁迅排名第一,金庸排名第二;后一次调查中,您成为读书人心目中最喜爱的10位中国作家之一,在读书人喜爱的10本书中,您的书就有两本。而且,在喜爱您的读书人中,年龄比例相对比较匀称,老中青少幼都有。您估计,您的书还会热销多久,“金庸热”还能热多少年?

金庸:(沉思良久)这个,我自己不好说。读者喜欢我,喜欢我的小说,这是我的荣幸。但是,我不能对自己的小说作太多的评说。这也是南京大学请我去演讲时我向他们提出的意愿。

但是,我还是希望读者愿意看我的小说。从这个角度说,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历久热销,时间越长越好,希望“金庸热”热得越长越好,最好永远热下去。

对于金庸先生来说,2004年依然是他丰收的一年。这一年,法国政府授予他“艺术文学高级骑士勋章”,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依然在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热销,各地政府和机构邀请他的请柬依然使他应接不暇,最让金庸感动的是,在12月上旬公布的第三届“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中,金庸第一次成为北京读书人“心目中的最爱”,而前两届北京读书人“心目中的最爱”则是一代文学大师老舍。

2004年,对金庸先生的争议也依然不断。对他是否该改动在读者心目中已经定型的金庸小说的争议,对热播中的“金庸剧”的争议,对金庸频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的争议……进入冬季,又冒出两大新闻:常州老人李延良以“金庸小说中有许多差错”为由,欲将金庸告上法庭,法院则以“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为由拒绝受理;金庸欲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职务,浙江大学校方恳切地挽留,此事尚在沟通与商讨过程中,却有媒体“超前”发布新闻:金庸辞去院长职务,并有了金庸该不该当院长、能不能当院长、有没有能力当院长等争议。

针对2004年有关金庸先生的话题,记者与金庸相约,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的金庸办公室见面,就读者关心的话题向金庸先生作了请教。1月9日,金庸又在浙江大学杭州紫金港校区会见了记者,作了进一步的交谈。

2003年秋,金庸在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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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张浚生说金庸

金庸名满天下,但许多人对金庸并不了解,只知道金庸是一位武侠小说家,创作了十四部著名的武侠小说。

其实,金庸的武侠小说与一般的武侠小说不同。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将民族文学特色与西方文学精华、古典文学传统和当代文学趋向结合起来的一个成功范例。金庸的武侠小说情节曲折、变幻无穷;描写生动、惟妙惟肖,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征服了无数读者。

金庸的作品不同于一般武侠小说的地方,还在于它们有学问,有思想,包含了异常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融会着金庸对情感与道德、爱情与两性关系、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专制政治与个人崇拜等社会、历史、人生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对当代读者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金庸早年曾就学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法学有精深造诣。上世纪80年代,金庸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担任政制小组的召集人,提出了作为后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政制部分之基础的“两查方案”(查良镛、查济民,查良镛即金庸),然后撰写了大量文章,向香港同胞和海内外人士介绍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解释基本法,与阻扰香港回归祖国的势力做斗争,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爱国爱港的楷模。金庸先生精通英文、法文等,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对中国历史、佛学等也有精深研究。

1999年,金庸受邀担任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几年来,金庸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竭尽心力。他主持召开了有五十余位海内外著名学者参加的“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研讨会”,并主编出版了会议论文集;金庸还邀请了原联合国副秘书长、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高定爵士等国际著名学者来浙大讲学;他还亲自为中文、新闻、历史、国际政治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举办讲座,召开座谈会,指导研究生,勉励他们勤奋学习,正直做人,报效祖国。金庸还应浙江省内外多所著名高校的热诚邀请,前往讲学,与青年学子交流,受到广大师生的真诚爱戴。

(张浚生,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现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来源:报

编辑:付鑫鑫

责任编辑:朱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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