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守护神徐森玉先生

徐森玉（1881—1971）

徐森玉(1881—1971)，名鸿宝，字森玉，以字行，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曾先后求学于江西白鹿洞书院和山西大学堂。在山西西学堂攻读期间，徐先生曾经与学友一起编纂出版了中国最早的相关课程教材：《无机化学》和《定性分析》等书，被人称作“奇才”。当时的山西学政宗室宝熙对森玉先生特别赏识，尽出所藏各种文物供其研究，森玉先生后来之所以谙习文献、精研古物，就是以此为起始点的。从山西大学堂毕业之后，先生历任奉天测绘学校及实验学校监督、清廷学部图书局编译员等职。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又先后担任教育部秘书、佥事等，与鲁迅等人都是同事。在此期间，森玉先生还先后兼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主任等职。1924年11月，先生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为筹建故宫博物院劳心劳力。后又任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兼善本、金石部主任，又改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他参加主持故宫文物南迁。抗日战争时期，又曾多次往返香港、重庆、贵阳、上海等处，为保护搜集文物呕心沥血。如曾为保护运送居延汉简冒险往返京港等地，又专程至上海，协助文献保存同志会的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等先生为国家搜购珍籍善本，并陆续运出孤岛。1948年底，文物运台，就是由他代表故宫来主持安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森玉先生一生为国家征集鉴定文物无数，有“国宝”之誉，曾于196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十周年之际，被文化部特别褒奖。在森玉先生主持上海文博事业期间，他不仅为华东地区的文物搜集、保护竭尽心力，还放眼全局，根据需要支持其他地区的文博事业建设，如故宫的建设，就离不开森玉先生长期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京沪宁三地及海峡两岸的文物收藏格局形成，都是与森老的工作分不开的。“文革”中，森老被诬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首当其冲，备受摧折，于1971年5月19日不幸含冤辞世，享年91岁。

森玉先生开始密切接触文物古籍等相关方面的古物，应该是从清末入学部编译图书局开始的，在这个时期，他与袁世凯次公子袁克文及文化界名流周肇祥、傅增湘、李盛铎、鲁迅、张宗祥等人的密切往来，无疑对于他的兴趣转向于古代文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自此而始，他的一生，都与中国的文博图书界的成长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徐森玉先生一生保护鉴定文物无数，但最为人所津津乐道者，当属以下几次。

在儒学发展的历程中，汉魏两种石经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持续的影响。但因两种石经存世时间很短，虽然自宋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两者的分别已经逐渐为学人周知，但事实上，这些研究大都是纸上谈兵。千百年来，真正有机缘一睹两部石经真面目的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1922年12月间，洛阳城东南30里朱圪塔村村民朱姓等，因发掘药材而偶然发现魏石经《尚书·君奭·无逸》和《春秋·僖公·文公》等残石，消息传至北京，即引起学界的普遍注意。森玉先生与北大教授马衡、著名学者罗振玉遂而决定亲身前往，进行实地考察。但罗氏因故并未成行，只有徐、马两位冒着匪患的危险，先后两次赴洛，终于得至汉代洛阳太学旧址。他们经过考辩，发现此地出土的残石不仅有已为大家周知的魏石经，还有千百年来未曾面世的汉石经存在。马衡记录到：“右二石先后出土，为《论语·尧曰篇》残字，存字四行。第一行存‘继绝世’三字，第二行存‘惠而不费劳而不怨’之‘费劳而’三字；第三行存‘斯不亦泰而不骄乎’之‘亦泰而’三字；第四行存‘谓之有司’之‘司’字。‘司’下着一圆点，又其下存半字。”自此之后，汉魏石经的研究开始进入了新的历程。徐森玉与马衡两位在考察之余，也收购了一些当时出土的残石碎块。在数年之后，先后汇集为《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续集》等面世，为保护石经和推动相关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28年，因受到瑞典西北探险队打算赴新疆探险考察一事刺激，北京学界成立中国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后改名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反对外人随意采取中国之古物。森玉先生作为京师图书馆代表参与其事。在几次会议之后，中国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发表了《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宣言》，决议于北京成立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并推选先生为理事之一。而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序幕也就此拉开。1930年，西陲新发现的居延汉简运回北京。1936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突起，森玉先生随后曾赴南京述职，之后则辗转流寓长沙近四个月，直至11月为抢救还存放于已为敌占区北平的居延汉简而再度冒险返回北平，与北大助教、西北科学考察团干事沈仲章将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之万余枚居延汉简设法运出，后经天津、青岛，辗转入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到次年的1月27日，森玉先生再次赴港，以西北科学考查团常务理事的名义向香港大学借用港大图书馆之大波楼，以便干事沈仲章从事汉简资料整理。此项工作包括拍照、剪贴、编号、排比、编写索引等事项，一直持续约两年之久。而在此期间，无论是文物的安全与整理、拍摄、出版的进程，还是这些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工作人员的薪水等事，以及汉简最终运出沦陷的香港，全是由森玉先生出面联络协调，并在傅斯年、胡适等人的大力协助之下完成的。这些珍贵的汉简得以完整保存，并及时出版，其每个过程，都倾注了森玉先生无限的心血。

1933年的夏天，因范成法师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偶然发现《金藏》，森玉先生不惧艰辛，亲赴赵城鉴别这批意外的发现，认为确属《金藏》无误。据叶恭绰等《发行宋藏遗珍缘起》：“承徐森玉居士续往检校，得五千四百余卷。惟依原编千文核之，应有七千卷之富。嗣求之近寺民家，有用以糊壁、夹针黹者，出赀收赎，又得三百卷附入，久嗟散失，终难完整……”计得五千七百余卷。同时，森玉先生与广胜寺住持和尚明澈上人（即波罗和尚）订立借约，以赠送广胜寺影印《碛砂藏》一部及借资三百元为条件，选借可印之经，运至北平，于北平图书馆展出，供世人摩览，并于数年后先后印成《宋藏遗珍》，凡收释氏孤存古籍四十六种二百五十五卷，装一百四十冊，分上中下三集，流通中外，不仅使得孤本不孤，更对民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7年8月14日，故宫文物西迁开始。12月8日起，故宫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存沪文物分五批经由京沪、沪杭甬路局所备迁运专车转迁南京，至17日迁竣。而日后文物的三路继续西迁，其出发点，便都在这次迁徙的目的地南京。森玉先生为了协助院长马衡主持故宫文物西迁，春入蜀，夏入陕，秋入黔，冬入滇，不仅需要全面把握文物西运，且曾亲自带队运送一批文物入川。其间艰辛备至，历尽险阻，终于将这些文物安全运达目的地。然而，就在文物安全运抵西南之际，森玉先生自己却因四处探访文物储存地点，在1938年冬天于昆明白龙潭不慎车覆折股，不得不居昆明治疗长达五个月之久。次年初的1月18日，西迁南路存贵阳文物起运，至23日抵达安顺读书山华严洞。森玉先生又以身作则，于2月下旬亲身前往读书山，守护文物，居陋室而弦歌不辍，直至因公他去。

1940年12月17日，森玉先生奉教育部之命，由重庆至沪。先生此行，旨在与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诸人接洽，点收其在沦陷区抢购的善本书，并妥善运出。后又以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之请，留沪协助文献保存同志会购书，如对于刘氏嘉业堂藏书的收购，就是森玉先生当时的工作成果之一。这些深陷沦陷区的文化遗产，每时每刻都面临危险，亟需运送到安全的后方。而其中最珍贵的善本书八十多种，正是由森玉先生亲自于7月下旬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的。之后森玉先生虽然离开了文献同志保存会所在的上海，但他在后方重庆，依旧以自己的力量推动着沦陷区文物保护、抢救事业的持续发展。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文管会的工作逐步步入正轨，全市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文物鉴定、收购、捐献、保藏工作日益兴旺，为日后上海的文化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文管委主任森玉先生的关注点则不仅在于华东和上海，如1951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先生兄弟、父子三人曾偕同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不避耄耋之龄，南下广州，坐镇第一线，最终以48万港币成功赎回久负盛名的二希：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从而揭开了香港文物回购的序幕，使得许多国之重宝得以重回大陆，不致流失海外。

现在正是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同时筹建浦东馆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回忆以徐森玉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文博事业工作者的生平和他们对于中国文博事业的贡献以及他们的真知灼见，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先辈的事业。正是由于森玉先生等人当年孜孜矻矻，筚路蓝缕，一点一滴地擘画与开拓，才奠定了我们今天文化繁荣的基础。（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作者：柳向春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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