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园路上的一次暗杀，一场出逃，形成“蝴蝶效应”，成为太平洋战争和全面抗战的导火索之一

▲疑为愚园路“汪伪”时期封锁区的地图

从某个角度来说，愚园路就像是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愚园路上一只小小的蝴蝶扇动翅膀，也可能会引起大的时代变化。倒过来，许多大事件也可以在愚园路上找到注脚。

1939年2月19日，大年初一晚上，从南京秘密赶回上海，与亲友们一起过春节的伪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在自己愚园路668弄25号的公馆内，被刘戈青等七名军统暗杀。当时的报章称之为“上海自1937年以来基于爱国原因而发生的最重要的暗杀事件”。沧海桑田须臾改。今天的愚园路上，连668弄25号都很难找到了。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当年这里曾经发生过暗杀事件，但这一桩或许已经淹没在历史海洋中的暗杀，在美国学者魏斐德的眼里却非同寻常。他在《上海歹土》一书中认为：“国民党暗杀伪政府‘外交部长’陈箓以及其他通敌分子时将导致……那些‘最终结果’：在短期内，这些活动迫使外国租界的市民领袖与日本当局合作，后者曾在天津利用恐怖活动夺取了租界，并且威胁说，要同样地对待上海。面对这一威胁，英国人的抵制较诸美国强烈，他们表示，如果日本的陆、海军继续利用恐怖事件来证明占领租界的正当性，那么英国就将实施禁运。尽管美国不愿支持英国的这一立场，但是日本对嗣后发生的中国爱国者的暗杀活动做出的过激反应，却导致美国人变得强硬起来，以致要废除美日商业关系。美国总统的这一决定又将日本推向了珍珠港事件。暗杀分子有可能预见到这一朦胧的因果关系吗？它将把美国拖入与日本的战争，并且帮助中国最终战胜了侵略者。”

尽管我认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原因没有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更多面的原因，但如魏斐德所说：在这场争斗中，军统的暗杀是“第一个掷下骰子的”，起码是之一。

▲愚园路1136弄  叶茂 摄

1940年初轰动全国的“高陶事件”，其实也和愚园路有关。据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回忆：汪精卫抵沪后，先住虹口重光堂，后搬到愚园路1136弄，搬以前，先就勒令那一条弄堂里所有的住户即刻搬走，又在弄堂口设了一个日本宪兵办事处，专司保镖之责。弄堂里有五幢独立洋房，都有庭园。其中以汪精卫住的那一幢顶大，即国民政府前交通部长王伯群先生的住宅。其余四幢，住的是周佛海、陈春圃、梅思平和陶希圣先生。陶希圣身在曹营心在汉，因劝说汪精卫放弃所谓的“和平运动”不成，便决定和高宗武一起携密约出走（“日汪密约”原件，是经高宗武的内弟沈惟台拍成照片携去香港的），高陶两人由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安排，设计了一出金蝉蜕壳计，陶先生是借口家属自港抵沪，要去环龙路的家里团聚，脱离了1136弄，脱身后，又赶紧出走。出走那天，算准了时间，陶希圣由家里乘汽车到国泰饭店，叫司机在外面等一等，然后走进前门穿出后门，再神不知鬼不觉地雇辆出租汽车到黄浦滩头。乘上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但陶虽离沪，他的夫人和五个子女却仍留在上海，陶夫人为此再一次深入虎穴，来到愚园路1136弄31号汪邸，说是准备亲赴香港劝夫回来，汪精卫和陈璧君半疑半信之下，居然同意她带两个孩子去香港，但却留下了另外一女两子作为人质。最后，在杜月笙、万墨林的安排下，靠陶希圣一封“希圣即可偕返上海”电报让汪放松警惕去青岛开会，又趁特务警备松弛之际，救出了陶的另三个子女，成功实施了三连环的锦囊妙计。“汪日密约”原件公布后，举国哗然，汪伪“和平救国”实为“和平卖国”的面目昭然若揭。因此“密约”影响到各国在东亚之地位，美英法等国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要维护九国公约，否认汪伪政权，并抽调部队加强远东地区防务，美国且两度贷款四千万美元，开始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汪伪政权的成立无疑是整个抗战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影响到当时的中国政治格局，从负面讲，是分裂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从正面讲，反而使中国各界看清了日伪的真面目，使抗战力量更为纯洁。无论是1939年7月9日，汪精卫在王伯群住宅前发表了《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讲话，日本摄影师为之拍摄了新闻纪录片；还是1939年8月，汪精卫在王伯群住宅秘密召开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自任“主席”，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直至1939年11月1日，日方与汪伪组织间开始正式谈判，在愚园路1136弄60号陶希圣的住处完成签名；其相当部分运筹是在愚园路1136弄内的几幢房子里进行的。

这就是愚园路上的“蝴蝶效应”，扇动着时代的翅膀，改变着历史的格局。

——摘自《愚园路》（百年纪念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作者：徐锦江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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