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席地而坐》并不是胡波最后的作品
这两天，已故导演胡波创作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片《大象席地而坐》成为社交媒体的焦点。
胡波，国内青年作家、导演、编剧，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给自己取笔名为“胡迁”，寓意在写作这件事上要永远像候鸟一样不停地迁徙。
2017年10月，胡迁自缢身亡，年仅29岁。
导演阿巴斯说：“有的人用缺席影响世界。”胡迁正是如此。
写小说时，他是胡迁；拍电影时，他是胡波。“这两件事就像他人生的两条轨道，轨道上运行的是他的小说和电影作品，轨道中间是他在现实中的一切见闻。”
这部电影讲了四个在日常生活中陷入绝望的人——胡迁曾这样介绍《大象席地而坐》。
《大象席地而坐》采用多线叙述的方式讲述故事，从四个主人公的遭遇串起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其实，只有当观众跟随这四个人结束这天生活，回望电影开场镜头时，被隐藏的意义才显示出来：“大象席地而坐，从来不是远方的奇观，而是身陷囹圄的人自身的隐喻。”
《大象席地而坐》是胡迁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也成为了他的最后一部电影。
因为想要坚持完整保留长镜头和四个小时的时长，胡迁与制片方发生了激烈争执，陷入僵局。这让胡迁很沮丧，于是，他回到写作中，《远处的拉莫》就是在这样的心绪中创作完成的，文学，成了他最安全的出口。
《远处的拉莫》胡迁著 2018年11月
对此，胡迁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过：“与他人产生关联，或者说社会性，对于我，这些属于不可控的；而文学对于我是可控的，有安全感的。文学没有目的性，不会概括任何事物，文学里的道德是可感知的，复杂的，多层的。生活中接触到的很多事情，归根结底都是衡量的结果，有时难以置信。文学指向真理，里面有“生与死之间的是忧郁”，有纯粹的美感，不论叙述得有多么复杂和灰暗，它都呈现着一种恒久的人类存在状况。”
《远处的拉莫》收录了胡迁自2017年6月开始尝试的一系列“危险的创作”，如中篇小说《远处的拉莫》， 如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短篇小说《海鸥》，以及他在生命最后一个月里完成却还未及排演的戏剧剧本《抵达》等。这组小说和剧本笔触冷峻干净，读来灰暗，凝重，决绝，荒暴，包容了胡迁在生命最后阶段的隐秘心迹和极致思索，包容了他对文学这件事最认真最虔敬最赤裸的剖白，更包容了对我们所处时代强烈的反思和质疑。
胡迁的朋友瞿瑞写道：
“在《大象席地而坐》里，我们看到的，便是胡波感知黑暗的过人天赋，对于那注定无法抵达的光的向往，并且依靠电影（一种时间媒介）重塑现实时间的能力。他以一种紧迫性回应着历史当下的幽暗（在他留下的最后一本书《远处的拉莫》里，“抵达”作为关键词曾多次出现在不同文本里）——他无疑是一个主动寻求流放的旅人，然而，对于“抵达”的紧迫性成了他开启旅程的力量，也成了终结这旅程的绝望。最终，他以反对他的时代的方式成了同时代人中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最具悲剧性）的一位。”
以下节选自胡迁《远处的拉莫》
他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的房间。小姨看见了他，没有说话。房间里有股尿布味，他的表弟躺在一张小床上。他走到小姨的卧室，把床上的被子抱起来，又看到衣柜里露出一条毯子，他把它抽出来塞进被子里。
“为什么要用我们的？我给你准备了被子。”
“我太冷了。”
“但你不该用我们的，下午就会送新的来，你妈妈给了我一笔钱用来照顾你。”
“我太冷了，没有被子我会死。”
小姨去炊房洗尿布。他把被子抱回猪圈，铺在塑料布上。
他打开自己的包，检查衣服，取出一双登山靴，取出牙刷、牙膏、香皂、梳子，除了靴子外，其他都扔到了下面。两头猪踩踏着泥巴走过来，对着这些闻了闻，又在嘴里咬了咬，牙膏被挤出来一点，但它们不喜欢那味道。
他盖着被子睡了一会儿。下午，疼痛开始了，他用嘴咬着被子，撕开一条裂缝，他挣扎着钻进去，裂缝越来越大。他在被子里颤抖了十分钟，爬了出来。看到天上聚集起了乌云，像石头一样的颜色，沉甸甸的。
他出了猪圈，来到屋子里。
“我饿了。”他说。
“你是害怕下雨。”
“我不怕，我喜欢下雨。”
“如果你怕淋雨可以去炊房，我在那里给你搭了个睡觉的地儿。”
“我永远不去。”
小姨掀开桌子上的一个罩子，里面是食物。她在椅子上铺了层报纸，等着他坐过来，他身上沾着猪圈里蹭到的黄土。
吃完之后，他出了屋子。小姨抱着表弟，锁上了门。
他靠在猪圈的栅栏外不知道做什么。整个院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喜欢小姨，但她走了之后，恐慌就开始了。他跳进猪圈的下层，两头猪也恐慌地朝墙壁上贴，猪皮摩擦石头墙面的声音混着嘶嘶的叫声。
他伸出手，又缩回来。看起来它们会咬他。
综合自“译林出版社”
制作编辑：童薇菁
责任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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