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关系格局对赴美留学生影响几多？……|126-2期现场互动
12月2日下午，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第二讲《G20“习特会”和中美新关系格局》开讲，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主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对话，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友点评。三小时的演讲互动让现场近300位听友颇受启发。今刊发现场互动问答。
“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五讲，由报社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讲堂承办。
中美冲突是中国越来越重视竞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合资公司顾问剧乐：美国的帕拉格·康纳写了一本书叫《超级版图》，副标题是：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此书主张现在全球竞争并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而是基于供应链的竞争，您怎么看？
崔立如：全球处在基于供应链基础上的竞争，确实是一个观点。事实上，现在的竞争遍布于各个层面、各个维度、各个领域。就供应链的竞争而言，要看你站在哪个角度观察问题了。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必须消除美国贸易赤字”，让传统制造业回到美国。特朗普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就努力想让他改变这种想法。科恩说赤字是美国产业结构提升所造成，一方面，美国一些传统工种随着科技的发展或消失或被替换，但可以从墨西哥、中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当下服务业比例大大增高，从产业链上看，美国在高端产业上占据优势，所以，美国要靠发展服务业来解决就业问题。
美国现在对中国加以防范，就是害怕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掌握了产业链的高端。美国人害怕的是中国形成这样的竞争力。顺便说一句，所谓中国强起来就是竞争力的强大。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竞争这样的概念，进入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后感受到国家之间的强弱取决于竞争力。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竞争意识成为发展经济的核心意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也是中国越来越重视竞争、竞争力越来越强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非西方世界的新一轮现代化和西方世界的后现代化的转型是两大关键力量
退休老师方洛克：有一种观点说，特朗普的前班子核心成员班农设计了现在特朗普所作的一切，前不久薛理泰来华，也证实了班农现在在全世界搞民粹主义联盟，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陈东晓：班农确实在全球进行游说，现在在欧洲，准备去巴西。他要为所谓的全球化失意者出气。这股民粹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反对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所以未来所谓全世界的民粹主义联盟是否会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如何发展本身。我个人认为，未来全球化的发展和当前非西方世界的新一轮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世界正在进行的后现代化的再平衡进程的走势密切关联。
自冷战结束以来，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席卷了非西方世界。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之际，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初步阶段，即，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世界银行189个成员国中，有将近40个国家是发达经济体，在其余150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08个国家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即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它们的总人口超过55亿人，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这其中约有40个国家是中上收入国家。
今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朝着更先进的发展阶段迈进。这一进程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的发展成果将惠及广大人民和土地。但与此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将出现许多且严重的国内与国际的挑战。发展中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是，能否在不发生重大动荡的情况下步入更为先进的现代化阶段。国内的挑战主要包括治理能力建设、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升级等。外部的挑战主要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是否能够容纳非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
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西方作为一个整体也面临着更大的内部转型压力。对西方世界和众多发达国家来说，冷战结束后的后现代思潮也进入了我所说的“再平衡时期”。在发达国家，开放和竞争的全球主义、精英主义、保护主义和注重平等的地方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之间出现了明显分化，正在进一步加大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害者的差距，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形成新的断层。因此，作为一个整体，西方世界迫切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平衡，以便在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调和日益激烈的紧张关系。
当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与西方世界的后现代转型相遇时，究竟是以包容、稳定、合作的方式互动，还是排他、对抗、混乱的方式互动，两者间的相互作用模式都将对世界政治的未来走向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如果是后者，将不仅根本阻碍了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也给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勃兴提供更多的土壤。换言之，未来世界是大分化还是大融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转型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价转型是否成功。
经贸竞争核心是制度之争，是否存在多元市场经济模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师赵真：您提到建群能力，请问其他经济体在中美博弈中的取向，或者他们如何应对中美关系的张力？
陈东晓：问得非常好。我觉得中美之间在经贸问题上竞争的核心，其实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制度竞争。就是要看未来在世界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当中，能否存在一种多元的市场经济模式？未来中国能否走出另外一条道路，在强调更加透明、公平、开放的市场体系中，也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美国目前并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所有制中立”，这需要我们的企业实践和理论研究。
回到你刚才问的其他经济体在中美博弈中的取向问题。发达经济体，包括欧洲很大一部分国家，和美国持有相同观点，认为未来世界只有一种市场经济模式，他们很担心未来中国这样体量的经济模式发展出的新的市场模式，是他们所难以进行竞争的。同时，这些欧洲国家、还有日本，他们又特别担心美国政府通过关税战、单边主义的这种方式会根本破坏现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和投资体系。
所以，他们又希望和中国一道来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特别是关税战。所以这些发达经济体希望对现有的WTO等国际贸易规则进行修改，既能满足他们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的关切，又能维持多边贸易体系的总体稳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矛盾。对其他经济广大的其他一些国家来讲，多多少少也带有这种矛盾性，只是程度和欧洲不一而已。我们看到，在过去几个月中，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包括我们讲的中等经济体，他们在不邀请美国和中国参加的前提之下，达成了对未来WTO改革的许多共识。所以，未来中美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双边关系，还有很多第三方力量，他们的建群、合作，可能会对中美未来包括经贸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
台湾问题将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大计中考量
工程师黄增宏：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绕不开的，当前形势下，我们该如何处理?
崔立如：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台湾问题是一个主权问题，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是非常明确和不可动摇的。另一方面，对台湾问题相关的具体情况处理上，从《上海公报》到《中美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再到现在，在中美关系中又是一个局部跟全局的问题。局部和全局发生冲突了怎么办，在外交上只能照着全局来处理。在我们的实力还不能达到让美国放弃介入台湾问题的情况下，就形成了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两个文件中双方可以接受的说法。这里有一个模糊的空间，美国就是利用这个模糊空间，通过“台湾关系法”规定的所为对台湾安全的义务，一直在实际上介入台湾问题。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实质是“台湾地位未定”。
陈东晓：我完全同崔老师所讲，国家战略最讲究的就是保持能力和意愿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决捍卫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让台独势力有任何侥幸心理。当前我们仍然牢牢把握着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当然另一方面，就我们目前的实力和能力而言，，我们仍然要保持战略耐心和战略恒心，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和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根本任务有机结合起来，而不能割裂开来。
同时我们必须清晰地看到，目前无论美国还是台湾岛内，有部分人对台湾问题存在严重的误判。美国方面有人认为应该赶在大陆还具备完全能力掌控局势之前，要加强美台之间各种实质性关系。而蔡英文执政方这两年持续推动台独政策，这次“九合一”地方选举失利后，蔡英文当局依然没有其两岸政策作出反思，她非常乐意自己充当中美战略竞争中的美方棋子，所以蔡英文当局可能还会沿着原来的道路走。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建群不仅仅取决于意识形态，也取决于经贸利益
工程师高晟：您提到美国在建群，中国如何在保持开放的同时，阻止资本和制造业转移到美国和东南亚国家？
崔立如：国内目前的发展确实让民营企业产生了一些担心和不确定性，中央的方针中也反复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且已经开始出台了很多政策，实际上就是要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但从长远发展来说，只有政策还不够，还要形成法律和法规，才能使这颗“定心丸”产生更加长远和更大的效用。
关于建群的说法，像班农、希特莱泽想建一部分把中国隔离的群，我觉得他们恐怕达不到这个目标。因为现在已经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改变的。汽车产业、制造业为什么都愿来中国而难以再回到美国？因为美国没有那么便宜而优质的劳动力大军，在美国的一个熟练的汽车装配工是每小时70美元，这与中国的人力成本完全不能竞争，所以说那些已经转移出去的传统的制造业无法回归。不是简单地说意识形态一致的就能建成隔离中国的群，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的工商企业都不可能不考虑商业利益。
宋国友：对于建群的问题，涉及中国如何寻求更多多边主义的同道者。第三方的反映是我们非常看重的新的力量来源，美国也知道，所以它也在建群。从中国今年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来看，中国的策略是非常到位的，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了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的多重变化，今年以来大量的事件可以证明，在对日、对印上，中国尽可能在扩大朋友圈。
中国50%的技术处在跟跑美国状态，美国会加强本国保护
高工柴忠余：美国最近出台了14项对中国的技术管控，请问，您是否认同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科技竞争是最重要的？
陈东晓：中美科技竞争是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中国科技赶超速度是比较快的，大致来看，我们有15%的技术是领跑的，30%左右是并跑，有超过50%的还是处于跟跑状态，这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中国在应用方面发展如此迅捷。技术竞争背后还有制度之争，美国尤其担心中国的体制优势：用举国体制来调动所有的资源来进行技术创新和进步，在美国看来目前任何一个其他市场体制都没法与之竞争。
所以，在未来的技术领域当中，中美之间的竞争中的零和博弈的性质会更突出。无论是在技术本身，还是在人才交流、国际合作等，美国方面正采取各种措施来阻碍中美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包括正常的科技交流，并试图减缓中国的追赶步伐。
美国新出台系列中国赴美留学新政策，局部受到限制
东华大学本科生刘天：目前赴美留学人数一直在增长，中美新格局对赴美留学生的政策和权益会有什么影响?
崔立如：就教育体系而言，中美两种教育体制各有不同，有各自优势，但总体上看，美国现在仍处在优势地位，尤其是高等教育。
从留学角度来说，鉴于前面我们所讲的中美关系出现的大转，及其带来形势气氛的变化，以往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宽松状态肯定会受到影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开报道表明，美国现在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对中国人加强防范，比如在签证上面已经显得收紧，采取了更加严格的审查。
（李念、袁琭璐整理）
精彩瞬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
两位为中美关系操心而白了头发的学者崔立如和陈东晓展望新格局下的中美前景
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友点评
现场近300位听众济济一堂
讲堂宾主合影，左起陈莉莉、李念、王欣之、王健、崔立如、陈东晓、宋国友、余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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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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