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上海电影博物馆举办讲座,汤惟杰(左)、龚伟强主讲
中国电影史的初始,是都市电影放映史
“一更一点月吐光,影戏闹忙,呀呀得而哙,将要开场……”在民国十二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戏曲大全》中,就有收录《影戏五更调》这样以“影戏”为主题的时调小曲。在电影刚被引入进中国的时候,并没有“电影”这个词汇,而是援引了“影戏”这一词语,并且在这一时期的电影描写中,总会有“闹忙”的现场描写,这与当时电影在收录时无法收入声音需要戏班现场配音或用留声机播放的设备限制有关。中国电影史正是从这样“热闹”的放映现场开始的。
▲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是电影在上海首次公映的地点
影戏的多义引发的争论:中国第一次放电影的地点在何处?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根据发布在在申报上的徐园又一村将放映西洋影戏的广告,中国电影史学家程季华认为上海的徐园是中国可考的首次播放电影的场所。然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惟杰则为听众们提供了质疑的视野:近十多年来,电影史学者发现徐园在《申报》刊登的广告使用的是“西洋影戏”一词,而《申报》中“影戏”一词最早出现在1873年,“西洋影戏”字眼也出现在1875年,都远早于电影诞生的时间的,该处的影戏应该指的是幻灯片一类的娱乐休闲方式,徐园的广告不像《影戏五更调》一样具有详细的描述可以证明此处的“影戏”是电影之意,除非有新的旁证材料出现,否则认定徐园是第一处在中国播放电影的场所并不妥当。
由于“影戏”一词含义模糊,有学者另辟蹊径从英文文献着手,根据《字林西报》的记载,确认1897年5月22日礼查饭店是电影在上海首次公映的时间与地点。上海音像资料馆高级编研龚伟强则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补充,他告诉听众们,关于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有多种说法——比如青岛德国水军俱乐部、哈尔滨的俄国人建的电影院,杭州有运河博物馆等……但是像礼查饭店这样有当时的报刊媒体有明确记载并叙述了放映详情的,是唯一的一例。
▲建于1908年的虹口大戏院,于2006年1月5日改为虹口区历史遗址纪念地
“为什么公共租界的影剧院多在苏州河以北?”上海早期电影院大起底
专业电影院的出现自然要晚于电影的出现,早期上海的电影放映多是依附在茶馆、向公众开放的园林、戏院这些职能明确的娱乐场所。汤惟杰根据上海档案馆公共租界1919年的资料中的电影院统计数据,对上海公共租界早期的电影院进行了分析。西班牙商人安·雷玛斯对于上海早期的电影院发展而言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公共租界早期的9个放映空间中,有4间是雷玛斯投资建成的,分别是虹口大戏院、维多利亚大戏院、夏令配克大剧院与万国大戏院。在这其中,虹口大戏院建于1908年,是上海最早出现的电影院之一;夏令配克大剧院则是之后公共租界在苏州河以南区域的第一家。到了30年代,电影院数量急增,比如北京路的金城大戏院(今黄埔剧场),在影史上有重要地位,当时重要国产影片大都在金城首映,它因而被誉为“国片之宫”。根据统计的1919年公共租界电影放映场所统计,在空间分布上,6家在苏州河以北,3家在苏州河以南。有听众好奇地提问:“为什么公共租界的影剧院多在苏州河以北?”汤惟杰幽默地回答道:“其实和现在的情况一样,苏州河以南的房价贵啊!”
▲地处南京西路742号的法租界的夏令配克大戏院,现为新华电影院
“电影是技术的产物,记录是本性”
在卢米埃尔兄弟确立了电影的放映观看模式后,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录影机器笨重不易移动,胶片容量又很小,所以早期电影的体裁以短篇幅的纪录片为主。龚伟强反复向听众强调,电影的本性就是记录,在1920年代剧情片其实很少,大多是纪录片,并且这些纪录片都是可以公开放映的。
镜头里的上海:最早被世界看见的中国城市之一
现存最早的影片中的中国场景,来自于1898年爱迪生为筹备电影视镜项目的拍摄取材,当时由于拍摄设备十分笨重、无法推拉摇移,这段影片是预先组织好出镜人员,再由人工从外白渡桥南向北推移拍摄而成的。
▲龚伟强反复向听众强调,电影的本性就是记录
1917年,第一部中国题材的长纪录片《经过中国》由本杰明·布拉斯基拍摄而成。龚伟强向影迷们透露,当时由于胶片录影时间很短,说是长纪录片,不如说是多个短纪录片段的拼接与组合。片中捕捉了许多依靠劳动力维持生计的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场景,是见证早期中国的宝贵记录。
1925年苏联导演史涅伊吉诺夫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航拍作品《伟大的飞行与中国的国内战争》,其中后半部分对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进行了详细报道。该作被苏联《真理报》高度评价为“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新闻片”,而是达到了“社会生活史诗的宏大规模”,成为了苏联在国外上映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可以说,中国、尤其是上海在国外的第一次登台亮相就源自于西方电影的拍摄,它像一个交互的窗口,既使中国了解了世界,又使世界认识到中国。
▲汤惟杰根据上海档案馆公共租界1919年的资料中的电影院统计数据,对上海公共租界早期的电影院进行了分析
《上海纪事》:1927年的中西左翼思想的碰撞
《上海纪事》是苏联导演雅科夫·布里奥赫于1927年摄制的影片,电影记录了我国第一次国内战争后上海的斗争和生活情况,如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群众的游行示威,西方列强增兵租界、构筑工事、四一二政变的大事件。雅科夫导演在进行影片拍摄时熟练地运用了蒙太奇的手法,并在拍摄过程始终都将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贫穷与富裕这些对立面进行对比,一面是郊区的劳工遭受苦役,一面是十里洋场歌舞升平,触目惊心。稍显讽刺的是,影片中曾将京剧作为传统、落后的象征与代表现代、先进的西式交谊舞进行对比,而这一片段据专家考证可能是有数百年历史的京剧演出第一次被胶片所记录下来。
▲《上海纪事》电影海报
1927年对于上海的文化界而言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根据《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的描述:1927年来自北京、广州、甚至是海外的大批知识分子,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夏衍、冯乃超、徐霞村、巴金、柔石、刘呐鸥等来到上海,与当时已在上海居住的张元济、蔡元培、叶圣陶、郁达夫等会和,一时之间,上海成为现代中国的文化中心,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个专业和各种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为此后的左翼文学运动打下了基础。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诞生的《上海纪事》,一方面以中国的革命热潮为主角创造出了这一部“上海写真图”;另一方面,它的蒙太奇的拍摄技巧与对比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的走向。
上海电影的原创版图
中国人在上海的电影拍摄尝试,最早可以追溯到1909年美籍俄裔电影商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在上海创立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这是由外国商人在中国投资第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布拉斯基将公司转让给上海南阳人寿保险公司经理依什尔和萨弗,此后经过多次磨合,并聘请美华洋行张石川为公司顾问兼导演,《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等文明新戏才得以诞生。然而,龚伟强告诉听众,近年来对于早期电影的存佚问题实际上存在很多争议。
▲1913年,《难夫难妻》是郑正秋根据潮州买卖婚姻的陋习创作的短故事片
《定军山》被疑存在的真实性,早期电影史的考证任务任重道远
讲座中,两位学者分别提到,以往的中国电影史中,《定军山》被认为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实际上这部电影在历史上第一次被提及是在1938年的一部回忆录之中,直接的证据很稀少。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一些电影史学者开始质疑《定军山》这部电影是否真实存在过。同理,1913年拍摄的《难夫难妻》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剧情片,也有人存疑。而直到今年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研究者张伟收集到了一份上海新舞台剧场开幕的活动广告,内容正好是放映《定军山》影片。这一材料的出现,才使《定军山》这部电影的存在最终定案。汤惟杰不禁感叹,早期电影的考证真的非常不易,史学界向来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许多以往的影史上结论都需要更多的实证材料来支撑。
▲阎瑞生事件IP诞生的戏剧广告
《阎瑞生》:中国第一部IP故事长片
《阎瑞生》是1921年由任彭年执导的无声黑白故事片,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长故事片,由于剧情取材于1920年上海滩一个真实的案件,因此龚伟强使用现今非常流行的IP概念来概括它的性质。汤惟杰则介绍了这部影片的背景:该片改编自真实案件。大学生阎瑞生是个洋行职员,因嗜赌成性终致失业,又借债翻本失败而无力偿还,于是心生歹念,借来豪车邀名妓“花国总理”王莲英兜风以伺机将其杀害谋财。事后阎瑞生与同谋吴春芳四处逃匿,在徐州一火车小站被抓捕,最终在龙华的西炮台大操场被枪决。之所以使用IP一词来概括这一故事长篇,是因为这件事由于名妓“花国总理”王莲英的遇害而备受关注,许多剧院都为此编排剧目,在阎瑞生本人遭枪决后,据说最多有五家剧院同时开演此剧,更有剧院为娱乐观众,将真车开至舞台上,博人眼球。
当时沪上青年电影爱好者陈寿芝、邵鹏、施彬元等人认为《阎瑞生》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又有警世意义,决定把它拍成电影,于是成立了“中国影戏研究社”,找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合作拍摄电影。但值得玩味的是,阎瑞生与这些青年电影家们一样,都读过大学,在洋行供职,也是电影粉丝,甚至他的杀人手法都是从当时的侦探片、犯罪片中学来的。
▲讲座现场播放了龚伟强从私人收藏家处借来的任彭年执导的另一部黑白默片《恶邻》
在中国电影史的研究领域,上海早期电影研究位于非常重要的核心地带,越来越多的影迷对上海电影产生兴趣。面对现场听众的积极提问,汤惟杰、龚伟强二位很受鼓舞,他们表示,目前上海早期电影领域还有很多文献与资源有待开掘,还有不少原有的结论需要加以重新确定,因而,在人数有限的影史研究圈之外,希望有更多的电影史和城市文化爱好者能够加入进来,共同促成这一研究的繁荣。
作者:夏佳丽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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