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中之盛三大家 | 孙琴安

2018-12-31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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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李白《上阳台贴》

自严羽《沧浪诗话》提出“盛唐体”,始有盛唐诗之说,主要以开元、天宝年间诗为主,或有延至代宗永泰年(765)者。如以诗人为标志,则起于张九龄,止于韦应物。后明代高棅又推出其中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常建十家诗,以为“此盛唐之盛者也”。也就是我所说的“盛中之盛”。

历来言唐诗者,包括如今的各种文学史和教材,多李、杜并称,或在李白、杜甫之间争高下、比优劣,反把王维撂在了一边,此似不太公允,更不符合三者生前的情况。

李、杜、王生活于同一时代,把他们视为诗中大家,人无异词。若从三人生前的情景来说,王维名声最大,在李白未出川前,王维名满天下,尤为京城贵族所重。就连安禄山也久闻其大名,素爱其才,攻占长安,俘获王维后,就逼迫他出来任官,想利用他的名声和影响为“大燕朝廷”装门面。尽管王维吞药成疾,称病不出,但在刀剑棒戟多次架于脖颈的恐吓威胁之下,只得出任伪职。而此时杜甫还是个无足轻重的普通诗人,被叛军逮捕关入难民营中,与王维的诗名不可同日而语。李白也是初到长安,贺知章读其《蜀道难》,赞叹不已,称其为“谪仙人”,荐之于唐玄宗,应诏进宫供奉翰林,由此才诗名大振。然一年不到,便被赐金放还,星光又有所暗淡。但王维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仍星光闪烁,官衔远在李、杜之上。去世次年,代宗皇帝便御批出版他的诗文集,称王维为“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时论归美,诵于人口”。并以为“天宝中诗名冠代”。也就是说,在王维、李白、杜甫相继去世的代宗年代,仍以王维的诗名为最高,李白次之,杜甫又次之。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人的名次逐渐发生了变化。生前名位最高的王维,只因在安禄山手下做过官,气节不足,故在后世影响渐逊于李、杜。朱熹就曾说:“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朱是有影响的人物,故自元、白之论出,特别是两宋之后历朝各代,论唐诗之冠,总在李、杜之间论高下,王维反在其后。只有王士禛等少数人仍以王维为尊。也有三人并列者,如明王世贞便以为李、杜、王“真足三分鼎立,他皆莫及也”。陆时雍也认为“王摩诘之清微,李太白之高妙,杜子美之雄浑,三者并称”。清人徐增等也是三家并列,但今人仍多李、杜在前,王维在后。

作家总得靠作品说话。也不能总是李、杜并论,这里不妨加上王维,对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三大诗人的诗作,来个简要评比。

清人沈德潜说得好:“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王、李、杜三大家自然也不能例外,各有强弱。比较起来,李白最擅长者有二:一为乐府诗,是其终生的成就,《蜀道难》《将进酒》等无人可及,虽用乐府古题,却诗意独创,为己所用;二为五七言绝句,为千古绝句典范。杜甫亦有不少乐府名篇,如《兵车行》《无家别》等,但多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自为新语,后人称为“新题乐府”,正与李白的古题乐府不同。而王维被弦弹唱的诗则多于李、杜,他的《渭城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红豆》等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天下传唱。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唐人诗谱入乐者,初、盛王维为多。”可见一斑。故三家乐府诗成就不同,各有千秋,终究以李白为上。五言绝句,王维、李白千古绝调,杜甫不及;七言绝句,李白居前,王维次之,杜甫居后。

若论五言古诗,李、杜居前,王维次之。李犹存古意,杜已为变体。七言古诗,杜甫第一,李白次之,王维又次之。五言律诗,王、孟、李、杜、岑参最为杰出,然毕竟以王维为最,李、杜次之。七言律诗,王、杜在前,李白居后。宋元、明初多以杜甫为第一,自李攀龙推“王维、李颀颇臻其妙,即子美篇什虽众,愦焉自放矣”。世人遂以为王维高于杜甫,后多有争议,直到清人方东树发话,才有定论,他认为唐人七律有二派:“一曰杜子美,如太史公文,以疏气为主,雄奇飞动,纵恣壮浪,凌跨古今,包举天地,此为极境;一曰王摩诘,如班孟坚文,以密字为主,庄严妙好,备三十二相,瑶房绛阙,仙官仪仗,非复尘间色相。”自此以后,争论方休,然毕竟杜高于王。

诗人固有高下之分,又有能否开派之别。如李商隐与杜牧同为晚唐成就卓越的著名诗人,李能开派而成西昆体,杜却不能。再说李白、杜甫、王维三大家,不仅个人成就卓越,特色鲜明,而且还开创了不同的诗风,李以浪漫奔放为主,杜以写实沉郁为主,王以清纯唯美为主。严羽说:“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若论诗中之禅意禅味,则李、杜又逊于王。三人各有所能,世人也多以别称来彰显三人的所长与特色,如称杜甫为“诗宰相”,王维为“诗天子”,李白为“谪仙人”,又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王维为“诗佛”。清人徐增还从天、地、人三者关系,称李白为“天才”,杜甫为“地才”,王维为“人才”。其实,王维生前因与孟浩然、裴迪、丘为、綦毋潜、储光羲多有交往唱和,在其周围已形成这一流派,后钱起等均受其影响,直到清初王士禛倡“神韵说”,仍以王维为宗。杜甫的诗风在身后始得光大,先有元、白倡导新乐府而以杜甫为优,后有王安石以杜为尊,特别是江西诗派以杜为祖,遂成一大流派。唯有李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后人难以仿佛,只有李贺、苏轼等个别人稍得其近,继者寥寥,故虽开诗风,但以诗派论,则在杜、王之后。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诗歌高峰,但都无法与盛中之盛的三大家相比。历览各代大诗人,从屈原到陆游,多数情况下都是巨星孤悬,唯独此时才是三大巨星同时朗照,与众星辰互相礼赞,共射光辉。这种令人惊叹的现象不得不引人深思。至少可以说明:这是一个对诗歌创作极为有利的时代,具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创作环境和良好氛围;也不像一些文学史所描绘的,只有一种流派和思潮在主宰一个时代,或是两种流派和思潮在你争我斗,互相排斥。恰恰相反,盛中之盛的三大家,不仅诗风不同,而且在多元共存中能互相尊重与包容;非但各创诗风,并可把各自的诗风推到一个空前绝后的极致状态,达到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这就更值得我们借鉴,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了。


作者:孙琴安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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