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放弃重塑西方式俄罗斯的幻想,保持足够耐心

《冷战后英国的俄苏研究》，201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封帅，主编冯绍雷

编Saying:今天起，讲堂进入“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五讲”的中俄关系（1月6日下午开讲）时间档，本期主讲冯绍雷教授在2018年主编了《海外俄苏研究丛书》，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封帅撰写的《冷战后英国的俄苏研究》提供了多维的视角。今编摘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前俄罗斯与欧亚项目负责人波波·罗的观点——《普京时代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相信，对大家理解俄罗斯与西方博弈的复杂关系有所启发。

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是英国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国际问题智库。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多年来始终与英国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对于英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世界范围也有极高声望。俄罗斯研究一直是它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前皇研所俄罗斯与欧亚项目负责人波波·罗（Bobo Lo）的研究，堪称冷战后英国学术界的经典之作，也是皇研所在俄罗斯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他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非驻会研究人员，卡内基莫斯科中心访问学者。

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前俄罗斯与欧亚项目负责人波波·罗

理解普京外交的大忌：依据特定事件判断

2000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俄罗斯正式进入了普京时代。在普京的任期内，俄罗斯外交经历了极其复杂而又波澜起伏的发展过程。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9·11事件之后达到了顶峰，一度可谓亲密无间。然而几年之内，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这种友好关系又迅速崩溃，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由高峰陡然滑向低谷。面对这种巨大的转变，波波·罗认为，如果仅仅将其归结为特定事件造成的结果，显然是对于外交行为的曲解，根本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基于这种观点之上的任何结论，都不可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更遑论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这种现象的出现，离不开普京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只有站在中立的感情立场之上，深入分析普京体制的特点与普京时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和走向，才能够准确理解俄国外交过程中这种异乎寻常的状态，从而进一步制定出合理的应对策略。

2000-2003：普京借9·11有目的调整外交，向西方转变，树立个人威信

在波波·罗看来，从2000年到2003年，俄罗斯外交经历了一次相当大的进化（evolution）过程。但这种变化的出现，并非是9·11事件的结果，而是普京有意识的战略选择。在当选总统之后，普京一直在有目的、有意识地调整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走向，并且很快就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普京成功地“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建了俄罗斯自信的外交政策，并且令人惊讶地使其从饮鸩止渴转变为具有坚实的权力和政治基础的状态”。9·11事件的发生给了普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力使其能够顺利地推动俄罗斯外交向西方中心主义的转变。在这种状况下，俄罗斯政治经济议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革，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目标变得更加符合俄罗斯的实力和利益，而且呈现出更多现实主义的特征。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变革也加快了普京体制的形成，俄罗斯的发展更加依赖个人而非制度的特点也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

2000年，普京正式就任总统

2004-2008：与西方关系跌入低谷，国内树立“软”威权主义体制

然而，好景不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并没有延续太久。以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为标志，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开始逐渐滑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爆发，使双方的关系的恶化进一步加速。在评价这些问题时，研究者往往更加重视这些特定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波波·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特定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的意义，其核心还是在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微妙变化。在普京刚刚接管国家权力时，他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其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过渡。但随着普京权力的巩固、俄罗斯经济形势好转，普京对于国内政治权力的布局也逐渐完成。进而通过多种政治运作，俄罗斯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普京为核心的“软”威权主义体制，这种体制的形成改变了俄罗斯国内政治的运行模式，也改变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走向。大约从2005年开始，俄国逐步重新树立起大国的自信，开始执行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也越来越难以恢复，在这期间值得注意的事件包括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很多俄罗斯越来越强硬的外交和军事表态。直到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爆发，这种矛盾冲突达到了顶峰，双方的关系滑到谷底。可以说“俄格冲突以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糟糕”。

普京对外战略目标：恢复全球大国地位、重塑俄身份、与西方平等关系

在波波·罗眼中，在经历了国家实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政治体系的重构之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结束了叶利钦时期的混乱与争论，逐步明确了自己对外战略的目标与方向：

首先，推动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最大化。在普京时期，俄罗斯试图恢复其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作用和地位。在普京的概念中，所谓全球大国，一方面是要恢复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内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则是要保证俄罗斯有能力影响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在重大国际问题的处理上不被其他世界大国所忽视。根据这样的目标，俄罗斯必须在东欧、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问题上具有最重要的发言权，并且不容美国和西方国家染指这些地区。另外，借助政治、能源、经济及其他手段，努力在中东、东北亚等热点地区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其次，建立起一种现代的，后冷战时期的身份认同。重塑俄罗斯的身份，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目标，这种身份的重构对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至关重要。整个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始终在为这种身份认同争吵不休，然而，在普京时期，通过政治体系和社会生活的重构，俄罗斯初步完成了身份认同的重构。它保留了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模式，但以俄罗斯传统的欧亚主义观点对其加以调整，使其更加适应普京体制的需要。可以说，这种身份的核心仍是西方式的，但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西方的规范。而是通过对西方模式的重新解读，使自己的全球身份合法化，并且通过欧亚主义的外衣，彰显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使其获得国内社会的普遍认同，甚至希望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这种对于国家身份的重新构建体现了俄罗斯对于大国地位的强烈渴望，它希望自己的身份和大国地位能够被西方国家所接受，并且将自己作为与美国平等的世界大国。

《普京外交》，200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冯绍雷主编

最后，按照自己的方式与西方发展平等的建设性关系。实际上，与西方交恶并非普京所愿，俄罗斯始终期待与西方建立起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但是这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必须按照俄罗斯自己的方式建立，而且俄罗斯与西方必须处于平等的地位。俄罗斯对于世界大国的地位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在俄罗斯人看来，他们并不是冷战的失败者，因此，俄罗斯不能容忍西方以恩人和监督者自居，难以接受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盛气凌人，指手画脚的态度，更不可能接受成为西方“小伙伴”的地位。西方化是俄罗斯外交始终不变的基本方向，俄罗斯并不希望与西方长期进行战略对抗，也并不认为与中国或其他新兴国家的合作可以取代与西方的关系。但如果西方国家不改变自己的立场，俄罗斯也不可能曲意逢迎，当前这种准对抗局面将始终难以改变。

俄与西方冲突被媒体夸大，俄“现代大国”目标离不开世界体系

在波波·罗看来，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严重程度，很大程度上是被媒体和舆论过分地夸大了。其实，双方既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又没有对等的经济、军事实力。甚至可以说这种对抗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双方的实际冲突是很难发生的。普京的理想是希望俄罗斯最终成为一个“现代大国”，这一目标本身就暗藏将西方作为俄罗斯发展的基本模式的意义，而且在当代世界，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俄罗斯的发展离不开西方，俄罗斯也不可能脱离当代世界体系另起炉灶。因此，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始终存在合作的基础。但由于长期缺乏积极的互动和战略互信，双方关系的改善将是一个非常漫长且极不平衡的过程。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俄罗斯经济，使俄罗斯体制的弊端凸显，至今也没有走出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普京的支持率也大幅下滑。但波波·罗在2009年即已指出，普京政权的基础仍是非常稳固的，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动，而且俄罗斯当代政治体制的弹性足以应付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困难。尽管西方研究者和媒体往往喜欢热炒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矛盾，并且对梅德韦杰夫赋予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他看来，梅普二人在媒体和镜头前展现的“矛盾”和“不和”大部分都属于两人有意为之，以此显示俄罗斯政权的“民主”特征。普京主导的俄罗斯体制并没有因为领导人的更替而发生改变，因此，在这种环境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出现实质性的转变。波波·罗同时强调，即使在最好的运行情况下，俄罗斯外交政策也是一个古怪的混合物，其中永远包含着自吹自擂、缺乏自信的因素，同时也展现出务实主义的特征。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俄罗斯政权会有更加强烈的不安全感，俄罗斯可能会对外界的刺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激烈。因此，在金融危机的条件下，俄罗斯不仅不会改变较为强硬的外交路线，甚至会因为误解和敏感引发更多的冲突。

普京（左）与梅德韦杰夫

西方对俄应放弃胜利主义心态、重塑幻想，而是case-by-case解决冲突

通过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波波·罗坚信，在处理对俄关系的时候，西方国家必须放弃那种乐观的胜利主义心态，也必须抛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西方不可能重新塑造一个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新国家，更不应过分夸张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力，而低估俄罗斯自身观念、历史、地理和文化因素的作用。那样的话，“任何试图安抚普京政权的努力最终都会弄巧成拙”。俄罗斯对外政策根源于以普京为核心的俄罗斯政治体制，具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外界的各种影响对于俄罗斯的政策选择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

正因如此，波波·罗认为，在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国家的政策不应该建立在‘俄国人会怎样反应’的基础上，而应该着眼于‘是否能解决我们面对的挑战’的基础上”。他将这种方式命名为“就事论事”（case-by-case）的解决路径。在他看来，无论是处理北约东扩，导弹防御系统还是在高加索问题的解决上都是如此，西方国家不应以挑衅和刺激俄罗斯为自己的政策出发点，也不应仅仅因为俄罗斯的反对就调整政策。如果这项政策确实有助于西方国家解决安全或其他方面的问题，那么即使俄罗斯强烈反对，也应该继续执行。反之，如果不会解决任何问题，那么就无需继续。总之，不应该以对抗俄罗斯作为政策的目标。因为西方国家应该认识到，俄罗斯并不像他们看上去那样强大，但也并不像有时看起来那么虚弱。

由于俄罗斯外交政策可能会变得更加易变而又不可预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需要避免诉诸于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前提来制定外交政策，只有通过“就事论事”的方式来处理对俄关系，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误判或激化矛盾。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进一步深入，在未来几年内，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对此，西方国家必须保持足够的心理准备，也许耐心比其他一切政策选择都更加重要。

作者：波波·罗、封帅

编辑：袁艺菱

责编：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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