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与《中华民国史》

2015-08-03信息快讯网

【特稿】李新与《中华民国史》-信息快讯网

李新论史说今（1998年10月1日摄于家中）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编纂工程宣告完成

李新（左）和本文作者陈铁健。1989年8月，李新在北京大学会见美国学者李又宁时，由李又宁拍摄。

1998年10月2日，近代史所现代史研究室及写书组成员在万寿路李新家聚会，祝贺李新八秩之寿。

■陈铁健

李新是规划和完成中华民国史编纂任务的“总设计师、总指挥”，“是大陆民国研究的唯一奠基人，功不可没，他对民国史的设计，堪称大手笔”。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李新总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十二卷，《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十二卷，《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八卷，总共三十二卷三十六册、两千两百万字的巨著，中华书局一次性推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编纂工程宣告完成。

三十七年的中华民国，四十年的编纂历程，“近代史研究所老中青三代人的心愿得以实现，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大协作的产物，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

胜朝必记亡朝事

中国古代设史官，传闻自黄帝始。设馆修史，则由唐代开其先声。已亡的前朝之史必修，执政的本朝史事必记，历代相沿，已成定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结束其三十七年统治，寿终正寝。国民党遁居台湾，虽沿用“中华民国”旗号，制造“两个中国”假象，已为世界鄙弃。新中国建立不久，董必武、吴玉章等即提议编纂《中华民国史》，同时重修清史。1956年，国家首次将《中华民国史》列入全国科学发展规划。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要编纂出版《中华民国史》。

《中华民国史》既已列入全国出版计划，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子野就将这项任务交给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李新是中国革命史专家，又极富组织能力，由他主持编纂《中华民国史》，可谓得人。李新遂与所长刘大年、副所长黎澍商定，由他起草编纂报告，以期获得正式授权。

1972年8月8日，近代史研究所关于编纂《中华民国史》和三部资料的报告，送交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转呈郭沫若院长、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刘将报告转交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获准。9月9日，刘西尧将报告送交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郭亦批示同意。至此，《中华民国史》编纂工作报批手续完备无误。

1972年9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9月改称研究室），副所长李新兼任组长，姜克夫、曲跻武为副组长。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京的一批年轻学者，成为研究组的主要成员。李新提出“来者欢迎，去者欢送”，首批报名者二十七人，最多时达五十人。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先后继任者孙思白、李宗一、王学庄、汪朝光、金以林，副主任为朱信泉、韩信夫、曾业英、王奇生、罗敏等。

国家“六五”出版计划，将《中华民国史》项目列入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近代史研究所，亦将其列为重点课题，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中华民国史，作为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宣告诞生。

中国大陆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消息，传到台湾，引起一片惊诧。有人说：“这一事件，犹如台风过境。”“如果他们的皇皇巨著数十册数百册出现在国内外的书架上，到那时我们只有被迫接受缺席审判了。”此话虽言过其实，却也道出某些台湾学者的复杂心情。

其实，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对于实现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民族和解，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诚如杨天石所说：民国历史上，中国国民党曾经是革命的、爱国的政党，有过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护法、北伐、抗日等光荣历史，和中共有过两次合作。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报告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杨天石当时在台北参加学术活动，亲耳听到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欣喜地说：“胡锦涛主席也充分肯定我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近年来，两岸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已经取得很多共识，并启动多项民国史合作研究课题。同是中国人，有什么纠结不能解开？研究民国史，对相关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阐释，有助于揭示历史真相，剔除其中谬误，消除误解，共同面向未来。可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前景值得乐观。当然，这要靠时间和实践加以检验。

拒受乱命为著史

中华民国史编纂任务落到近代史研究所后，并非一帆风顺。1975年一度狂风骤起，浊浪排空，险些打翻已经扬帆启锚的这艘航船。说来话长。

1998年11月24日，李新因腹部不适到北京医院就诊，医生看后留他住院观察。我到医院看他，谈及现代史与民国史研究，他准备写两篇回忆编写《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中华民国史》两部书的文章。其中，中华民国史遭遇的一场危机，谈得详细具体。记得1997年秋天，他交给我《怀乔木》一文打印稿和原稿，让我对照有无缺漏。我看后，对他说打印稿删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要求停止民国史编纂的那一番争论。他说，不能删，应立即重新打印恢复原貌。这段文字与他在住院期间的谈话，内容完全相同。他说:

1972年，我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接受了主编《中华民国史》的任务。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胡）乔木担任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在刘大年的怂恿下，政研室要学部停止《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刘大年以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向黎澍和我（当时我们两人都是副所长）传达学部的这一荒唐决定。我质问刘大年，为什么要取消编写《中华民国史》？他说，我们编写民国史，就等于承认两个中国。我说，中华民国存在于1912至1949年的中国大陆上是客观历史事实；至于台湾，现在并不代表中国。这些事实，全世界都是承认的。我们现在干吗要加以否认？如果我们否认，那才是害怕台湾搞两个中国，等于承认它搞两个中国还有一定的道理。我指着墙上中国历代年表图对他说，你看，这个年表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宋、元、明、清、中华民国（1912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吗？这个多年以前就出版了的历史年表并没有承认两个中国的错误，难道我们现在编写民国史就有承认两个中国的错误？这是什么逻辑？未免太荒唐了吧！刘大年没有理，说不过，只好推说这是国务院的决定。我说，我们编写《中华民国史》就是国务院的决定，而且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的，难道你不知道？你们明明知道，为什么要做出荒唐的决定，让周总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我们在黎澍家里，从下午一直辩论到晚上，刘大年总是输理，但他最后还是那句话：你有理，你找乔木谈去。黎澍很少说话，他从谈话中看出当时的形势，认为我是拗不过去的，就诚恳地对我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李新，别自讨无趣了！……晚上在黎澍那里分手的时候，真正是不欢而散，三个人都很不高兴。

接着，学部临时党组书记林修德（应为学部临时领导小组，由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人组成，林为召集人——笔者注）找我谈话。他说，根据国务院政研室的决定，要停止编写民国史。我说，为了编写民国史，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编制五十人，不是你通知我，由我去照办的吗？怎么现在又要停止编写了，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道理？但是，这是政研室的决定，要我们坚决执行。我说，要我们编写民国史，是中央的决定，周总理主持的出版计划上有明文规定，国务院、中国科学院和学部都有书面指示，吴庆彤秘书长和郭沫若院长兼学部主任也有书面的批示，现在既然要停编民国史，就应该有明确的书面指示，并要说明以前的指示作废。林修德这时感到为难。我说，党组不要为难，就说李新要等到有书面的指示后才肯停止民国史的编写。当天晚上，党组成员宋一平找我去谈话。他说，你和乔木在延安那么熟，你有意见，何不找他当面谈一谈？他极力要我去找乔木，并为我要了车子。我和宋也是老熟人，碍于情面，只好答应他马上就去。但我在下楼的时候心想：乔木是老上级，如果见面时他摆出老上级的架子，要我一定得服从当前的指示，那我怎么办呢？不好说话。于是我走到车子前对司机说，今天不去了，回头再说。

回到家里，我觉得不去见乔木是对的。我相信他们发不出书面指示，而我们继续编写民国史就谁也无法阻止了。不久，邓小平又下台了，政研室也随之解体。

“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出任首任院长。为鼓动社科院学者解放思想，重归学术，胡乔木思想颇为开放，一时大讲“史学家做党和政府的助手，不是意味着做应声虫。如果做应声虫，那就不需要科学”。又说：“我不倾向于提倡科学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政治。历史学家当然要拒绝这种破坏历史科学的做法。”据李新回忆，在一次全院大会上，胡乔木在报告中说：“看来研究历史，应从多方面、多角度来研究，李新他们研究民国史，不是也搞出成绩来了吗？”民国史研究室的人听了很高兴，说胡乔木同志作了自我批评。

设计师的大手笔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曾业英，在近代史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接受访谈时，说过一段精准的话：李新是规划和完成中华民国史编纂任务的“总设计师、总指挥”，“是大陆民国研究的唯一奠基人，功不可没，他对民国史的设计，堪称大手笔。”这话，绝非过誉。

李新提出，民国史编纂的总目标是写一部书——《中华民国史》，编三种资料——《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包括人物传、人物表、人名辞典）、《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

关于《中华民国史》

李新指出，要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四种势力由盛而衰、分合消长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写清楚，就构成民国史的主要内容。中华民国兴亡的历史过程，也贯穿共产党的出现、成长壮大及其领导革命的过程。民国史不同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主要侧重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历史。即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党的统治，直至灭亡的历史。无庸讳言，这是一部断代政治史，而非反映民国历史全貌的断代通史，这既是特点，也是不足。

时值“文革”动乱，中共党史已被高层一再鼓吹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论弄得千疮百孔，不成样子。如果把中共党史纳入民国史，会增加很多麻烦。把中共党史除外，这正是李新的高明之处。他相信，编写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华民国的信史，是完全可能的。只要让史料说话，就可以避免泛政治化的缺陷，保证历史的客观公正。

1981年9月，积九年之功（资料准备六年，写作三年），《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全一卷上下两册（李新主编，李宗一、王学庄、耿云志、杨天石执笔）由中华书局出版。国内史学界誉之为“一部史实翔实，立论公允，格调清新的优秀著作”，对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所开拓。国外史学界认为民国史的编纂，证明中国史学界“准备用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来研究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国民党政府时代的历史”，预计这种研究将会获得迅速发展。

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分为三编十二卷十五册。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包括“中华民国创立时期”（1905年—1911年）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1月—1912年3月）；第二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年—1928年）；第三编“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27年—1949年）。编著者：李宗一、王学庄、耿云志、杨天石、曾业英、朱宗震、周天度、徐辉琪、彭明、牛大勇、习五一、徐焰、周兴旺、张学继、任建树、郑则民、齐福霖、李义彬、汪朝光、陶文钊、黄道炫，以及所外其他人士。

关于《中华民国大事记》

李新草拟《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的要求》，明确规定，这部大事记是便于供人查考的工具书，应该“大事突出，要事不漏”。“观点正确，内容充实，材料准确，文字简明”。具体内容分为六大类，一百一十七项细目，一百六十七条典型条目，要求编写者参照执行。在编写过程中，全组人员以主动创新精神，在放宽字数、查找第一手资料、开展专题研究、坚守定制及严格审稿等方面，都有良好的发挥。以坚守定制为例。大事记规定以反映民国时期政府的活动为主要内容，但在实际编写中曾出现偏离体例问题。1938年，举世闻名的国军台儿庄大捷，仅列七条，而同时八路军、新四军游击战则列十七条。于是，主事者与参写人员对台儿庄会战开展专题研究，使条目增至三十一条，做到“大事突出”。以此为例，举一反三，纠正缺失，使全书体例得到统一。

1997年2月，由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王述曾校阅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五册，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为后来的修订打下良好基础。编写者：韩信夫、姜克夫、章伯锋、钟碧容、罗文起、蔡静仪、张允侯、胡柏立、刘明逵、郭永才、张友坤、钟卓安、王明湘、范明礼、齐福霖，以及所外人士。

关于《中华民国人物传》

李新为编写民国人物传，制定了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用白话叙述文，简练明白；用事实说话，不作过多评论；力求真实，不清楚或有疑者，不写或存疑；既有全貌，又有重点，详略得当；先内部刊印征求意见，改定后再正式出版。

原拟编成人物传、人物表、人名辞典三种。因种种原因，后二种未完成。选择1905年同盟会创立至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结束时期的人物。包括革命活动家、烈士；改良派人士；党派与政团代表；历届国会或相当于国会的议长、议员和代表；北洋政府首脑、总长、次长、都督、将军、督军、督理、督办、都统和省长；护国、护法等政府的首脑、部长、军长、师长；民间自发反抗人士；国民政府时期参与重要事件的集团军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国民政府首脑、院长、部长和省市重要省长、市长；两广、福建事变的重要人物；伪满洲国等六个傀儡政权中的大汉奸；列强侵华的“外国顾问”；金融、工商、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各界知名人士；少数民族、宗教界、华侨知名人士；帮会、土匪、黄色工会的重要分子等等，共计一千一百十六人。

有人质疑，编写《中华民国人物传》是否为反面人物树碑立传？李新在民国史研究组全体会议上明确表示，清末皇帝、南北军阀、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蒋介石、汪精卫，都要为其立传，关键是观点正确，事实确凿，是非功罪绝不掩饰。

1978年至2005年9月，《民国人物传》十二卷陆续出齐，收入传记八百六十一篇，约三百八十万字。2011年更名《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八卷本），收入传记九百余篇，约计六百万字。编著者：孙思白、朱信泉、宗志文、严如平、熊尚厚、娄献阁、赵利栋等，所内外参加写作者甚多。

关于《中华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

此事，敦请曲跻武（后为王晶尧）负责策划。李新未提出具体方案，要求大家搜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始资料，汇成专题，写出简介。希望参加者在实践中自行摸索。经过四年努力，专题资料第一辑于1976年11月，在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上发表。由中华书局刊印，在全国发行。其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丛稿》共出版四十四辑，最多发行达一万多份。其中，民国名人辞典十二辑，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等军事史料二十六辑，其他六辑。1979年2月，专题资料组拟定《中华民国史资料》选题五百六十五项，其中政治一百六十一项，军事八十五项，经济两百项，文化八十九项，综合三十项。内容庞大复杂，且此时人员多已转向撰写民国史稿，绝大多数选题未能付诸实现。恰如李新预判，编写民国史，非全国大协作不可，不能仅靠我们自己几条枪，关起门来做。他一直期盼各地学者一起来研究民国史，并且已经与上海、成都等地的学者进行合作。1993年，南京大学在张宪文主持下，成立南大民国史研究中心。收到邀请函后，李新让我到南京，代表他参加成立大会并宣读他草拟的贺信。随后，东北、华南、西南、西北，纷纷开展民国史研究。民国史走出“险学”境地，渐成“显学”之势。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李新总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十二卷，《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十二卷，《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八卷，总共三十二卷三十六册、两千两百万字的巨著，中华书局一次性推出。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编纂工程宣告完成。三十七年的中华民国，四十年的编纂历程，正如韩信夫所说：“近代史研究所老中青三代人的心愿得以实现，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大协作的产物，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

革命者与学问家

2004年2月5日，李新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八十六岁。住院时间长达六年之久，虽瘫痪在床，却心系学术研究，念念不忘民国史编纂工作。

李新入院前，1998年1月至11月下旬，他到近代史所次数较多，我到万寿路寓所看他也较以往多些。10月2日，现代史研究室（今称革命史研究室）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写书组同仁，连同研究生共二十人，齐集先生家中恭祝他的八十寿辰。当李玉贞把祝寿蛋糕送到他手上时，先生满面春风，与大家拍照。午饭时，先生喝了彭明带来的茅台酒，谈兴更浓，畅叙民国史、革命史研究成绩和今后规划，鼓励大家深入研究，写出新作。10月6日，李新到近代史所，送来他写给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贺信贺联，交我带到武汉代他宣读。同时，把他刚出版的回忆录续集送给民国史室和现代史室的同仁。

李新从1990年代初开始写他参加革命的经历，以备组织考察确认工龄起始年限，办理离休手续。开篇之作《巴山风雨》，记述他在1935年冬担任重庆学联主席，领导川东“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时的经历，经组织调查证明完全属实，毫无虚假。以此为起点，先生先后写成两本回忆录，从1935年写到1965年“文革”前夕，共二十多篇，近四十万字。

李新原来没有写回忆录的念头，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写回忆录。1950年代，李新随吴玉章住在成都金牛坝，协助吴老写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回忆录。恰好陈毅外长从国外回来住此，李新拜访陈毅，谈留法事甚详。李新说代陈毅把这段历史写出。陈毅说，留法时，吴老已是名流，我还是娃娃呢，我没有资格写回忆录。李新想，“陈毅尚且说他没有资格写回忆录，那么，我还有什么资格呢？”可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却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而我必须写回忆录……至于够不够资格，我就不管它了。”

李新是一位心忧天下，关爱苍生，不爱钱，不求官，爱读书，讲真话，既不整人又善于保护自己的真正革命者。1936年冬，刚满十八岁的李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与同学四五人徒步奔赴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任招生委员。1939年返延安，任《中国青年》助编（主编胡乔木）。同年秋任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剧团指导员兼团长，率团赴华北抗日前线。其后，历任中共北方局青训班主任，中共北方局、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组织科长、青委书记，中共河南杞县县委书记。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整军小组成员、第十八集团军北平办事处滕代远公馆中校秘书兼党支部书记。撤离北平后，任中共河北永年县委书记兼围城司令部政治委员。1948年任华北局青委负责人，同年任华北大学一部副主任，兼正定分校主任。1950年初，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筹办工作，历任校教务部副部长、校党委副书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校团委书记。1956年起，开始治学。1961至1962年，协助吴玉章撰写《辛亥革命》回忆录和《历史文集》。旋辞一切行政职务，调至近代史研究所协助范文澜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任研究员、通史组组长、副所长。1980至1986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1997年离休。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建国初期，李新有机会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青委书记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未就。弃政从文，进而治学，是他的最佳选择，完成了一位政治革命者向文化学者的转型。

李新晚年依然两袖清风，家徒四壁。八十岁生日前后，电视机屏幕模糊，电冰箱已难制冷。家中两个书架、一套沙发、办公桌椅，全是由公家借来的旧品。10月中旬，水电费和电话费约八百元，竟无钱交付，只好向近代史所刘敬坤借一千元。随后拿到稿费一千八百元，交城内家用一千元，剩下八百元聊供维持西郊日常生活。万寿路的部长、副部长楼群中，像李新这样的清贫之家，几近于无。

唯其是真正而非虚假的革命者，李新才有着令人景仰的真诚理想和献身热忱，才有着春风化雨般的感人话语和燃情魅力。作家王蒙在他的自传《半生多事》中，专辟《我要革命》一章，写下他十一岁（1946年）在家中聆听李新一席话，便决心走向革命的故事。这段文字十分精彩，无法减掉一字一句，只好全文照录，与读者分享：

日本投降后父亲（王锦第，教育家——笔者注）从青岛回来了，暂时消消停停。一天晚上他往家里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是文质彬彬的李新同志。当时，由国、共、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正在搞国共的停战，驻北平的调处小组的共方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将军。李新同志似是在叶将军身边工作。李新同志一到我们家就掌握了一切的主导权。他先是针对我刚刚发生的与姐姐的口角给我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道理，讲得我哑口无言，五体投地，体会到一个全新的思考与做人的路子，也是一个天衣无缝，严密妥帖，战无不胜的论证方式。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做圣人的路子，遇事先自我批评，太伟大了。自我批评一开始也让我有些丢面子，感到勉强，但是你逃脱不开李新同志的分析，只能跟着他走，服气之后——你无法不服气的——想通了之后，其舒畅与光明无与伦比。

紧接着李新叔叔知道我正在奉学校之命准备参加全市的中学生讲演比赛。比赛是第十一战区政治部举办的，要求讲时事政治的内容。父亲先表示对此不感兴趣。李新叔叔却说一定要讲，就讲三民主义与（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主旨是现在根本没有做到三民主义，也没有四大自由。我至今记得我的讲演中的一句话：“看看那些在垃圾堆上捡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的民生主义做到了吗？”毋需客气，这次比赛的初中组，我讲得最好，连主持者在总结发言时都提到王蒙的讲话声如铜钟，但我只得到了第三名，原因当然是主办者的政治倾向。他们闻出了我的讲话的味道。我也学到了在白区进行合法斗争的第一课。

李新同志后来主要从事党史研究与著述，是著名的党史专家。作为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他的雄辩，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与表达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创造性、坚定性、完整性、系统性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顶，拨云见日，大放光明。

与李新成为对比的是国民党的官员。有一次我接到学校命令，必须收听市社会局长温某某（温崇信——笔者注）的讲话。我完全不记得温局长讲了什么内容，为什么中学生必须听他的讲话，但是我记得他的怪声怪气，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我相信一个政权的完蛋是从语言文字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是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的。同样一个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他与李新的对比如天上地下了。我当时立即坚信：李新同志、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信、侃侃而谈、润物启智、真理在手、颠扑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此后，父亲随李新同志去了解放区，到父亲的老师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去了。而我，也立即跟随何平（地下党员——笔者注）走上了一心要革命的道路。

李新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和不凡的学术水平，先后于1956年主持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1972年主持编撰《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人物传三十六卷本，1978年主持编撰《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十二卷本。三部史书，都取得圆满成功。中华民国史编撰工作启动初期，被李新从中学调进民国史研究组的杨天石，始终不忘李新的知遇之恩，说“让我承担这样重要的写作任务，不怕砸锅吗？”“他有眼光，有魅力”，“今天民国史这一学科能发展起来，不能不感念李新的开拓之功。”耿云志盛赞李新主持民国史研究是“最适当的人选”：“一是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够保持团队的团结合作；二是在学术问题上，他尊重课题组成员的研究，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课题组成员，只要摆事实讲道理，他都能尊重你的意见。此外，他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民国史第一卷出版时，他自己只署主编之名，参与课题的著者均清楚署名。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尊重别人亦受别人尊重”。中华民国史研究四十年，成果丰硕，人才辈出，李新及其团队肈始之功大矣。

在其位不谋其政

李新于1980年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职，1997年离休，长达十七年。人们常常问起，李新为什么不参与党史编撰工作？他说，我是拿党研室的薪资，干近代史所的事，这事原来就是跟胡乔木、廖盖隆说好了的。1998年，我到万寿路寓所看他时，他又谈到这件事，从筹建党研室说起，谈得很详细。

先是，1979年5月，李新访美回来，胡乔木约李新到他家里，对李新说：“党成立快六十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党史。毛主席曾经要董老（必武）主持编写，一直没有动手。现在条件成熟，我想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党史机构，编写党史。今天找你来，想请你帮我起草一个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你看如何？”李新应允。两天后李新拿着报告稿去见胡乔木，两人就机构设置，人员条件、选调与配置，图书资料，编审委员会名单等交换意见。胡乔木基本同意李新的下述意见：把有文化素养的老干部、老党员和业务水平拔尖的教授、副教授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坚强有素养的党史研究力量。对研究人员的待遇必须要优厚些，特别是对来自高校的人员，因为他们原来的待遇太低了。他们的收入同民国前期教授相比，实在可怜。政治待遇，更要提高，必须让他们能看到各方面的文件，特别是能看到档案馆收藏的保密历史资料，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写出有价值的著作。行政人员力求精简，以免形成一个官僚机构。关于研究室的领导人选，胡乔木表示当仁不让，他愿当主任。副主任冯文彬，华楠（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新，而由李新主持日常工作。李新诚恳地说：我连大学都没上过，在大学里工作，不过是外行领导内行。你要我主编革命史，我也是以组织者和学习者的态度承担下来的，何况我还在主编中华民国史。以我的能力，主编两部书已是超负荷了，哪里还有能力来管党史研究室的工作呢？两人和善地讨论好久，胡乔木终于同意另找他人做常务副主任。李新推荐廖盖隆，胡乔木同意了。最后公布领导人时，李新仍为副主任，挂名而已。

李新之所以不参与撰写党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文革”动乱之际，中共党史已经变成为一个人树碑立传、无限神化的虚假记录。而大量机密档案，却有法而不遵，不向或极少向研究者开放。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奥秘，因而深埋不彰。要写一部真实客观公正的党史，谈何容易？张宪文曾经听李新说，党史好比一座堡垒，攻不动。我也听李新不止一次表示，他不参与写党史，很重要的原因是无法看到应该看到的内部档案。他说，如果不能看到应该看到的全部秘密档案文件，我绝不会去写党史，绝不会虚耗精力去制造假历史，让时人与后人诟骂。他之所以写西安事变论文，是1960年代档案管理者遵制开放档案时，他看到了西安事变过程中中共高层与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刘鼎之间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处理事变的秘密文件。1980年代，我们编撰《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初期，每卷可以派两人阅抄档案，1989年政治风波后被叫停。档案高度垄断的不良后果，一是掩盖历史真相，二是为某些人曲解历史开方便之门，使历史虚无者肆无忌惮，横行无阻。1998年7月7日，李新往木樨地部长楼拜望徐滨（黎澍夫人），在座一群徐滨的老同事请李新讲党史，并进行交流。李新事后说，“我们许多老党员对党史仍是糊涂的，欺骗宣传的作用，可不能低估啊！”

理论植根于历史与现实，历史不真实，现实被歪曲，理论就难以正确，就不会说服人。这是李新晚年反复思考的问题。1998年，他经常走访老朋友徐禾、李锐、徐滨、胡沙，阅读大量图书资料，多半是想解读理论上的纠结。有几次，他问大家：“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这两个概念，放在一个人身上，究竟怎么看呢？他在北京大学指导一个研究生小组，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他觉得不好回答，便对他们说：“你们是研究生了，有问题应当多思考、多读书，独立解决。”一次，中央党史研究室开会，胡乔木、胡绳、廖盖隆都在座。李新谈到北大同学研究生的质疑，胡绳、廖盖隆都发表见解，胡乔木则笑而不答，仍然没有说清楚其中的道理。李新认为，任何人不凭实际，只求政治需要，就想编造一套“理论”而不露破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专属毛一人。它战无不胜，绝对正确，必须坚持，不可动摇，不能质疑，不可一分为二。“毛泽东的思想”则属毛个人所有。

雨歇凭栏当反思

1998年，李新最关注的还是《中华民国史》。5月13日，面告金以林催曾业英编写的第七卷书稿。6月29日，汪朝光把周天度编写的第八卷书稿送给李新。李新乐观地说，“民国史不但完成有望，而且在学术界会有一定地位。”又说，“奋斗二十八年，终能完成此巨项，心底可安了。以后除写回忆录外，可以休息矣！”读周天度卷稿，称许之余，删去七君子获释一节中毛泽东无关之语，指出：“务使民国史出版后，能在学术界更站得住脚，不要生拉硬扯地贴标签。”

李新不满意那些著名史学家的“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更不喜欢隐去细节，以理塑史。认为那是空洞无物，史不像史，论不像论，不伦不类，误导读者的著作。有人鼓吹写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其实就是要根据政治需要去剪裁改写历史，把历史真相弄得面目全非。他说，范文澜主张写历史就要写成真史、信史，史而不真、不信，怎么能以史为鉴呢？又说，如果高喊唯物史现，又不敢写真信的历史，那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倒霉时，平江起义不能写。怎么办？李新提议对红五军采取补叙办法，从平江起义一直写下来，就像古代史加一个“初”字，表明是倒叙。如此，读者一看也就明白了。大家赞同李新此议，谓之“用心良苦”。李新在《八角亭编书记》中写道：“是的，我的心是苦的，也是良的，不管怎样想方设法以求出书，总不能连良心也丧失啊！唉，怎么在历经千难万险才缔造起来的新中国，写书竟是这样的困难呢？我们在革命中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怎么到今天成了这种情形呢？我感到痛心，但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回顾“文革”时被批为“八角亭学派”、“三反学派”，李新更是感慨不已。他说：“‘三反’扯不上，‘学派’也不敢当。但我们确有一种共同的学风。这种学风主张‘论从史出’，要写真史，写信史，少发空论，反对‘以论带史’，要把历史事实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翔实地写出来，做到‘史论结合’。”这种良好的学风，未因“反右倾”、“大跃进”和“文革”而失坠，相反，在《中华民国史》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的编撰中得以延续。李新虽已长逝，后继者仍然会坚守和高扬这种良好学风，并把它传承下去。

李新晚年写有不少怀人之作。在回忆李成之（李直）的《雨歇凭栏》一文中，他痛切地说：“我们一道去延安的周极明、罗义淮、陈寄宇、李直、王方名、胡其谦都已去世，仅剩我孑然一身。”这些战友，非牺牲于抗日战场，即惨死于建国后的历次整人运动，或长期蒙冤，平反时已步入残年。“昔日之所争，今日之所反”，这是李新挚友黎澍对那段痛史的精确概括。李新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当年甘冒枪林弹雨，不惧杀头之险，为的是争取自由民主，而迎来的却是“文革”那样的极权专制，人性泯灭，兽性大发。芸芸众生，时而被愚弄成集体无意识的群氓，时而被驱迫充当暴力专政的工具，美其名曰“当家作主”或赐称之“革命造反派”。

1998年，八十周岁来临之际，李新写下自寿诗《八十感怀》。这是他一生，也是他为之奋斗的家国情怀的尽情倾诉。

抗战孑遗八十翁，

同侪洒血尽英雄。

弹雨枪林心益壮，

按头喷气恨无穷。

曾经沧海方为水，

踏遍荒山罕见松。

销除兽性扬人性，

世道坎坷趋大同。

我们依然在通往大同世界的曲折进程中，紧随李新的脚步前行。

2015年2月1日初稿。

2月5日，李新先生逝世十一周年忌辰改定于北京亦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