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圆明园路一百四十九号 | 张煦棠

有人说：你们《报》的原办公大楼现在设了咖啡厅。

每天早晨必与我微信联系的水渭亭对我说：去咖啡厅看看怎样？这主意不错，立即决定，同时约了肖宜，三个老人重返圆明园路149号。

这天是2018年11月23日，正巧落雨之后，天气晴朗。水渭亭为照顾我，要“打的”送我去。我坚拒——这圆明园路呵，有着我老头多多少少的情思啊！我岂能坐个出租车同一个不相干的人一起，一阵风似的就踏进她？我得像当年那样，挤上公交车到外滩下车，然后一步一步地从北京东路转弯，对了，那转角的大楼还是当年我未婚妻办公的地方，对面就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经常可以碰到电台的记者进进出出。再往前走，就是圆明园路了。

我来自浙江诸暨农村，从小在西施浣纱的江边长大，我就读的小学就叫浣滨小学。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尽管也算中国历史上著名美人西施的老乡，怎么能够来到大上海这赫赫有名的圆明园路呢？这就是因为圆明园路上的报！

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我从当时在浙西的山区后方第三临时中学转学到杭州。在杭州读书时，上海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对出卖内河航运权”的学生运动，我们杭州也举行了大中学校联合大罢课的游行示威，我一腔热血也参加了。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手举报，高呼口号，参加游行示威，并且来到杭州市的民众教育馆集会，听马寅初先生激昂慷慨的报告。报、记者，参加革命……就这么在我头脑里扎下了根。及至1949年5月3日杭州刚解放，我就寻到杭州玉泉解放军驻地，要求参军，解放军热情接待，立即推荐我报名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联合组建的华东军政干部学校，即后来的华东军政大学。报名投考后，我被录取了。可是这时，杭州新闻学校又招生了，我一打听说就是给解放军培养记者办报纸的学校，就又去投考，又考取了。我毫不考虑地放弃了军政大学，进入新闻学校，就这么成为一个军事记者。1954年部队叫我转业，我仍想干记者这一行。正好我在部队的老上级已在上海工作，我就找到他，当时他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问我，上海报纸很多，你想去哪家报社？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到报去！他说报马上要变成教师报了，你去吗？我说：去报！我就是这么到的报。

报那时还是私营性质，在我来之前，干部人员都是通过招聘进来的，所以我既是第一个分配来的，也是第一个转业军人。就这样，我穿着摘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军装，进了报。

                                                                                                               ▲严宝礼家属（右）向报社捐赠严宝礼当年在报工作时所用的工作证与公文包

接待我的报副社长严宝礼先生对我说，我们报社穷，给你的工资是135个折实单位打七折支付，每月73元，分两期支付。我一下子拿到了三十五元，高兴得就想跳起来，因为我在部队里每月拿到的津贴是一斤猪肉四两黄烟的钱，只够在上海买一只口得意牌牙膏、一条肥皂。所以就在报到的当天，我直奔南京路四川路口的惠罗公司，给我父亲买了一件卫生衫，花了六元人民币，算是我出生后第一次对我父亲所尽的一份孝心！

从此以后，我在这个圆明园路149号的大门进进出出，整整过了四十年，直到1994年在报正式离休！当然，这之后，还有五年，又让我参与主编《上海新闻志》，仍然常常在报社进进出出。这就是我同圆明园路结下的缘。

圆明园路还是这条圆明园路，149号，依然是我多么熟悉的149号。然而，当我们三人正想迈步跨向台阶时，被人挡住了，说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办公室了，不让随意观看。

我们三个人只好退到马路上，抬头看看大楼，依恋地默记着哪个窗子里面是自己的办公室，哪个窗子里边曾经是我们的老总编辑徐铸成先生、陈虞孙先生、马达先生的办公室。那靠近路边两层楼的四扇窗子，那不是我们常常聚会的地方吗？！五十年代，徐凤吾、孙望权……他们结婚就在这里，我们还看新郎新娘跳“采茶扑蝶”舞呢！多热闹。

我们退到马路中央，以149号为背景，请一位过路的行人给我们拍了一个合影，总算不虚此行吧。

喝咖啡呢？原来是人家传言错误，咖啡室是在149号旁边一幢房子里，既来之岂能白跑，此行的倡议者水渭亭请客，我们三人各喝了一杯咖啡。

2018年12月4日      

作者：张煦棠
编辑：谢娟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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