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马制作较为简陋,多以墨线或简单色彩加以渲染勾勒神祗天地,造型粗犷,风格质朴。纸马与民间仪式紧密相连,服务于年岁更替时祭祀及寿诞、丧祭、建筑、诊病、讲经等风俗活动的需要,印售与应用遍及全国城乡。此一风俗,在民间活跃至今,最常见的就是灶神了。这位神界地位最低的小仙,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或者二十四,他都要“上天言好事”,初六再“下界降吉祥”,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家人的“年度小结”,与百姓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唐山地区年画里的灶神纸马,年历部分每年都要替换,但是灶神爷和灶神奶奶的地位却很稳定:他们威坐正中,下有福寿双星、财神和童子簇拥,意味着福寿双全,财源广进、子孙满堂。
纸马表现的内容最初以自然神居多,后因儒、释、道宗教影响而产生众多如地藏王菩萨等神位;随着手工业不断发展,人们举出造酒业杜康等行业祖师化神;市民阶层兴起后,又出现了大量如五路财神等出于求财祈福现实需要的纸马画像。它们形制不一、功用有别,囊括了自然之精、佛祖道仙、儒圣家先、行业祖师和英雄人杰等,可谓森罗万象。
【五福临门】
门神画的张贴位置,决定了它在年画中是最显眼,最具有公众性的一类
神荼郁垒门神,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套板彩绘,清代,李文墨藏
门神画是在年节时贴于门户以祛邪、祈福的一种传统年画形式。它的张贴位置,决定了它在年画中是最显眼,最具有公众性的一类。
古人对门神的记载可追溯至先秦,《礼记·丧服》 有云:“君释菜,礼门神也。”最早的门神形象是神话中的神荼和郁垒,在 《山海经》 中已有门户画神荼、郁垒以御凶魅的说法:“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百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百鬼,害恶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皇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这对清代杨柳青年画中的神荼郁垒造型极为经典:两位镇宅将军,披甲胄、拄金瓜,一白面凤眼长须、一紫脸环眼虬须,相对而立,庄严威武,甚有气势。脸部开相何其生动传神!
秦汉以来,门神形象日趋多样化。唐代受佛教盛行影响,出现了药叉、天王等新形象。宋代门神题材更为广泛,文官等世俗形象被纳入门神画系统。明代,历史英雄人物开始进入门神画的视野,通俗文学的发展为门神画题材提供了新的血液。至清代,门神画发展进入辉煌时期,门神在题材上以历史小说人物为主,辅之以童子等求吉形象。
门神画在功能上经历了由驱邪向求福的转变。早期门神以神话传说中降妖除魔之士居多,后期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成为主流,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和象征求子求财的童男童女等形象取代了虚无缥缈的神祇。
注重构图和装饰性是门神画最大的特点。门神画在布局上饱满充实,为彰显门神的高大威武,作为主体的门神占据几乎整个画面。除门神外,画面上填充以祥云、彩带、兵器等配饰,与主体互动,形成浑然一体的画面效果。
【四时吉祥】
多张贴于内室与闺房的仕女娃娃类年画,常常用以祝愿家庭和睦、子孙繁衍,人丁兴旺
百子图,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套版彩印,清版1980年代印
仕女娃娃类年画是年画中较为重要的题材类型,多张贴于内室与闺房。
仕女画可分为古装仕女和时装妇女两大类,前者包括历史、神话人物,如蔡文姬、谢道韫等历史上有才华的女性,花木兰、穆桂英等驰骋沙场的女英雄,还有麻姑、嫦娥等神话中具有吉庆寓意的人物。后者则有母子图、奏乐图和梳妆图等一类图像。娃娃画既有人物众多、活泼热闹的百子图和婴戏图,也有突出描绘婴儿健康可爱的粉娃娃。
仕女娃娃类年画色彩浓重典丽,寓意吉祥美满,题目也契合大众心愿,是民众乐善厌恶,祈求子孙绵长、幸福吉祥心理的具体反映。构图上大同小异,当是以仕女娃娃为主,以身旁所伴之物来做象征。最常见的吉祥物有蝙蝠 (福)、戟 (吉)、鱼(余)、扇子 (善) 和磬 (庆) 等,经由谐音寓意的方式来表达美好的憧憬和祝愿。
民间常用仕女娃娃画来祝愿家庭和睦、子孙繁衍,人丁兴旺。比如,桃花坞的 《百子图》 是苏州年画在清雍正鼎盛时期的代表作。这幅作品借鉴了西洋铜版画雕刻风格,亭台楼阁采用西洋焦点透视法,人物和衣饰等还保留着传统中国画技法,刻版精丽,中西合璧。画面上百个小童耍龙灯、放风筝、坐飞梯、斗蟋蟀,人物生动,意趣勃勃;中间还辅之莲花、元宝、松、磬等喻意祥瑞的吉物。画面紧凑、熙熙攘攘。四周以“福”和“寿”两字组成边框,强调“百子”、“百福”和“百寿”的吉祥祝福。
【七星高照】
戏曲类年画非常适合年节的娱乐性需要,往往选择场面热闹、情节闹猛的经典剧目,有今日海报之风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套版彩印,清版1980年代印
戏曲故事类年画可谓是年画艺术的高峰,其表现内容很大一部分取自地方戏曲,如苏州桃花坞年画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其装束行头当是昆曲扮相;京剧形成后,天津杨柳青尽其表现;河北武强年画中有许多河北梆子戏的名篇。戏曲故事类年画的表现形式也承袭于戏剧,不仅人物形象来源于戏剧,而且角色行头的动作也经过夸张,背景亦舞台程式化。
年画借助于戏曲这种大众形式,表现了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对善恶美丑的道德判断。群众在欣赏年画时不仅获得艺术享受,也从中熟悉了历史传说。这也是戏曲类故事年画宣扬伦理道德和真善美的教化作用的体现。
戏曲类年画非常适合年节的娱乐性需要,往往选择场面热闹、情节闹猛的经典剧目,以期亲朋好友,围坐叙谈,“百看不厌、百听不厌”,有今日海报之风。有张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内容源自 《杨家将演义》,故事本身已经颇为曲折复杂:杨六郎面对辽兵所设天门阵无计可破,忧郁成疾。佘太君率杨宗保等人至宋营送粮;钟离权为六郎治病,命宗保去穆柯寨盗降龙木。穆桂英爱慕宗保,以身相许,献降龙木归顺。穆桂英临阵产子,仍率宋营将士大破天门阵。年画的视觉展示则更为饱满,将历史传奇和盘托出:图中穆桂英率杨六郎、杨五郎、宗保、焦赞、孟良等与辽营铁镜公主、萧天佐激战方酣。远处,佘太君督阵,天门阵下柳杨精正在祭法作妖。祥云中吕洞宾、钟离权在观战。杀声震天动地,敌我呼之欲出。
【万象更新】
时事年画极富时代感,给受经济凋敝及新兴石版印刷技术冲击而发展滞弱的传统木版年画注入新生机
铁马行走,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套板彩绘,清末,李文墨藏
时事年画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描绘新闻内容,实时报道时局变化而深受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下,时事年画的题材内容还在反帝战争、新伦理道德和时尚变化等方面有所涉及,极富时代感,给受经济凋敝及新兴石版印刷技术冲击而发展滞弱的传统木版年画注入了新的生机。
时事年画中,有几类非常有代表性:一是清末在晋南、武强等地出现的表达人们对腐败统治者不满的反喻讽刺题材的作品。二是反映兴办学堂,提倡女子自强进步等思想变革的题材的,杨柳青、武强、杨家埠年画都刻印了表现女学的作品。还有一类反映新兴事物的题材,最紧跟时尚,报道最新出现的流行的衣食住行变化的。比如,1868年上海刚一出现进口的自行车,就有年画随即加以反映:公子骑着“铁马”,仕女们手挽洋伞洋包,这场景不啻于今日的时尚大片。
桃花坞年画《珍珠塔前后本》(后本),李明洁藏
赏析年画,是心手相传看得见的美好生活
上述五类年画在各地的年俗活动中都很常见,它们作为年画的代表,很形象地说明了为什么年画在中国民间美术史乃至中国美术史上占据着至尊地位。纵观中国历史,在规模庞大的图像制作以及图像观赏活动中,像年画这样大量生产并被广泛消费的具象艺术 (相较于所谓超越具象艺术的文人画) 颇具代表性,它们是精神活动的核心载体,也是图像制作的首要理由。
它们是名副其实的“作为社会事实的视觉”。
这一提法不仅准确地定位了年画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启发我们思考它在今天的价值:年画和其他被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其顶峰时期必然是当时最先进生产力和最高妙技艺的结合。年画就是宋代市民社会发展与明清木版印刷术成熟所催生的艺术。我们今天珍视它,不是要放着当下更先进的电脑印刷技术不用,回到木版水印的手工作坊里去;而是要借着“非遗”去理解,人类在历史的局限里如何发挥自我能动性不断去突破的创造、智慧与才情;而所有巧夺天工之作,都必然在极致处得永生,成为人类文明的不朽之作。
“作为社会事实的视觉”,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是不可移易的世俗生活史和观念史。在年画这一历史如此悠久、影响如此广泛的民间艺术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切:很多人对中国的认识都是从春节开始的。年画与贴年画的习俗一起,成为很多人举足轻重的文化认同和生命印记。
漫长而纵向的历史变迁,多元而横向的地域背景,独特而深刻的年俗底蕴,代代民间艺人朴素而卓越的创造,造就了年画这一极具民间立场的文化高峰。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历史典故、小说传奇、吉祥图案、花草虫鱼、天地众神、社会风俗、人生礼仪,无所不包。从世间万物到天国想象,年画和年俗,与人们的世俗生活乃至生活理想灿烂地融成一体。
年中有画画中年。赏析年画,就是阅读无名工匠创造的民间历史,就是游览生过活过的故国山川,就是理解百姓先辈的爱恨情仇,更是心手相传看得见的美好生活。年画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绝佳绘本,读好这本入门书,能帮助我们在平和且客观的立场上,了解自己的过去,既不自卑也不自大,从而保有深层的民族自尊。
作者:李明洁,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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