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的喜与忧 | 卫建民

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辑的《长水永泽——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对张伟然教授的《忆谭其骧师为我举行的博士生入学考试》一文印象深刻。不仅是印象深刻，还羡慕作者遇到了名师，经过考试前的充分准备，得以进入谭门，登上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制高点。谭先生考博士的提问和风格，本身就是一篇风度潇洒的大文章。近期又读到张教授谈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的文章，我受到启发，也在思考自然、经济、历史、人文地理之间的关系。支持我思考这几门学问的来由，是我正读《顾颉刚全集》，连带读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先生的著述，以及与《禹贡》杂志相关的文章。在这种读书“场”，张教授的文章提醒我再向深处思考。

首先，我要感谢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它帮助我在读古籍时有明朗的时空感，对中国版图的形成和沿革，对历史人物的活动，对古代战争的发生和结束等等，有了更形象的了解，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不看地图前，我读古籍，凡遇到古地名和古战场的位置，只能读注释，从字到字，理解是平面的，不少地名似曾相识，又糊里糊涂。是历史地图，给我插上了阅读古籍的翅膀。

研究历史地理，编绘历史地图，在顾颉刚和谭其骧先生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历史背景和研究学问的动力，是“九一八事变”对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禹贡》作学术抗战，就是要向入侵者宣示：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不能丢！一份杂志，每天都在讨论、研究广袤富饶的中国历史地理，时时警示国人：失地必收，抗战必胜。所以，我以历史地理学门外汉的身份认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除了国土规划、边界划分、军事设施等的实用价值外，从开始就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过去，全国各地教育部门编写的乡土教材，也有历史、人文地理的内容，目的还是爱家乡、爱祖国。自然地理，是科学家的研究对象，它是客观存在；经济地理，是部门经济学家对物产的研究，它是个相对的变量；历史地理是人类活动的、分朝代、年代记录的社会存在，是真实的；人文地理，如果包括神话传说的话，是附丽于历史地理的文化创造。有些现象，自然、历史、人文地理是融合在一起的。比如，秦始皇登泰山封禅，是历史事件，从历史地理学能找到解释。封禅仪式、泰山石刻，却可以从人文地理说明。老一辈学者，差不多都受的是通识教育，在知识结构上，并不太单一，专业的辐射，多点触及，并不严格划分畛域。顾颉刚先生熟悉经书、文学、戏剧，但他的专业是历史。

张教授谈到的几个问题中，有一个是城市化快速进程中的历史感缺失，特别提及“城中村”。这个问题，我做过调研，略有点发言权。在我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长期在农业部门工作的老同志忧虑：城市扩展、集体土地变商业用地有没有边界啊？此事说来话长，从已经成为现实的城市新貌看，除了《文物保护法》规定的少量历史、人文地理还隐约存在外，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就是“除旧布新”的革命。前些年，“土地财政”的刚性需求，已把所有的什么“学”都推在一边了。张教授还谈到人文地理和文学的关系，现在有些报刊的栏目就叫“人文地理”。我想，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为“文”的“人”，都栖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自然形成或主观提倡产生不同的流派。明清之际的散文，有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不同的文学流派。民国时期，有所谓“海派”、“京派”说。在现代文学领域，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明显是镶嵌在历史地理上的人文地理。“荷花淀”已成为白洋淀景区的一个景点，更属于人文地理，因为“荷花淀”是作家的创造，并不是白洋淀的历史地名。

坐车在高速路上跑，一路上总看见咖啡色的旅游景点指示牌。这些颜色的牌子不断地在增加，几乎每个出口都有几处名胜。其实，真实的目的无非是搞旅游，发展经济。这样，老的神话传说，新编的传说神话，就在自然地理上制造人文地理，破坏了真的自然，吹起虚假的“人文”，“古史辨派”的前辈早已推倒的偶像，如今在发展经济，弘扬文化，大搞旅游的口号鼓舞下，又纷纷被扶起来了，而且巨高巨大。全国政协曾召开会议，反对以“人文”、“历史”的名义破坏自然、历史、人文地理。还有个别地方的考古发掘项目，其作业模式是：地方政府出钱，专业单位出人，作协会员出书，总想挖出个惊天动地的“大发现”，开发旅游产品，发展地方经济。

唉，人文地理、历史地理，我这个门外汉啰啰嗦嗦说了许多，不成条理，我卑微的目的，只是向专家求教，并说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知与惑，喜与忧。

作者：卫建民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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