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满目疮痍的地球去流浪，是“理智”的好莱坞不曾有过的浪漫

昨天是春节长假最后一天，《流浪地球》单日票房再破4亿，总票房突破20亿，成为内地影史第14部破20亿的电影。

如果比对，会发现，《流浪地球》电影是在大纲式的原著上截取了一个时间切面，新开了一个故事，人物也是全新的。但“脱离"原著，够不上成为这部电影的原罪。事实上，在想象力、美术、特效、场景表现力和主题方面，《流浪地球》的完成度基本合格，确实完成了一次中国科幻大银幕“零”的突破。

电影《流浪地球》的弱点，还是在讲故事上面。故事另起炉灶书写，多线并进、人物庞杂，主创驾驭能力力有不逮。表现在情节推进上就显得戏剧冲突不强，感染力稍逊，人物和道具的功能性显得混乱。

在主题上，电影比小说更有温情。《流浪地球》的小说，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的，刻画了在灾难面前，人性和社会的种种“异变”，在2500年的流浪中，人类褪去了从前的道德伦理，转变了过去看待世界的视角，很冰冷也很残酷。

而电影的价值观重点在于对家园的眷恋。纵然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人类依旧没有放弃地球，而是带着这个星球走上了流浪的旅途。

电影《流浪地球》对家园的重视和浪漫主义的想象，和自20世纪以来好莱坞科幻世界的“悲伤幻梦”截然不同。

“一个多世纪的科幻作品，电影、电视剧、动画、小说，都被打上了一个明显的‘思想钢印’——反科学主义。至少在客观上，这样一个创作纲领是存在的：表现为探讨科技的负面价值，思考科技极度发展的荒诞后果和伦理道德困境。”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

19世纪末，中国晚清已开始模仿西方科幻小说并尝试有趣的创作，如《法螺先生谭》《新法螺先生谭》《乌托邦游记》《中国之女飞行家》等等，想象的原型大多来源于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之类。这种类型的小说最大特点是，充满了对科幻技术的幻想，通常是美好的。

中国作者通过对“术”与“器”的想象，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经世致用的投影。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儒勒·凡尔纳所代表的“美好科学幻想”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很快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

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由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95年创作《时间机器》开始的反思与忧虑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变异、消亡的巨大威胁。

对科幻创作（尤以小说为主）思想性的认知与重视，当代国内文坛曾一度“留白”。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虽然有名，其实延续的还是凡尔纳一路，这是背离国际科幻对科学反思的主流的。中国科幻创作走出“凡尔纳概念”，开始反思科技的“反作用”，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或许在《三体》得奖前，依然有很多人将科幻小说与少年儿童科普读物画上等号——科幻就是“凡尔纳”。由少年儿童出版社来出版科幻作家的小说、在童书展首发《三体》英文版在国内文坛很常见，可以说，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严重妨碍了成年人理直气壮地喜欢科幻。

有观点认为，获得“雨果奖”的《三体》将为中国科幻带来巨大转变，但仅凭一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事实上，《三体》与“反科学主义”主流态度相反——作者刘慈欣依然信赖科技的力量，坚信人类世界种种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去解决。只是，科技不能改变人性，“《三体》看似与主流逆向而行，但最终却是殊途同归的，”江晓原说，“它甚至比现今主流还要走得更远些。”

在西方，通常不将“科幻”单独划成一类，而是归入“幻想”这个大类中。换句话说，所谓的“Science Fiction”，它的界限原本就是不明确的。因而在西方社会，诸如《魔戒》《哈利·波特》系列、《冰与火之歌》也被归于“幻想”这个大类。这类小说相较于以“硬科技”为幻想基础的作品，最显著的优势是在写作中注重“架构”——这个被游戏设计师高频使用的词汇，使得作品具有厚重的层次感与历史感。

例如，《哈利·波特》系列注重架构的是人物之间的关系；《冰与火之歌》则在几大势力的历史、地理的搭建上铺设浓墨重笔；托尔金在《魔戒》中成功塑造多个文明体，之后的故事线就在架构的基础上得以实现。

“如果一部科幻作品，想要成为一部真正的大作，倒是可以注重‘架构’这个概念，”江晓原说，“其实，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就能找到‘架构’的优秀案例，《封神演义》《西游记》都有相当明显的‘架构’色彩。”

日本著名科幻小说家田中芳树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银河英雄传说》曾轰动一时，却也引发一场对于“科幻作品”性质的争论。有人认为，这部以浩瀚银河为舞台的英雄史诗，虽然拥有精美的架构和古典主义写意的气质，但在科技想象上是落后的，当人类已实现太空战争时，宇宙战仍然处在巨舰大炮时代，这样一部以太空为背景的政治体制寓言，凭借其恢弘的“架构”已足以成为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

作者：童薇菁

制作编辑：童薇菁

责任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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