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红学大师李希凡，他参与校勘的《红楼梦》为什么能销售700万套

红学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代代学人前赴后继，丰富着人们对于这部传世名著的认知，而红学本身的发展脉络，也折射出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在学术进步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已故的红学大师李希凡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参与校勘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至今已销售了700万套。本期文艺百家刊发学者孙逊的回忆文章，其中不仅有《红楼梦》校勘的艰难过程，更有一代学人对文化的坚持和对真理的探求。

今天，说到李希凡老师，首先都会想起新中国成立伊始时，他全然凭借自己的学术敏感，以及初步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向长期存在于《红楼梦》研究领域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了第一次认真的批评，从而继新、旧红学之后，开启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评论和研究《红楼梦》的新阶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希凡老师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红学第一人”。

在校勘注释过程中，他对程本削弱原作批判锋芒之处特别敏感

我近距离接触李希凡老师是在1975年初借调至北京参加《红楼梦》校勘注释小组以后，在我原来的想象中，他应该是那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器宇轩昂、活力四射的人，但第一次见到他，却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大汉形象：大高个儿，身材健硕，推了个平头，显得敦厚而朴实；言语不多，性格沉稳而内向；眉宇间憨厚的笑容，透出他内心的仁厚。与他的外貌相得益彰，他每天都骑了一辆旧自行车——我们戏称为“老坦克”——来上下班，冬天套件老棉袄，夏天穿条短裤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

工作伊始，我们——尤其是我——对如何开展校勘心中并不是很有数。希凡老师和冯（其庸）先生是小组的主心骨，他俩学有专攻，配合得特别默契：冯先生精于版本校勘，具体负责确定底本和参校本，以及撰写有关校勘凡例；希凡老师擅长理论分析，对早期脂本和程本的高下优劣洞若观火，一语中的。

记得校勘甫一开始，希凡老师就率先对程本第一回没有厘清原作意思，将石头和神瑛侍者混为一人进行了揭举：本来，在早期脂本中，石头是石头，神瑛侍者是神瑛侍者，前者为女娲炼石补天时丢弃在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后者为赤霞宫里的一位侍者，他日以甘露灌溉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草，使其修成为一个女体。后石头灵性已通，想去红尘中走一遭，被一僧一道大展幻术，缩成一块扇坠大小可佩可拿的晶莹美玉；神瑛侍者也因凡心偶炽，意欲下凡历劫，而受其甘露之恩的绛珠仙草也欲下世为人，但把一生的眼泪还他。于是神瑛侍者下凡投胎为贾宝玉，绛珠仙草下世成为林黛玉，石头则成为贾宝玉出生时嘴里所銜的通灵宝玉。这里，石头——通灵宝玉构成的是“通灵神话”，而神瑛侍者——贾宝玉和绛珠仙草——林黛玉构成的是“木石前盟”，这是两个同样浪漫、实却有着不同内涵的古老神话。但到了程本里边，石头即为神瑛侍者，所谓“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云云（程甲本和程乙本文字稍有不同，此处依据程乙本），这就把石头和神瑛侍者混成了一人，而且莫名其妙地删去了神瑛侍者“凡心偶炽”、意欲下凡历劫一段文字，使得绛珠仙草“还泪”之说没有了由头。

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希凡老师擅长思想艺术分析，所以他眼光非常厉害，对程本削弱原作批判锋芒之处特别敏感。如第二回写贾雨村被罢官以后，听说林如海欲聘一西宾，“便相托友力谋了进来”，程本却改为两个旧友知道后，“遂将雨村荐进衙门去”，一“谋”一“荐”，弱化了贾雨村钻营的性格；第四回回目原作“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程本改为“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磨平了原著的批判精神；同回内写薛蟠打死人命，“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程本却删去这个“臭”字，抹平了原著的愤激之情；第八回形容宝钗原是“罕言寡语，人谓藏愚”，这里“藏愚”为谦词，程本却改为“罕言寡语，人谓装愚”，与原作表现宝钗的巧伪性格风马牛不相及……诸如此类，每次讨论，希凡老师总是引导大家一起，及时发现并指出程本的谬误之处，显示了一个文艺评论家敏锐的艺术判断力。

在红学之外，他还有一个多年的愿望，即集中时间研究鲁迅

希凡老师是以《红楼梦》研究闻名于世的，在小组工作期间，接触最多的也是《红楼梦》版本校勘方面的问题，但他的兴趣并不局限于《红楼梦》，而是包含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和鲁迅研究。他于1961年出版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一书，是我大学时代就开始关注的一本著作。这本书特别受到青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青睐，出版后希凡老师不时收到青年读者的来信，于是1962年又修订再版，前后印了六次之多。我也不例外，买来后一直放在案头，不时翻阅。我于1981年出版了第一本著作《红楼梦脂评初探》以后，便在继续关注《红楼梦》研究的同时，将视野拓展至其他古典小说领域，先后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儒林外史》《岐路灯》《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并结集为《明清小说论稿》出版。这一研究轨迹，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希凡老师《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的影响。

除了中国古典小说，希凡老师对鲁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我1975年借调到北京《红楼梦》校勘注释小组工作，1976年便因家庭困难返回上海。在这以后，我和希凡老师的通信前后有数年之久，信件达十数封之多。这些来往信件自然都会谈到《红楼梦》和校勘小组的工作，但有关鲁迅的写作计划占去了相当的篇幅。他于两封信中先后谈到：“关于红学，我也并非完全有意回避，一是无新见解，也未进一步研究；二是想集中时间搞搞鲁迅，这也是多年来的愿望。所谓专著也者，无非是一本论文集，对《呐喊》《彷徨》诸篇谈点一得之见，并非全面研究。”

“我目前仍在继续鲁迅作品的写作，别无计划。红学、古典小说，都不想写。人年纪大了，记忆力非常差，近年来一直在看鲁迅作品方面的材料，有些想法，如不写出来，很快就会忘掉。我想在五年内，写三本关于鲁迅的书，当然是涉及到各方面的。”

一直到1980年底，他还在一封信里说起：“现在出书时间似甚长，我的《<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清样已排出，初校已看过，但出书恐怕还得到明年六七月间。”惦念着鲁迅研究著作出版的拳拳之忱，让人感动不已。

这些信件，真实记录了希凡老师当时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出入红学、古典小说研究和鲁迅研究诸个领域的内心纠结。这些信件和《李希凡文集》第三卷“写在书后面”对看，反映了他在最负盛名的红学研究之外，在鲁迅研究领域的计划及其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

作者：孙逊
编辑：王筱丽
责任编辑：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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