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围城，面对敌人最后的疯狂满城的杀气，城内地下党组织怎样秘密“里应外合”？

▲1948年《江淮日报》上对解放军占领南苑机场的报道。

1 94 8年底，我所在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以下简称“师大”）地下党组织即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迎接北平解放的斗争。

实际上，这项工作的酝酿、准备，从1 0月初师大地下党组织大批向解放区输送干部起就已经开始了。

从那时起，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便加强了对师大的领导。学委的同志老宋经常深入师大，帮助开展各项工作。围城期间，老宋每周来一两次，有时三次，多半是晚上刚刚点灯的时候来，偶尔也有一两次是夜里九十点钟。我一般先给他准备好馒头，然后到校门口去等他，把他接进校门，引进考古室。他一边啃着冷馒头，听我们汇报工作，一边提问题、插话，有时也开些玩笑。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拿不准、没办法解决、需要请示的问题，一一提出来研究、讨论。通常，一个问题提出来之后，等大家发表完意见，老宋才说出自己的意见。他考虑得非常细致，常常设想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然后提出几种不同的对策。他的意见，明确、具体并且切实可行。就这样，我们静听着、学习着、思考着、讨论着，很快就到了次日早晨。而后，我和老宋在校警刚刚打开校门的时候，踏着微茫的曙色，穿过静悄悄的校园，走出师大校门。

党的领导加强了，各项工作便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提前“演练”，作好思想准备

IO月，长春、包头、郑州相继解放。而在北平，“八一九”大逮捕以后，国民党当局发行的金圆券已信誉扫地，如同废纸；物价犹如脱缰的野马，狂奔驰突，不可控驭，60万法币只能买一个烧饼，真是千古奇谈。靠工薪收入维持生活的广大教师实在无法生活下去，24日北大教授王铁崖等82人遂带头发表《停教宣言》，各校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工警等纷纷响应，成立“争温饱委员会”，统一行动，2 6日起“总请假（总罢教、总罢工的策略性说法）5天”。师大教授会、讲助会团结一致，学生自治会强烈支持，学生70多人走访教师进行慰问，自治会召开师生工警座谈会支持教职“争

温饱要活命”的正义要求。这一次活动虽然时间不长，斗争并不激烈，但密切了师生、员工关系，加强了团结，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实际上是党发展反蒋统一战线的一次胜利。

1 1月初，沈阳解放，东北战事全部结束，平、津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了。这时，我们经常议论围城期间的应变问题，大家兴高采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直想着解放北平时的“里应外合”。但老宋头脑没有我们那么热，总是说：“军事上的‘里应外合’，将来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我们一切听‘家里’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眼前，要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还说：“越是临近胜利的时候，越要冷静、沉着、提高警惕，避免损失，避免暴露。”

老宋组织我们以小组为单位，每人讲述一个革命烈士的事迹，进行气节教育和应变教育。他还引导大家对临近解放的错综复杂的形势和可能发生的变化加以揣想，并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例如，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敌人可能疯狂镇压，如果强制迁校、大逮捕、大屠杀，那时我们怎么办？胜利就在眼前，但我们个人有可能被捕、被刑讯逼供、被杀害，看不到胜利的来临，那时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再如，解放战争要“里应外合”，要我们搞通信联络、侦察爆破、冲锋陷阵、赴汤蹈火，我们又怎么办？还有，如果战事不利，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时失去了组织联系，又怎么办？如此等等，以烈士为榜样，作出自己的回答。

针对最后一种情况，师大党组织曾在1 1、1 2月两次要求党员、盟员自己起假名，定接关系的“暗号”，向组织上备案，以便万一失掉组织联系时重新接关系使用。

▲解放军进入北平城。

“南北会师”，作好组织准备

11-12月，为了集中力量迎接解放，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决定把地下党“北”和“南系”的组织加以合并，建立统一的党组织，以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

所谓“北系”，是指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平、津等地所建立的地下党组织，它的外围青年组织是“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所谓“南系”，是指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在西南联大所建立的地下党组织，它的外围青年组织是“民主青隼同盟”，简称“民青”。西南联大在抗战胜利后复员归来，原有的党组织虽然改由晋察冀城工部垂直领导，但在北京市学委和学校范围内却没有打通“横”的关系，组织上仍保持其独立的体系。

从师大的情况来看，当时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是颇为错综复杂的。“北系”人数较多，“南系”人数较少。此外，还有其他地区或组织发展的个别党员或工作关系，例如冀热辽、市文委、中央社会部，等等。各组织之间没有联系，互不了解，有时由于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斗争策略各异，两个不同系统的地下党员之间产生误解和怀疑，甚至猜测对方可能是“红旗特务”的事也屡见不鲜。

为了迎接解放，尤其在向解放区输送干部之后，党和盟的力量都比较单薄的时候，把组织统一起来尤为必要。

师大当时学生约计1 200人，1 948年先后几批向解放区输送的人数总计当在200人以上。当然其中包括一部分外校的同学，师大本校学生约占2/3。但是，这对师大校内党的力量的暂时削弱，也仍然是十分明显的。

在“八一九”以前，师大“北系”的党员和盟员总数曾达到100余人。但几经撤退，到南北系合并时，“北系”党员只剩下大约2 0人，盟员只剩下大约3 0人；“南系”人数更少，党员只剩下六七人，盟员约20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统一组织、加强领导，迎接解放的艰巨任务是很难完成的。

1 1月中下旬，“北系”和“南系”的党组织正式合并，其标志就是“南系”的临时负责人臧权加入“北系”的总支委会。两部分同志正式会师了。紧接着，统一的党和盟的组织克服了保守思想，把大批历次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并且经过“八一九”白色恐怖严峻考验的积极分子，根据条件分别吸收进入了组织。由此，在围城期间，党员和盟员人数翻了一番，党的力量壮大了一倍。

▲解放军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区接管防务。

应变开始，由“反南迁”到“护校”

应变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大体已经就绪。实际的应变，即迎接解放的工作也相继开始。

首先是反南迁和护校斗争。在平、津即将解放的时刻，国民党当局阴谋将平、津各大学迁往南方。他们竭力向师生游说，妄图使之接受这项反动主张。针对这一阴谋，我们做了争取北师大教职员中有代表性人物的工作，一般由党员、盟员登门拜访。我们代表同学向他们表示慰问和挽留，并劝说他们留在北平。从校长袁敦礼、训导长温广汉起，到各系系主任、教授，都拜访过不止一次。这一做法，对于稳定大多数教职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最终，在召开的师大学生代表会、教授会、讲助会上，反对南迁者占多数，赞成南迁者寥寥无几。南迁一事于是搁浅。

而后，护校斗争完全代替了反南迁斗争。护校斗争，中心是保护学校和师生的安全，为解放后顺利接管学校作准备。其内容包括：准备组织纠察队等，防止敌人行凶打人，放火放毒，破坏、盗运学校图书仪器等一切校产，研究如何在交通断绝、停电、停水、停止粮食供应的条件下，作好必要的物质准备，保障师生基本生活。这实际是一场内容千头万绪、准备工作长达三四个月的大规模的学校保卫战。

地下党总支是这场保卫战的计划者和组织者，学生自治会是这场保卫战的后勤人员和执行人员。总支天天晚上都在研究诸如“纠察队如何组织”“党员、盟员如何配备”“设几道纠察线，都在哪里，有何依托”“灭火用具有多少，在哪里”“水源如何解决，易燃、易爆品怎样处理”“化学系、图书馆等重要防毒、防火单位怎样保护”“粮食还够吃多少天，蜡烛、煤油还有多少”“教授生活上有何问题，怎么进一步做他们的工作”等问题，而且，拟好数套人员配备名单、具体行动方案，以便根据情况变化，有选择的余地。学生自治会的膳食部，则天天在“米、面、煤、油、酱、醋、柴”上打转转。熬红了眼睛的部长王向东经常和我去看粮库、看煤堆、查水井（当时全市停电、停水，全校只靠一眼水井饮水做饭），我什么时候问他库存物资情况，对于一些重要数字，他都能倒背如流、毫厘不差。

市学委对护校工作非常重视。我记得还在围城之前的ll月下旬或12月上旬，老宋和“南系”的学委王汉斌同志找我到朱蟥家去汇报学生会工作，特别提出“如果敌人放火，我们怎么办”的问题，反复叮咛一定要秉持对群众负责的精神，扎扎实实地作好一切准备。

围城期间，师大师生安稳如常，护校计划中只有极其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付诸实施，大部分由于北平和平解放而无须实施。

保卫市区，应对守敌最后的疯狂

除去护校以外，我们还作了保卫市区的准备。当时，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北平地下党成立了几个区指挥部，师大本院和二院都由西南区指挥部宋汝棼同志领导。本院负责保卫的市区范围，原来包括南北新华街东西两侧，东到珠市口，西到菜市口，后来又作了一次调整，只负责南北新华街以西、骡马市大街以北、绒线胡同以南的地区。二院负责的范围是从宣武门到西单商场以西，一直到城墙，此外还包括外城区一部分。

范围划定之后，我们首先派人四处查看地形、查看军事设施，调查这一带的驻军、机关、工厂、学校、商店的所在位置、面积、规模，以及可能了解到的其他情况，并画出详细地图。然后，我们又进一步调查了解了其中几个重点单位的情况。如本院范围最大的印刷房“京华印字房”，我们重点了解了其印刷能力，以备必要时根据军管会的布置印刷宣传材料。

当时我们曾设想，解放军进攻北平时，也许无需城内力量以武装起义来配合，但当大军入城追歼残敌之时，可能需要地下党派出一小部分同志充当向导，大部分同志维持城市秩序，避免散兵游勇和其他敌人的破坏、抢劫。根据这样的设想，我们拟订了种种行动方案，包括可以充当向导的人有哪些人，分散活动时如何分组，维持秩序的能出多少人（党员、盟员、群众的比例），如何编组、谁带队，去的地点和具体任务，以及应注意的事项等。此外还有后备队的组织、临时支援计划（如支援学校对面电话局的工人，保卫电话局等）的初步设想，以及必要的物资准备等。比如，我们已经准备了可能作为联络标志的、做臂章用的红布条以及裹头或围脖子用的白毛巾。

1 2月中旬，围城以后，是守敌最为惊恐万状的时刻，也是他们最后疯狂挣扎的时刻。1 2月2 3日夜，几十个军警特务持枪包围了石驸马大街师大教员宿舍，逮捕了一位年过半百、手无寸铁的老教授——师大体育系系主任徐英超。而后，他们在报上“放风”，叫嚣所谓“抓住重要人物”“查出大批证据”“正在追索搜捕余党”，故意制造恐怖气氛。

街上到处贴着用红笔画钩、带有许多“杀”字的“军令”：“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者，杀！”“造谣惑众，扰乱人心者，杀！”“杀！”“杀！”“杀！”……和平门大街上，一辆贴着“军法车”的大字标志，载着十几个手持红绿绸条、擎着明晃晃大刀的彪形大汉的大卡车，缓缓地来回开行。有时车上还五花大绑地绑着一两个商人模样的“粮老虎”，招摇过市，散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杀气”。

学校里的特务学生，有的黑夜戴上墨镜化装捕人，白天却作“树倒猢狲散”的逃亡之计，有的已经悄悄地远走绥远、河南甚至是南方。

我们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紧张而又从容地进行各项工作。有一天，刘明哲让我去和平门内旧帘子胡同王育瑛家取出两支勃朗宁手枪，交给市指挥部的1 2号联络员朱荥，以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备用。王育瑛的姐夫是旧警官，有6支枪在家里，本人在外地，王育瑛发现后，把枪藏在一个稳妥的地方，报告给组织，准备需要时取出。这一次，由他从鸡窝里取出其中2支交给我，我把它们放到一个红漆提盒里，像给人送礼似地提着走到街上。交给朱荥后，我走在前面巡风，她在后面跟进。这样，我们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把枪支安全地转移走了。剩下的4支枪，是解放后枪支登记时才从鸡窝里取出来上缴给组织的。

▲解放军进入北平城

不厌其详，作好宣传工作和庆祝活动的准备

这个时期，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方面通过亲友、社会关系口头宣传党的政策，另一方面散发、张贴大量传单。1 3号联络员关兆兰经常从指挥部带回满满一书包的秘密传单，内容包括《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评战犯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布告》等，通过组织散发下去，由党员、盟员带领群众出外张贴。这时，不仅进步群众参加迎接解放的斗争，而且广大的中间群众也积极要求做点实际工作。他们不畏严寒、不怕劳累、不顾危险，夜里出去张贴，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一夜之间，传单遍布街头。后来传出和平协议的消息，他们于是白天也去张贴，这成为半公开的活动了。

此外，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组织上还把曾伯融、蒋伯蕙等几位同志调出去，单独进行一项工作：通过写信和登门拜访，警告保甲长不要与人民为敌、抗拒解放、破坏接管，要求他们按解放军的布告去做，保存档案、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

至于欢迎解放军的彩旗、横标、壁报、对联、宣传稿、宣传画、秧歌、锣鼓等的准备工作，早就开始秘密进行了。还在围城以前，老宋就反复对我们讲北平解放以及欢迎解放军、庆祝胜利的伟大意义，但那时我们脑子里老是想军事上的“里应外合”，对这些一时没有引起重视。围城后，知道有些东西要事先准备好才行，这才着起急来。别看只是买东西，也是很费了一番功夫的：譬如红布，老宋要求颜色一定要鲜红鲜红的，差一点儿也不行，我们买了又买，这才达到他的要求；红布有了，还要准备红绸子；红旗有了，还要准备彩旗。那时我们所有买东西的钱都是借的，其中有许多是借人家的金首饰变卖的钱（解放后开地下党员大会时，老宋拿一个手绢包了几十个金戒指，还了这笔账）；最重要的是，买红布、红绸子多了，也会引起怀疑，还要跟店铺说是“结婚”“娶媳妇”用，有时还得走走后门。另外，老宋不厌其详地审查欢迎壁报的稿件，字斟句酌地推敲标语、口号的词句，甚至队伍排列的计划、红旗安放的位置，他都要一一过问。当时，我对老宋说的欢迎要“空前的规模”“空前的声势”总是不太理解，老是觉得和过去的游行比，我们所作的准备已经够多的了。

然而，到了举行解放军入城式的那天，我从师大的队伍里，看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多、那么艳丽的红旗和彩旗，那么美丽大方的标语牌、宣传画……见到它们汇合成北平城里欢乐、热情澎湃地迎接解放的海洋，我这才真正理解了老宋过去带领我们所做的那些烦琐工作的深远意义。

（作者系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党总支委员兼学生自治会分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在笃志女中，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任职）

——摘自《纵横》2019年第01期

作者：王慕曾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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