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病”的转变 | 张怡微

2018年秋天，日本有一部电视剧《大恋爱：与将我忘记的你》播映。都市剧的外壳，说的是“阿尔茨海默病”与恋爱的故事，很有意思。尽管“阿尔茨海默病”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电影、电视剧中，悲剧要远远多于喜剧。《大恋爱》却可算是一部带有轻喜剧色彩的爱情挽歌，“我想趁着还有感觉的时候和你一起快乐地生活”，算是这一门类浪漫化搬演的突破。因为时间不够用了，所以才要拼命生活，与当下年轻人缺乏生活热情的精神状态也不太一样。电视剧里，落魄的小说家因为女友的病得了芥川奖，就连女主人公的母亲都找到了第二春。

在“阿尔茨海默病”成为作家热爱书写的对象之前，我们更容易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艺术病症是  “肺结核”。“肺结核”似乎与作家、艺术家有不解之缘，济慈、雪莱、夏洛蒂·勃朗特、契诃夫、卡夫卡、鲁迅、郁达夫、萧红都得过肺结核。肺结核病人常有持续低烧、恶寒、虚弱、消瘦、咳嗽、脸色苍白、面颊潮红等体表症状，会引发特殊的心理生理反应：敏感、易激动、性功能亢奋、烦躁、偏执等等，这些体表症状和生理心理反应于是被人们描绘成“艺术家气质”或“诗人气质”。艺术家的作品也会多多少少折射这种气质。

作为文学病的“肺结核”，无论作者是肺结核患者还是作者写作的人物得了肺结核，都已成为一种象征的符码，令人联想到现代主义。“肺结核体质”似乎就意味着情绪极不稳定、容易爆怒、容易失控，在与两性关系的另一方剧烈冲突后，又逐渐恢复平静。与“肺结核”疾病的隐喻关系很大研究者是苏珊·桑塔格，通过文学、文化的角度探讨之后，肺结核本身所蕴含的情感隐喻得到充分的阐发：（肺结核）被理解或曾经被理解为激情的疾病。肺结核发热是内部燃烧的表征，结核病人是某个被热情“消耗掉”的人，这种热情导致身体熔化。利用从肺结核那里得到的隐喻来描写爱情——一种“有病的”爱情的形象，一种激情“消耗掉”的形象——远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有了……就像《魔山》一个人物所做的解释：“疾病的症状无非是被掩饰起来的爱情力量的宣示；所以疾病都只是变形的爱情。”……就像肺结核被当成一种激情之病来看待一样，它同样被当成一种压抑的疾病，……以前也曾被解释成为沮丧的恶果（《疾病的隐喻》）。

小说《长恨歌》里有一个中苏混血儿“萨沙”就得过肺结核，他的个性完全符合刻板印象中的结核病人。王琦瑶的女儿薇薇第一次把闺蜜张永红带到家里来的时候，王琦瑶觉得张永红的病态，希望薇薇不要和她来往。但薇薇觉得张永红“有一股高贵的气质”。不出王琦瑶所料，张永红家人得过肺结核。《长恨歌》中这种“结核病菌”的气息，与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六六粉、樟脑丸一样，是病态与腐败的符码。如今，随着医学技术的发达，传染病控制的严格，人类预期寿命延长了不少，老年病更为多见了。在我们熟悉和了解“阿尔茨海默病”之前，其实我们已经也很少在小说或电影里看到“肺结核”影响了我们的友情、爱情。

因为其他肿瘤缺乏美感，很长一段时间里，浪漫爱情片中年轻人最容易得的是白血病，女主角脸色煞白地晕倒在男主角的怀里，迎合了通俗剧的口味。但是，如果作者想要渲染一种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感情，或者是凸显从不理解到怜悯到反思的人生态度的转变，再或者是想要描述能够预期的病情缓慢恶化、人却无能为力的绝望，“阿尔茨海默病”就脱颖而出了。所以我们看到了韩国电影《我脑海中的橡皮擦》，看到了井上靖的自传电影《记我的母亲》，看到了朱莉·摩尔凭借电影拿到奥斯卡金像奖影后、金球奖影后的《依然爱丽丝》。

其实，上海女作家书写过“阿尔茨海默病”也比较多，如2010年王周生的小说《生死遗忘》，2015年薛舒的非虚构作品《远去的人》，2018年于是的小说《查无此人》，都是女作家书写遗忘的男性（丈夫、父亲）。疾病，经由作家的书写不断提炼着新的意义。上海女性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情感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样本。疾病为人提供了逃避现实、或是给急速奔跑的生活一个终止进步的契机。而临终则会触及谅解、救赎、再也不能实现的愿望和欲望落空的永恒的遗憾。“阿尔茨海默病”之类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它的到来必将历经等待的煎熬。它的病症还和早年创伤有关（如早年患有焦虑或者抑郁病史的人晚年得“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性更大）。早年创伤又会和历史有关，于是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

“父亲指着我的背影问母亲：那个小姑娘是谁？父亲叫我  ‘小姑娘’”（《远去的人》）……疾病与亲情的联结如此通俗又一再地震撼人心。它似乎也在提醒我们，除了病人本身承受的病痛，照护病患的家属同样经历着巨大的、复杂的情感伤害。这种伤害既来自于遗忘，也来自于家族记忆的痛史，涉及父辈家族的离散、情感的迁移（继母/前夫终于把爸爸/丈夫还给我了）。当我们确凿的爱的记忆被击为残片，比旁观亲人身体的衰败更为难熬的，是直面心魂破散的孤绝。

作者：张怡微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舒明 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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