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曾几何时，一首《城里的月光》，唱出多少都市人心里隐秘的悲伤。演唱者，新加坡歌手许美静，也曾被诊断为患有轻度精神疾病。这些年，精神疾病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在诊治患者的同时，也“看透了人间聚散”。
有部电影里说，“精神病就像暴风雨”，它可能随时随地、降临在任何人身上。《新民周刊》采访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两位资深的精神科医生：乔颖和王振，通过他们的口述，重新审视精神病患的现实——这场暴风雨可预防，可医治，请不要将“精神病”污名化，请尽可能地助己、助人。
“有个姑娘叫茉莉”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住院医生时，曾遇到过一个特别的病人。
我是在住院部女病房第一次见到故事主人公的——就称她为茉莉吧。茉莉看起来像个初中生，但实际上已经20岁了。送她到医院住院的，是一个中年外国男人，身边还有一个看起来来自农村的中国男人，这不同寻常的组合引起了我们医生的注意。
更奇怪的是，医生要家属介绍病史时，全程是外国人用流利的中文讲述，中国男人站在一边显得有些不耐烦。
经过我们的详细了解和查证，茉莉的故事终于被还原出来——
茉莉出生在中国内地山区的农村，她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每次发病，父亲和哥哥就会把母亲关起来，有时候父亲还会打母亲。
可以想象，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茉莉不可能幸福。
可怜的是，到了十多岁，茉莉自己也出现了精神症状，精神疾病显然从母亲那里遗传给了茉莉。她会自言自语，会自笑，有的时候还会做一些危险动作。
到了成年，茉莉决心离开家到上海打工，视她为包袱的父亲自然爽快地同意了。
茉莉长得清秀，在衡山路的一个咖啡馆做了服务员，而带茉莉看病的外国人John（化名）正是在咖啡馆遇到的她。
茉莉端上咖啡时，较真的John看伊长得小样（年纪小），找到咖啡店老板，非要教训老板不能非法雇佣童工，还拨打报警电话。民警赶来，查明了真相。John就这样认识了茉莉，然后成了经常聊天的朋友。
单身的John和母亲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有时候因为工作要回到英国，John就请茉莉到家里照顾和陪伴老太太，一样给工资。John的母亲也很喜欢茉莉，教她英文和钢琴，而茉莉则称呼老太太为“外婆”。
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茉莉又发病了。医院住院需要法定监护人签字，茉莉不得不通知父亲到上海来。
虽然到了上海，茉莉的父亲不愿意让她住院，理由是“没钱”，然后就回了老家。
John不忍看到茉莉的一生就这样因为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毁掉。他去了茉莉的老家说服她父亲签字住院，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儿子结婚买房还缺钱。”
后来茉莉的父亲终于同意到上海签字，条件是“只签字不负责别的”。这背后是不是得到了John的“资助”？我猜是有可能的。
经过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茉莉的病情控制了，可以出院了。出院也需要监护人签字，父亲又来了一趟上海。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后仍然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病情，这跟高血压糖尿病的控制是一个道理。一听说要吃药，茉莉的父亲马上又声明“我没有钱给她吃药”。
不要畏惧药物，精神病需要长期服药控制，和高血压糖尿病是一个道理。
这下John又急了，他准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争取获得茉莉的监护权。John不愧是个中国通，他想到求助于妇联，看妇联能不能帮助她获得茉莉的监护权。
妇联也非常重视这个情况，把茉莉的父亲、John叫到阿拉（我们）医院，大家坐下来谈谈。讨论到最后，茉莉的父亲同意暂时将监护权交给John。
茉莉出院，留在上海，继续住在John的母亲家，直到老太太去世。茉莉英语考了六级证书，钢琴也考了级，现在是一名钢琴老师。
茉莉的故事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精神疾病在阿拉社会中受到的歧视到今天还是很严重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精神分裂症是可以治疗的。
要消除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法律、社会各方面的人给他们支持。即便他们自己想就医，但治疗以后回归社会的时候，如果学校不接纳，单位不要，那么病人的生存还是很艰难。我就遇到过一些单位在雇佣员工时，非要我们医生开一个病人精神疾病已经治愈的证明。这怎么开？精神疾病本身没有治愈的概念。
精神疾病患者需要理解与宽容，让人欣慰的是，这些年茉莉她坚持服药，定期到医院复查，生活过得不错。
老公把老婆送到医院，说她“非常不正常”
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是我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教训”。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发病期，法律上是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比如说你要签字买房，不可以，你要办入学手续，不可以，他的这些权利都转移到法定监护人的手上。而有人就借这个法律规定，去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一个人如果没结婚，法定监护人是自己的父母，如果父母去世了就是你的直系的兄弟姐妹。如果你结婚了，那么你的监护权就变成了你的老公或老婆。
多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值班，夜里12点多，阿拉急诊室的安静被刺耳的吵闹声打破。一群人扯着一个女人，大冷天，女人只穿了一套棉毛衫裤，头发凌乱、大喊大叫。
送她到医院来的人当中，有一个中年男人是她老公，也是一家企业的老板，女人是老板娘，而其他人则是公司的员工。
女人看起来情绪失控，一直说自己老公有婚外恋，说她被监视，种种症状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表现。而我向她老公和身边其他人了解，都说女病人神经过敏，非常不正常。我根据这些因素，将女人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收治住院。
第二天查房，其他医生也同意了我的诊断。
到了第三天，阿拉主任查房。他在床边给女人做了精神检查，最后跟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诊断。”
但凡涉及到夫妻之间的关系，比如老婆怀疑老公有外遇，老公怀疑老婆有外遇，我们称之为“嫉妒妄想”。主任说：如果嫉妒妄想的情况涉及利益关系的，这种病人要反复去询问病史，不是反复询问同一批人，而是要反复询问不同的人。
我当时心里有些不服气，但还是按照主任的要求，去寻找女人更多的相关人——找到了女人在上海的弟弟，他弟弟也说姐姐平常就不正常。
主任却说，还要找到她的父母。
我把女人的父母从外地叫到上海，这一问，父母坚决否认自己的女儿精神不正常。两个老人说，要是不相信他们的话，可以找女儿在外地的另一个弟弟，她把搜集到的老公出轨的证据都给了这个弟弟。
等这个弟弟到了医院，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真相——女人的老公不仅收买了自己的员工，还成功收买了在上海的“小舅子”，让身边的这些人一起来编造女人的病史。而老公的目的就是让女人被诊断为严重精神病患者后，好让他随心处理一切。
事后领导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我自己也从不敢忘记这次教训。
阿拉医生在诊断时需要大量的病史，而描述病史的往往是送病人来的监护人。通常而言，医生总归是相信家人的话，但在有利益关系而又出现“嫉妒妄想”的时候，真的需要长个心眼。
如果阿拉不多留心，这个世界上可能就会多一个悲惨的人。
我很感谢主任对我的批评。这件事情以后，我遇到涉及“嫉妒妄想”、涉及到家族性企业里的夫妻关系，我一定要把女方或男方的直系家属叫过来，如果单位同事能过来那就更好了。
阿拉精神科医生，有时候真的可能是多种身份，甚至要干警察的活。不仅需要掌握医疗技术，还要有很多社会经验。
15岁，她的手臂上有几百道血痕
阿拉是成人专科医院，按道理讲，不接诊未成年病人，但这位15岁的姑娘挂了我的号，她说之前看到过我做的青少年问题的科普节目，觉得我讲得很好，所以坚持想要找我看病，于是我同意了。
就叫她小江吧。第一次看到小江，给我印象是比较邋遢。小江短发，但问题是头发全在前面，根本看不到她的脸。我说：姑娘，你能不能把你的“门帘”拉开一点，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她撩开头发的时候，我看到她小臂上满是伤痕——有的伤痕是陈旧伤，已经结痂，有的很新鲜，带着血，总共大概有几百条大大小小的伤痕。我问她，她说都是自己割的。
自残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比较常见的症状。小江说，她有时候想死，有的时候不想死。
过去精神疾病治疗的理论认为，碰到有消极和自残行为的人，医生尽量避免提TA的伤心事，但现在的理念认为——我们一定要直面死亡，讨论生命的价值，这很重要。为什么要讨论？因为我们既然与活着的你见面了，那么就要去寻找活着的支撑点，找到一些线索，帮助病人将支撑他活下去的意念放大。
所以阿拉现在提倡跟来访者去讨论死亡这件事情。
多次的治疗后，小江的人生经历在我面前展开。
小江母亲前几年生病去世，父亲再婚生了个弟弟。现在她跟父亲一家以及奶奶一起住。小江说，母亲去世的那一刻她丧失了一切，在这样的家庭里，小江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家人的确没有给小江带来温暖。有一次小江给自己最爱的宠物狗过生日，尽管狗狗不能吃蛋糕，她还是买了一块小蛋糕，为狗狗点上蜡烛。但她在小房间里的“仪式”被奶奶看到后，换来的是数落和批评。
那天晚上，小江在自己的手臂上又添了几道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