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曾几何时,一首《城里的月光》,唱出多少都市人心里隐秘的悲伤。演唱者,新加坡歌手许美静,也曾被诊断为患有轻度精神疾病。这些年,精神疾病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在诊治患者的同时,也“看透了人间聚散”。

有部电影里说,“精神病就像暴风雨”,它可能随时随地、降临在任何人身上。《新民周刊》采访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两位资深的精神科医生:乔颖和王振,通过他们的口述,重新审视精神病患的现实——这场暴风雨可预防,可医治,请不要将“精神病”污名化,请尽可能地助己、助人。

“有个姑娘叫茉莉”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住院医生时,曾遇到过一个特别的病人。

我是在住院部女病房第一次见到故事主人公的——就称她为茉莉吧。茉莉看起来像个初中生,但实际上已经20岁了。送她到医院住院的,是一个中年外国男人,身边还有一个看起来来自农村的中国男人,这不同寻常的组合引起了我们医生的注意。

更奇怪的是,医生要家属介绍病史时,全程是外国人用流利的中文讲述,中国男人站在一边显得有些不耐烦。

经过我们的详细了解和查证,茉莉的故事终于被还原出来——

茉莉出生在中国内地山区的农村,她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每次发病,父亲和哥哥就会把母亲关起来,有时候父亲还会打母亲。

可以想象,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茉莉不可能幸福。

可怜的是,到了十多岁,茉莉自己也出现了精神症状,精神疾病显然从母亲那里遗传给了茉莉。她会自言自语,会自笑,有的时候还会做一些危险动作。

到了成年,茉莉决心离开家到上海打工,视她为包袱的父亲自然爽快地同意了。

茉莉长得清秀,在衡山路的一个咖啡馆做了服务员,而带茉莉看病的外国人John(化名)正是在咖啡馆遇到的她。

茉莉端上咖啡时,较真的John看伊长得小样(年纪小),找到咖啡店老板,非要教训老板不能非法雇佣童工,还拨打报警电话。民警赶来,查明了真相。John就这样认识了茉莉,然后成了经常聊天的朋友。

单身的John和母亲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有时候因为工作要回到英国,John就请茉莉到家里照顾和陪伴老太太,一样给工资。John的母亲也很喜欢茉莉,教她英文和钢琴,而茉莉则称呼老太太为“外婆”。

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茉莉又发病了。医院住院需要法定监护人签字,茉莉不得不通知父亲到上海来。

虽然到了上海,茉莉的父亲不愿意让她住院,理由是“没钱”,然后就回了老家。

John不忍看到茉莉的一生就这样因为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毁掉。他去了茉莉的老家说服她父亲签字住院,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儿子结婚买房还缺钱。”

后来茉莉的父亲终于同意到上海签字,条件是“只签字不负责别的”。这背后是不是得到了John的“资助”?我猜是有可能的。

经过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茉莉的病情控制了,可以出院了。出院也需要监护人签字,父亲又来了一趟上海。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后仍然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病情,这跟高血压糖尿病的控制是一个道理。一听说要吃药,茉莉的父亲马上又声明“我没有钱给她吃药”。

精神科医生的“病人”:有人出轨被妻子发现后,买通多人说她有精神病-LMLPHP

不要畏惧药物,精神病需要长期服药控制,和高血压糖尿病是一个道理。

这下John又急了,他准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争取获得茉莉的监护权。John不愧是个中国通,他想到求助于妇联,看妇联能不能帮助她获得茉莉的监护权。

妇联也非常重视这个情况,把茉莉的父亲、John叫到阿拉(我们)医院,大家坐下来谈谈。讨论到最后,茉莉的父亲同意暂时将监护权交给John。

茉莉出院,留在上海,继续住在John的母亲家,直到老太太去世。茉莉英语考了六级证书,钢琴也考了级,现在是一名钢琴老师。

茉莉的故事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精神疾病在阿拉社会中受到的歧视到今天还是很严重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精神分裂症是可以治疗的。

要消除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法律、社会各方面的人给他们支持。即便他们自己想就医,但治疗以后回归社会的时候,如果学校不接纳,单位不要,那么病人的生存还是很艰难。我就遇到过一些单位在雇佣员工时,非要我们医生开一个病人精神疾病已经治愈的证明。这怎么开?精神疾病本身没有治愈的概念。

精神疾病患者需要理解与宽容,让人欣慰的是,这些年茉莉她坚持服药,定期到医院复查,生活过得不错。

老公把老婆送到医院,说她“非常不正常”

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是我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教训”。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发病期,法律上是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比如说你要签字买房,不可以,你要办入学手续,不可以,他的这些权利都转移到法定监护人的手上。而有人就借这个法律规定,去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一个人如果没结婚,法定监护人是自己的父母,如果父母去世了就是你的直系的兄弟姐妹。如果你结婚了,那么你的监护权就变成了你的老公或老婆。

多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值班,夜里12点多,阿拉急诊室的安静被刺耳的吵闹声打破。一群人扯着一个女人,大冷天,女人只穿了一套棉毛衫裤,头发凌乱、大喊大叫。

送她到医院来的人当中,有一个中年男人是她老公,也是一家企业的老板,女人是老板娘,而其他人则是公司的员工。

女人看起来情绪失控,一直说自己老公有婚外恋,说她被监视,种种症状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表现。而我向她老公和身边其他人了解,都说女病人神经过敏,非常不正常。我根据这些因素,将女人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收治住院。

第二天查房,其他医生也同意了我的诊断。

到了第三天,阿拉主任查房。他在床边给女人做了精神检查,最后跟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诊断。”

精神科医生的“病人”:有人出轨被妻子发现后,买通多人说她有精神病-LMLPHP

但凡涉及到夫妻之间的关系,比如老婆怀疑老公有外遇,老公怀疑老婆有外遇,我们称之为“嫉妒妄想”。主任说:如果嫉妒妄想的情况涉及利益关系的,这种病人要反复去询问病史,不是反复询问同一批人,而是要反复询问不同的人。

我当时心里有些不服气,但还是按照主任的要求,去寻找女人更多的相关人——找到了女人在上海的弟弟,他弟弟也说姐姐平常就不正常。

主任却说,还要找到她的父母。

我把女人的父母从外地叫到上海,这一问,父母坚决否认自己的女儿精神不正常。两个老人说,要是不相信他们的话,可以找女儿在外地的另一个弟弟,她把搜集到的老公出轨的证据都给了这个弟弟。

等这个弟弟到了医院,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真相——女人的老公不仅收买了自己的员工,还成功收买了在上海的“小舅子”,让身边的这些人一起来编造女人的病史。而老公的目的就是让女人被诊断为严重精神病患者后,好让他随心处理一切。

事后领导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我自己也从不敢忘记这次教训。

阿拉医生在诊断时需要大量的病史,而描述病史的往往是送病人来的监护人。通常而言,医生总归是相信家人的话,但在有利益关系而又出现“嫉妒妄想”的时候,真的需要长个心眼。

如果阿拉不多留心,这个世界上可能就会多一个悲惨的人。

我很感谢主任对我的批评。这件事情以后,我遇到涉及“嫉妒妄想”、涉及到家族性企业里的夫妻关系,我一定要把女方或男方的直系家属叫过来,如果单位同事能过来那就更好了。

阿拉精神科医生,有时候真的可能是多种身份,甚至要干警察的活。不仅需要掌握医疗技术,还要有很多社会经验。

15岁,她的手臂上有几百道血痕

阿拉是成人专科医院,按道理讲,不接诊未成年病人,但这位15岁的姑娘挂了我的号,她说之前看到过我做的青少年问题的科普节目,觉得我讲得很好,所以坚持想要找我看病,于是我同意了。

就叫她小江吧。第一次看到小江,给我印象是比较邋遢。小江短发,但问题是头发全在前面,根本看不到她的脸。我说:姑娘,你能不能把你的“门帘”拉开一点,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她撩开头发的时候,我看到她小臂上满是伤痕——有的伤痕是陈旧伤,已经结痂,有的很新鲜,带着血,总共大概有几百条大大小小的伤痕。我问她,她说都是自己割的。

自残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比较常见的症状。小江说,她有时候想死,有的时候不想死。

过去精神疾病治疗的理论认为,碰到有消极和自残行为的人,医生尽量避免提TA的伤心事,但现在的理念认为——我们一定要直面死亡,讨论生命的价值,这很重要。为什么要讨论?因为我们既然与活着的你见面了,那么就要去寻找活着的支撑点,找到一些线索,帮助病人将支撑他活下去的意念放大。

所以阿拉现在提倡跟来访者去讨论死亡这件事情。

多次的治疗后,小江的人生经历在我面前展开。

小江母亲前几年生病去世,父亲再婚生了个弟弟。现在她跟父亲一家以及奶奶一起住。小江说,母亲去世的那一刻她丧失了一切,在这样的家庭里,小江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家人的确没有给小江带来温暖。有一次小江给自己最爱的宠物狗过生日,尽管狗狗不能吃蛋糕,她还是买了一块小蛋糕,为狗狗点上蜡烛。但她在小房间里的“仪式”被奶奶看到后,换来的是数落和批评。

那天晚上,小江在自己的手臂上又添了几道伤痕。

精神科医生的“病人”:有人出轨被妻子发现后,买通多人说她有精神病-LMLPHP

01-26 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