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人新村的地址编排中，“弄”曾经丢失了一段时间。
结果发现，这，是一条弯路。
1950年，《办理市民申请编订门（弄）牌暂行办法》再次确定了一个原则：
“凡在道路两旁建筑多幢房屋，形成里弄状态者，除每幢房屋应申请编钉门牌外，并须申请编钉弄牌或支弄牌。”
但是问题又出来了。
20世纪中后叶，上海的里弄不再建设了，取而代之的主要住宅形式是工人新村和工房。
在工人新村的地址编排中，“弄”曾经丢失了一段时间。
上海这时也用了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的、以小区定位来编排地址的方式。
结果发现，这，是一条弯路。
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1951年开建的曹杨新村，住户门牌地址是这样的——曹杨二村68号101室，居民的户口本上也是这样。
■曹杨新村刚开始建设时，地址里没有“弄”。
上海的问题在于太大了，随便一个曹杨新村就有九个村，住房近千幢，要了命的是村与村的位置并非线性直排。
1985年3月7日的《新民晚报》第4版上，《新村门牌混乱现象何时能了？》一文，就发出感慨：
“一村竟然会与七村毗邻；二村又将七、八两村隔断；南北遥相对望的八、九两村间隔达一公里以上；被各村层层阻隔的五、六两村，公共汽车可坐两站路。”
■1985年3月7日刊登在《新民晚报》上的报道
在这种复杂地形下，没有“xx路xx弄xx号”作为地址终端，找人何其难。
1999年3月4日的《文汇报》第5版上，刊登了一位读者在曹杨新村找房子的困难，文章名为《地名作路名，寻址费周折》。
“我的朋友近期增配到曹杨三村110号的一套住房，为实地看房，我陪他一同前往。我们进入曹杨新村地界后，问了许多人均无法得知三村110号的具体方位。”
“经过一番周折，后来在兰溪路某弄内找到了该房。我当时就想，如果将曹杨三村110号改成兰溪路某弄110号，不是可以让人少费周折吗?”
■新村地形复杂，北杨园里既有曹阳二村又有曹杨七村。
不仅如此，人口众多的上海的新村还存在同名现象。1985年的《新村门牌混乱现象何时能了？》文内提到：
“据统计，全市二百多个新村，重名就达三十六个，光“铁路新村”就已高达八个之多。”
这篇文章同时提出很有道理的意见：
“按理说，本市行之多年的依路名编弄编号的一系列科学管理方法，完全能有效地缩小和避免人们在空间范围内寻觅的误差，但由于本市规划、设计、施工和区属有关职能部门的互相脱节，各行其事，才使×村×号式的机械编排泛滥成灾。”
■×村×号式的地址编排使得找路一度颇费周章
在1988年中国地名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学者坐不住了。
点名指出曹杨新村的找路难问题，称之为“新村将比祝家庄，走路要走盘陀道”，呼吁以后的住宅区地名要“简单、易记、好找”。
1988年版本的《上海市门牌管理办法》，在第三条一把扭转了局面：“凡在道路两旁建筑多幢房屋形成里弄或新村状的，应由公安机关编制弄牌。”
这才使得此后的住宅小区，都给规范成了必须用“弄”命名。
原有的“路-弄-号”编号管理系统，来源于现代房地产开发，歪打正着，最后发现，这套地址编排系统其实最符合中国城市集中式居住的国情。
每一个小区地址编为弄，多出一个字段，更精确，更高效。
再往后冒出的商品房，甭管多豪，都规规矩矩编上了x路x弄x号。
今天梅岭北路上的梅岭苑的小区铭牌上，见证了两个时代的两种地址编制方式——
■梅岭苑门口的小区铭牌
“梅岭北路400弄2、6、14、16、20、24号；曹杨二村57、58、59号”。
前者是拆除了原曹杨二村的部分工房而建的高层住宅，建造于21世纪初。
“弄”，一行地址多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字，对外地人来说，浮想联翩；对住在上海的人来说，司空见惯；对游子而言，它可能又是乡愁。
追根溯源，才知道，一座城市描述地址的方式，往往也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思维习惯。
参考资料：
1. 薛理勇，《门牌：历史的见证》，沪港经济，1998年4月。
2. 薛理勇，《上海的“门牌号”》，上观新闻，2019年7月1日。
3. 张景岳，《上海租界的人口与经济变迁》，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 赵津，《租界与中国近代房地产业的诞生》，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
5. 王绍周，《上海近代里弄住宅建筑的产生与发展》，建筑历史与里弄（第三、四缉）。
6. 张继民，《有关专家学者提出，城市新区建设要重视地名命名》，人民日报，1988年7月15日。
7．《工部局改编门牌号数》，申报，1933年3月3日。
8．习慧泽，《新村门牌混乱现象何时能了？》，新民晚报，1985年3月7日。
9．张国兴，《地名作路名，寻址费周折》，文汇报，1999年3月4日。
10．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公安志》，1997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