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上海宝山 上海宝山
她，1923年3月出生于宝山淞南三瞿宅，
上海解放以后宋庆龄同志的第一位秘书，
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市科协领导职务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时，在华东医院养病的92岁高龄地下党员杨逸向来访的记者诉说起在家乡宝山，那片红色沃土上曾经经历过的烽火岁月。
马路上找到共产党
我是靠“盯梢”，才寻到了心心念念的共产党。那一年我还不满15岁。
那时，父亲在吴淞镇做泥水工，在国立劳动大学后门搭草屋为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将我们中国人的怒火、爱国热情与抗日决心统统点燃。当时，“劳动大学”进步学生宣传共产党好，抗日救国，帮助穷人，学校大礼堂内，宝山地区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着《放下你的鞭子》，学唱《松花江上》，拳头紧握，群情激昂。我们家离学校很近，就执行着进步学生交代的各种接待任务。共产党，就此在父亲和我这两代人心中扎了根。
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是小学老师顾宗穆。顾宗穆与甘泉小学黄绍宗、察司庙小学严长治三人，当年就读宝山师范时就已加入共产党，后因国民党捉杀，才和党组织失联。顾老师教书时，常面露不甘，说苏州西面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我想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因为，我恨侵略者，恨透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我们在宝山庙行的祖宅被日军烧毁；1937年“八一三”事变，宝山再受重创，全家逃难至大世界难民收容所。自宝山去市区，要经过日军好几道关卡，道道须低头哈腰，姑娘脸上还要抹锅底灰。待检查完，日本兵步枪一挥，用日语喝道：你滚吧！惨不忍睹，大世界外聚集着的大量逃难者，被飞机流弹击中，死伤无数。最终，我们又被迫搬至南京西路一别墅底楼小间住下。
可是，上哪儿去找共产党呢？我看到，我家屋子斜对面一幢小洋房内有位女青年，大眼睛，人端正，貌似大学生。我决心“盯梢”，发现这小洋房是大慈难民收容所。第三回跟踪，杨逸眼看着女青年走到洋房门口，大着胆子拉住她衣服。
“你要干什么？”
“我要跟你进去！”
女青年又问：“你识字吗？”
杨逸答：“念过初一的书。”
“你写几个字我看看……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还真有志气，那你留下吧！来当小先生。”
没想到，这位女青年丁瑜，竟真是共产党员。她来自江苏省委专门成立的难民工作委员会（“难委”）。
于是，我夜里到申新工人夜校当老师，白天则在难民收容所里参演话剧、进行歌咏抗日宣传。第二年，15岁的我，杨逸，由共产党人张巩、丁瑜作为介绍人，正式入党。
小酒店小学当据点
但始终想扛枪打鬼子。
时年，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在上海市区和外县之间建立中间革命地带，作为市区与外县游击区之间的联结带，为此专门从“难委”中抽调力量，建立近郊区工作委员会，即“近委”，由省委干事钱伯荪担任书记，周克（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为副书记，丁瑜为委员。此后，先后约40位地下党员陆续进入宝山及其他郊区，在隐蔽战线开拓党的事业。
15岁的我，一个农村姑娘，不知在日寇军事管制的近郊，要打开局面、建立革命据点是何等危险与困难，她唯有一股坚决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即刻行动，我和母亲立马动员当时已在上海浦东德士古公司做工的父亲回乡。
选址就在宝山蕰藻浜季家桥北堍。此地南通江湾、北达杨行、罗店镇与嘉定，东通吴淞，西南是沪太路，位置十分重要。因战争桥断，蕰藻浜靠船摆渡。浜上，日军小汽艇天天巡视。浜南，一所日伪清乡检问所，日日盘查南来北往的过路人。
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我们家开了一个小酒店，比单纯的农村家庭来得更隐蔽。小酒店大门八字开，进门都是客，不仅有当地的农民兄弟、方方面面的势力人物，也包括土匪头目和清乡检问所人员。备上烟茶点心，嘻哈一番，陪打麻将，套话打探，暗斗斡旋，我们日日面临考验。
从中，我们还要发现、拉拢和发展进步分子。我率先结识了进步青年陆亚雄。陆亚雄是杨行镇人，当时与一帮男青年一同做生意，经常要去上海进货，而季家桥摆渡是必经之路。等待摆渡时，陆亚雄常来小酒店歇脚，我觉着这青年有激情，便悄悄拿出《大众哲学》《论持久战》等文字法宝，装作不经意地和他讨论。一“搭脉”，才知他不仅是抗日爱国的热血青年，而且对共产党有着执着信念。
时逢日伪清乡，宝山杨行将设镇长。我和陆亚雄及其他进步青年一同商量，无论如何要确保这位镇长“身在曹营心在汉”。陆亚雄本就是杨行镇人，熟门熟路，他反复研究，提议镇上名医张炳辰。这位镇长果然“白皮红心”，不仅向百姓开出通行证，方便百姓交通，而且当日伪向百姓征粮征款时，由张医生本人承担。
1940年元月，丁瑜亲自前来告诉我，我又有新任务了：“再办一所学校，以教师身份联系群众，开展工作”。
说办就办。借浜南三瞿宅亲戚杨明生家的客堂，请来同村同辈的杨月仙妹妹担任教师，我亲自来当“小先生”，学校就这么办起来。没想到，本村、邻村的男孩20余位，将客堂挤得满满实实；那些原本十多岁就去吴淞纱厂做童工的女孩，也纷纷入校上学识字，我真是开心极了。
客堂间很快不够用了，我又打起季家桥北堍旧庙空房的主意。修理校舍由父亲总负责，泥水工让小舅和两位表兄承担，妹妹杨月仙则动员二兄杨江生做木工。总共才两间屋，只能一二年级用大教室，三四五年级用小教室，学生多达五六十人。组织很快派来了均为地下党员的孙彬斐、马崇儒前来任教，教师队伍不断扩充。这批青年教师热血沸腾，课中不时穿插时事新闻和工农抗日故事，就连邻村的青年、等候摆渡的过路客，都乐得在教室外听“隔壁课”。
我父亲话不多，却总是默默奉献，他用自己在张华浜的务工所得和小酒店的微薄收入，包揽下学校教师大部分的食宿与生活开支。为了让使学校站稳脚跟，我们又请伪乡长蔡祥生兼任小学名誉校长，伪乡长出面向县教育科备案，取名瑞芝小学。以学校为掩护的革命据点，就这么在日军眼皮底下开展工作了。
都是英雄
苦难孕育力量。
1938年至1945年，利用小酒店、学校，联结、联络进步青年朋友达100余人；1945年日寇投降前后，先后发展党员40余人，并从中选派骨干去抗日根据地——青浦游击区，为投身抗日和人民解放事业培育力量。
这些进步的脊梁，在隐蔽战线中无惧牺牲。
在天通庵（也就是今日上海老北站附近）至吴淞镇的小火车上，我认识了宝山庙行人徐国璋，就此成为亲密战友。徐先生有肺病，经常吐血，却坚持与我一同骑自行车，沿着吴淞镇外马路，一直转到炮台湾附近，观察日本军舰，清点日本兵的人数，他说这叫数数“萝卜头”。由于我们搜集并报美军的情报准确，美军B-29型飞机在吴淞接连投弹，击中日军多处军事据点，大减日军威风。
我最先发展的5位女党员，同属宝山县境内各乡镇，在难民收容所中相识。她们不顾生死，摸清大场、月浦两个飞机场的日军飞机的大小及数量。而陆亚雄，胆敢去炮台收集日军弹药库情况，他有效向敌人内部渗透，甚至搞到了宝山敌人设防的“兵要地图”。
我所无以为报的，还有全家人的倾囊付出。
党组织要求在渡口另外开设小面店，以便搜集群众呼声，母亲二话没说，拿出出嫁时的婚戒，并向教养院陈桂芳老师借钱，才凑足钱买到了摇面机；当年地下党要求组织武装，父亲杨桂林冒险参加“洪门会”，以便购得枪支；为摸清罗店到江湾的水路交通，父亲还买了一船西瓜，扮成西瓜商贩，整整一下午，在河道上兜来兜去，将敌人哨位一一记下，而一船西瓜最终被太阳晒烂了大部分……
两次淞沪抗战，宝山是战火前沿，房屋尽毁、家破人亡。然而此地，又是经过苦斗、培养出成批优秀革命战士的红色沃土。
中华土地出英雄，历史作证。
资料：宝山区档案局 记者：马萧 冯妍青
原标题：《听见|80年前的宝山大地上，曾经上演过的真实版《潜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