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统计，到2049年，我国每100个劳动人口要抚养72人（包括23个孩子与49个老人）。
数据来源：贺丹（2018）.中国人口展望：从数量压力到结构挑战 [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这不禁让我们又想起那个熟悉的词汇：老龄化。21世纪初，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比重首次超过联合国7%的标准线，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
到了2012年前后，老年人口的比重突破10%。预计到2049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4亿，超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8.9%）。
看到这些赤裸裸的数字摆在眼前，我们可能才对老龄化有更直观的感受。其实，从与我们相距不远的日韩两国就能一窥老龄化社会的困境。
2019年，韩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达14.9%。而日本的这一比例更是达到27%，位居全球第一。在日本和韩国，随处可见70多岁的老爷爷还在做便利店收银员、司机、快递员、搬运工等工作，因为经营者很难找到足够的年轻人去做这些事情。而老年人为了生存也必须出来工作。
70多岁的韩国快递员大叔，每个月能拿到工资约人民币3000元。这个年龄还出来工作的老年人并不罕见。
年轻人在面对沉重的房贷、车贷、育儿压力的同时，能够为父母养老的资金和精力微乎其微。因此退休了的老人们也丝毫不敢闲着，仍需要出来工作维持日常生活。
工作中的日本老人
同时，日本与韩国的新生儿出生率也是屡见新低。韩国2019年总和生育率为0 .92，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不足1。日本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也仅有1.36。
过高的生活压力、福利保障的不健全以及年轻人生育观念的转变等原因导致日本与韩国新生儿数量持续减少。随着出生率降低，老年人口占比日益增加，相应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
劳动力不足带来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同时，养老压力却在不断增大，空巢老人、老人孤独、焦虑、晚年生活质量过低等问题也都不容忽视。而这些问题又在加剧人口生存的负担，出生率也进一步降低，形成恶性循环。
日本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讲述了没有家人依靠、辗转于医院和福利群体之间的老年人的生活。
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正在深深影响着当代的社会形态。老龄化加剧了国家乃至全球社会结构的转变。
01
曾经的人口红利不再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条件。
20世纪70至80年代，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加速了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由于婴儿出生率降低，老年人口占比不足5%，因此劳动年龄人口得到迅速增加，为我国塑造了一个富于“生产性”的人口结构。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期，为推动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而持续的人口动能。
上世纪末，大批劳动力出来务工，为企业建设、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
一方面，劳动人口规模的迅速增加保障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使得收入分配更多向企业倾斜，增加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人口红利阶段人们的储蓄意愿大大增强，储蓄率的提升存进了投资需求与资本积累，进一步提高了经济的供给能力与潜在增长率。
除此之外，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往往被证明更有助于激发社会技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成为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一个重要保障。
然而，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不会永久开放。到了21世纪初，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就悄然开启。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根据世界银行与联合国中方案的估计，中国总人口增速逐年趋缓，将在2029年左右达到14亿多的峰值后进入负增长阶段，2049年预计降至13.7亿左右。
这样的趋势下，劳动年龄人口缩减首当其冲。2012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顶峰并开始回落，也是在这个时期，总抚养比结束长达40多年的下降趋势，触底反弹。
这一系列的明显变化都反映着中国人口结构的深刻转变——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与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挑战。
02
经济潜在发展动力不足
老龄人口扩张与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会直接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水平。老龄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势必不断压缩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空间。
据预测，未来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近2亿。同时，40-65岁人口比重占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越来越多“高龄”劳动人口因为身体、家庭或退休制度安排等原因将提早退出劳动市场，因此，劳动力供给水平也会继续下滑。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储蓄水平也逐渐降低。储蓄意愿与能力更强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以消费为主、储蓄能力较弱的老年群体大规模增加，居民储蓄规模与储蓄率都难以再像人口红利期那样长期保持在高水平。
更有不法分子趁虚而入，瞄准老人群体重视医疗保健等需求，推销虚假保健品等，诈骗老人储蓄的案件屡有发生。
高龄老人规模的扩张不仅带来医疗、护理及养老保障等非生产性消费支出的大幅增加，进一步压缩国民收入中用于生产性公共投资的增长空间。
而且还使得企业的高投资也会引发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和利润率的收缩，进而企业的高储蓄、高投资同样不可持续。
从长远来看，人口结构的日益老化还会影响人力资本的质量与积累，随着未来老年抚养比高于少儿抚养比，家庭与社会的养老负担将不可避免地挤占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进而影响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
03
还有意料之外的隐形债务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积极推动养老保险以城市和企业为基础的“现付现收”制逐步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但实际上，“个人账户”上积累的资金由于仍然被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而成为“空账”。
政府持续十余年试点做实空账的努力未果，庞大的“转轨成本”成为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
未来三十年，随着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大规模步入老年，养老金的领取人数将大幅上升，而缴费人口却逐渐减少，养老保险基金给付的潜在资金缺口将不断扩大，形成巨大隐形债务。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老年照料与赡养需求及负担也将持续加剧。面对增长的老年照料需求，家庭成员的非正式照料一直是最主要的照料模式。但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正在削弱中国未来30年老年家庭照料的人口基础。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的家户增加了近2000万户，而其中的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的“空巢老人家庭”就达到1235.5万户。
数据来源：Zeng Y, et al.2019. Research on basic science of aging society [Z]. Working project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在20世纪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中平均每人不到2个子女。可以预见，随着这批人在未来30年步入老年，“空巢”家庭的数量无疑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扩张。
2015年启动“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新生人口经历了短暂的上升后，到2018年就已下降至1523万，较官方预期的1723万低出200万。
04
压力太大？不必太“方”
可以发现，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大到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财政建设，小到对家庭幸福、个人生活都将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而老龄化的趋势却又难以逆转。虽然老龄化的趋势引发了许多问题与焦虑，但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一些措施有助于缓解老年化危机的不良效应。
政府将继续鼓励生育。同时为了消除生育的后顾之忧，将同时配套建立起包括支持婴幼儿托育、女性就业保护等一系列鼓励与支持生育行为的服务与保障体系，来实惠每个家庭，降低婴幼儿抚育成本。帮助大龄劳动者提升就业和市场竞争力，避免随着年龄增长过早被就业市场淘汰。同时帮助劳动力实行灵活就业。2019年中国已有7500多人受雇于滴滴、美团等共享服务平台。继续提升全民的数字技术的素养，创造更多新的工作形态。完善医疗配套建设和养老保险制度。同时加强对老年群体心理健康的关注。通过社区服务等途径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给老年人提供更丰富的文体娱乐项目，增加对老人的关爱，让空巢老人提升幸福感。
2019年11月，第二届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以“人口老龄化与大城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为主题，深入推进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推动我国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对于个人而言，人生就仿佛一场游戏，一路辛苦打怪到老了本想着终于可以放松一下，却发现面对的困难丝毫没有减少，而体力精力早已大不如前。
也许，三十年后“退休”的概念对我们而言将变成一种奢侈。面对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的巨大抚养压力，我们既不能“退”出竞争，更不能随心“休”闲。
无论处于什么年纪段，我们都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面对老龄化加剧带来的社会结构巨变，我们也只能想办法努力适应。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诚然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悠闲从容的老年生活，但没有“退休”的生活或许也并非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许只是这个时代在促使我们将终身学习的观念贯穿于日常，用灵活工作的方式缓解生活的焦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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