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本报记者走进沪上多家有代表性的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采访了这些机构的管理者和教练,以及多名球员家长。球员的学业压力仍是青训发展中的最大障碍,此外,教练工资普遍较低,球场资源匮乏也是很多俱乐部不得不面对的难题。鉴于机构的性质不同,遇到的困难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一点——纯粹地搞青训,是一门不赚钱的生意。如果赚到了钱,那多少得靠点运气。

“每年投入逾千万”

作为一家民营俱乐部最大的劣势,也许就是一切必须自负盈亏,因此生存压力极大。

以幸运星为例,一年所有开销,成本要达到700万左右。相关部门会有补贴,但也极为有限。“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压力的,我们现在能够做到打平。”申思说,“就等着自己的球员能够出来,在市场上有价钱了,我们就赚了。”

吉祥俱乐部的情况也差不多。这家俱乐部是由昔日的申花和绿城球员孙吉担任总顾问,最初业务主要集中在兴趣班的推广和普及。孙吉认为,如果孩子连对足球的兴趣都没有,直接进行系统训练的可持续性不强,只有让孩子从足球运动中体会到乐趣和快乐,得到家长的支持,这个循序渐进的模式才能长久。2015年开始,俱乐部开始兼顾精英球员的培养。所谓精英球员,一个星期要保证四到五次训练和一场比赛,目前俱乐部注册的精英球员已近300名。兴趣班一个星期练一、两次,目前吉祥每周培训人次达3000名左右。

孙吉告诉记者,俱乐部在青训上的投入每年都在1000万左右,教练工资这一项支出每月至少60-70万,遇到比赛和集训季,支出得会更多,财务压力确实很大。

目前上海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很多,圈子里叫得上名字的、比较成规模的就在二、三十家,再加上一些小微俱乐部,保守估计有一百多家。“所以现在竞争是很残酷的,市场需求肯定有,但要看你(投资人)怎么想。我们下面的教练去了解过,如果就三、四个人搞个小俱乐部,一个星期带百八十个球员,这个日子很好过的。因为办公成本低,员工少,这是有结余的。但俱乐部规模大的话,固定成本就上去了,确实蛮吃力的。”

据孙吉介绍,吉祥俱乐部在青训之外还运营一些其他项目,比如承办赛事以及举办一些国内外的文化体育交流活动。“我们经营的业务相对多一点,青训这里的亏损点呢,别的地方可以补一补,就这样拼拼凑凑。”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吉祥俱乐部青训业务分两块,一块是兴趣班,另一块是精英培训。兴趣班一节课收费几十块,其实还是以公益为主。因为这样的培训都是在社会场地上进行,收取的费用主要就是支付场地费以及教练的工资。此外,精英队则一律不收费。

幸运星俱乐部因为精英球员人数较多,所以俱乐部会根据教练提供的球员实际情况的报告,将费用设为四档。最高一档,也就是球员实力最强的一档,不进行收费;第二档,仅收取一些象征性的费用;第三档收费相对高一些;第四档球员各方面条件最弱,相应就要支付最高的费用。

校园足球这两年各项条件也逐渐跟上,李天诚母亲告诉记者,“网上说有钱人才能踢球,我觉得里面是有误解的。我们的费用确实花得不多,一路走来最大的一笔开销是球鞋。耐克冠名校园联赛以后,球鞋都是免费发的。另外,学校训练不收费,出去比赛学校也都安排大巴。浦东新区投入了大量花费,李天诚两次去意大利培训,一切开销全免,这个开销也很厉害的。”

职业俱乐部的梯队也不收费,陶金提到江镇中学的球员“生活费全免,学费也全免,服装都是361定制赞助的。”他坦承,自己其实也不太理解这种情况。他是85一代的球员,直到他这时为止,踢足球是要交钱的。申花阵中的中卫艾迪是90后,他曾短暂进入申花足校,也是要交费的。据一些球员回忆,当时申花足校一年的费用要几十万。所以通常情况下,球员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就去申花足校,差一点的就去根宝基地。后来朱骏收购俱乐部后,关闭了学校。据说,其实当年足校因为收费相对较高,其实已经几乎达到了自负盈亏的程度。但即使这样,还是难以避免被关停的命运。

足球本来就是砸钱的生意,运营梯队更是彻底砸钱的行为。陶金现在最担心的是,“如果哪天换个老板,不肯投了,一下给你坎掉,等于前面这么多年的心血完全白费。想好要做这件事,一定要持续投入。像我们俱乐部以前,一下子砍掉,多少可惜。”无论对于职业俱乐部还是民营俱乐部而言,其实中间都存在着一个因为财政问题而带来的不确定性。

这也是整个采访中最让记者感到惊讶的,和我们传统思维里踢球很费钱不同的是,对于如今的家长而言,培养孩子踢球可能真的花不了太多钱。我们几个采访对象都肯定了一点,即做青训并不赚钱。但为什么还在坚持?孙吉说,“就是想看看,按照自己理念发展下去——因为我们才做了几年嘛——能不能培养人才,要看一眼。第二,俱乐部本身也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这么多人信任我们,不能说不做就不做。我们现在也先后培养出三个国少的,也向上海市精英队、上海上港输送了很多个。这对我们也算种成就感,是一种证明。”

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人身价值,俱乐部的投资人必定也希望能够有一定盈利。但孙吉承认,“这个盈利是靠积累的,刚起步这两年可能盈利上薄弱点,但随着发展,实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我们期待着。”

“只想搞明白一件事”

吉祥俱乐部作为上海足球青训圈的新生力量,相比幸运星这种已经有了成熟体系的俱乐部,他们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必须依靠自己的特色。

2016年下半年,俱乐部正式跨出聘请外教这一步。“我们不是唯一请外教的,但我们的外教都是我自己飞到欧洲去面试挑过来的。曾经职业球员的经历对我帮助很大,他们也忽悠不了我。我先看履历,也会问他的带教理念,我认为每个好的教练一定会有自己的带教风格,我称作是每个教练员的个人烙印。再看训练,他的模式是叫喊还是做示范还是站在旁边看。青少年就是要做示范,因为他们目前的状态是0。就像学一门语言,总是要先把26个字母教会他们,后面才有单词,才有词组,才有句子。”

目前吉祥俱乐部的体育总监是西班牙人,因为孙吉自己崇尚西班牙足球。从2014年起,他在近6年时间里利用闲暇走访了6家西甲俱乐部和十多家不知名的西班牙青少年俱乐部。“我很赞同西班牙同行和我说的一句话,他们说,‘中国6岁的孩子和西班牙6岁的孩子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教练。’为什么我们到了16岁和他们到了16岁,差距就很大了呢?当中有一个量化指标。举个例子,一趟训练前20分钟热身,人家这部分已经结合球结合比赛练起了针对性的内容,我们这20分钟都在做拉伸慢跑。这两年好多了,以前差得还要远了。就这20分钟热身已经差得那么多了,那么后面的训练能保证质量达到人家的水平吗?人家的训练质量我们打个8折能达到嘛?你一天是这点差距,一年十年呢?”

去年国庆,他去了以青训著称的比利亚雷尔俱乐部。“他们一个年龄段有ABCDE五个队,一个队至少三个教练。每个队最好的几名球员往上面升,有庞大的人员供一队选择。在马德里,有几百个小型俱乐部,一些小俱乐部就靠卖人生存。卖给马竞和皇马,一年卖个两三个足够了,够花了。但这种俱乐部的教练水平都不低的,小孩耳濡目染都会进步。”

孙吉说,“我每年都要去西班牙呆一段时间,就是为了搞明白一件事,西班牙足球为什么好。搞懂了,也算是有价值了。都说西班牙足球好,很多人都去学习。但是你走马观花看一圈,嘴里说着‘是好,是好’,但也讲不出到底好在哪里。我看皇马13岁的比赛,和上面是一模一样的,传接球节奏和踢法。我们说得最多的就是他们的体系好,那么体系到底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呀。”

所谓的体系,很多人理解中指的就是球队的框架、数量、质量,训练方式。“每个人的见解都不一样,一时半会真的说不清楚。每个年龄段每一年的目标,还包括小孩发育前练什么,发育时碰到具体问题时怎么应对,发育后练什么,每个俱乐部都有一个技术总监和体育总监,他们就是负责管理这个体系,做到让每个年龄段一脉相承。”

中国足球盲目迷信外教,尤其是不少青训俱乐部,把请来的外教当神供起来,诚惶诚恐。在吉祥俱乐部,则一切要凭球员在场上的表现说话。甭管是老外还是本土教练,评价他们工作的标准是一样的。“国家现在重视青训,这是特别好的,但接下来呢?就看我们自己发挥了。根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教练呀,教练太薄弱了。我前段时间带了一阵子队,真的体会到这是需要全身心扑下去的。一名教练无时无刻不想着队,还不一定能带出来一两个好的。”

孙吉对老外教练的要求很高,“我和他们开会说,外教就是要有外教的样子,从工作态度、带教能力再到考核结果都必须是出类拔萃的,最关键的是能够让大家看到球队的进步和球员特点的不断强化,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帮助我们本土教练员的成长,起到传帮带的作用,这才是一个外教应有的价值。2020年我们的目标就是强化内部管理机制,包括人员管理、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提升教练和员工的自身素质,这是很重要的。”

刘大祥也认为,一名好教练决定了很多,他以日本校园足球为例,“这个模式为什么能培养这么多职业球员甚至是国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高校的教练其实和专业俱乐部的教练水平相差无几,很多职业球员退役以后去做了校队的教练。那你说,申花梯队教练和我们一些校园传统强队的教练水平一样吗?”

“教练是青训关键的一点”

吉祥俱乐部拥有全职教练30多名,兼职教练50多名。幸运星俱乐部也有60多名教练。无论是体制内的俱乐部还是体制外的俱乐部,无论这些俱乐部规模大小,教练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发展道路以及可以走多远。在采访中,我们的受访者不约而同指出,青训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教练。

青训需要大量的教练,而且这些教练必须要有过硬的资质。但现在的问题在于,随着校园足球的大力推广,踢球的青少年人数上去了,教练数量也必须要跟上。现实是,因为薪水微薄,很多有丰富足球经验的人不愿意走上青训岗位。在迫不得已之下,学校会使用大批没有足球相关经验的人员,他们在经过最简单的培训后就走上了教练岗位。尤其是职业球员,鲜少退役后做青训教练,因为和他们退役前的收入落差太大。陶金就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太太赚得都比他多。

也是为了尽量规避教练不专业的现象,现在有越来越多学校采取了购买服务的方式,也就是出资把有专业经验的教练请进校园,为学生进行足球普及教育。很多俱乐部开始进行这样的尝试,极大的需求量也让很多小型俱乐部应运而生。前上海女足队员刘彦在结束球员生涯后,就在这样的一家俱乐部里担任教练。俱乐部的两名负责人,都是曾有过踢球经历。负责人告诉记者,“读大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毕业后就去注册了这样一个公司,进各种学校教授足球课。因为现在全国有非常多的足球特色学校,他们需要开展足球课程,学校里的老师人数有限,所以他们会选择找社会上的第三方公司,来购买服务。”

他们俱乐部有四、五名教练,在工作日为普陀区两所小学和虹口区一个初中提供固定的授课。此外,还有一些不固定的生源。到周末,主要是针对一些社会上的兴趣班学员。像这样的小型青训机构要生存下来是很困难的,“因为生源是有限的,家长会倾向选择名气大一些的机构,这个也很正常。”一般一节课上90分钟,收费在80元到120元之间,费用不算高,也让更多家长有能力支付。下一步发展目标,是去幼儿园发展一下生源。“现在做下来,感觉到了小学阶段再接触足球已经有点晚了。”

即使是原先就有资质的教练也有很多感触,幸运星的迟剑锋说,必须随时充电,以便应对不断提升的要求。“这几年青少年足球抓得比较紧,相比之前,他们如今有很多比赛的机会。这对于教练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训练的方式方法都要跟上节奏,不然就会让学员的进步受到限制。”

迟剑锋一年要参加不下十次培训,“除了教练的考级,还要接受体能、运动表现和心理学方面的培训,不断学习充电。”他感慨,“不能用我们当初接受足球训练时的方式,去教现在的孩子。他们如今的生活环境和受教育的环境给他们的性格造成的影响,势必也对现在的足球教练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青训现在火起来了,因此很多原先离开足球圈多年的人也慢慢回归。迟剑锋年轻时在大连踢球,23岁的时候已经早早退役。一部分原因,他说,也是因为当时的足球环境不好。离开足球以后,他做过很多行业,“服务、IT、建筑,甚至自己开公司。但回过头来还是想搞青训,在外面晃了一大圈,对足球的热爱还是超过了其他行业。”他4年前开始在幸运星担任教练,当时35岁。

像他这样的例子不少,“据我所知,大连以前很多球员现在也回来了,他们不一定做教练,但都在这个圈子里。比如搞足球三产,或者开办青训中心。”

“做好金字塔的最底层”

“我们对自己的定位还是比较清楚的,”刘大祥说,“我们就做好金字塔的最底层。”

青训是职业足球的基石,而青训的基石则是那些刚接触足球的孩子和他们足球道路上的启蒙教练搭建而成的。前申花球员刘大祥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做的就是塔底的那块基石。这些年里,他见证了青训在中国的发展。

“2002年,科化足球(中国)董事长郝青引进了科化足球训练法,邀请到霍顿团队的基斯·布伦特,一起推广这套全世界第一的青少年足球训练方法。我就作为老外的助教,参与推广这套训练法。当时拍了一个片子,中央电视台五套还放过的,高洪波、申思和孙雯他们都参与了拍摄,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国青少年唯一一部足球教学片。当时还出了书,做成漫画形式。后来,我们在全国推广这个教学法,因为足球环境不是很好,所到之处几乎无人问津。这是一本工具书,老百姓是不会买的,我们就到体校、俱乐部去推广,以为一个俱乐部如果有十个教练,那么人手一套就可以卖十套,没想到是一个俱乐部买一套大家轮流看。囤到后来一塌糊涂了,摆在新华书店卖也卖不掉,放在仓库里都霉掉了。从原先的480一套,降到380、280,180也没人要,当时的足球环境就是这样的。这两年全国范围的学校都在推广足球嘛,有人想起来我这个书了,因为老师要快速上手就要看我这个书,打电话问我书还有哇?我说,已经没有了。”

那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上海一支叫Lions的足球队,球队是凯恩英语的创始人布莱恩组建的。刘大祥毛遂自荐,“布莱恩问我,要多少钱。我说我不要钱,让我免费读凯恩英语就行。当时球队里还有一个美国人,联合几所上海的外国人学校做了500个老外小孩的足球培训,这是一个社区项目。”

项目渐渐作出了名气,有中国家长找过来了。“‘刘教练,我觉得你们这个模式很好,我们有7、8个孩子,能不能帮我上课?’他们分摊教练和场地费用,我们在联洋社区的进才实验中学球场上课。我第一堂课,来了8个小孩,最小的是幼儿园大班,最大五年级。慢慢的,到最后有100多个小朋友。”2010年,刘大祥组建了自己的舜祥俱乐部。“我们搬去世纪公园足球场,带过去20、30个小朋友,慢慢做到300多个小朋友。就是用国外理念,来教中国孩子。”

虽然主要是启蒙兴趣班,但也有一到两个孩子被幸运星俱乐部看中。主线是幼儿园中班到小学五年级,甚至预备班,还做初一初二。但是初中因为面临中考,最开始一个班可以有100多个孩子,到后来渐渐就发展成只剩30多个,学习压力太大。“我们和幸运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现在慢慢更多要收一些有基础的孩子。徐指导那里是没有基础就不要了,他招的小孩已经很像样了。幸运星和吉祥都是分两块,但我们的宗旨就是,用足球影响你的人生。”

刘大祥觉得,自己的这个模式未必能给中国职业足球培养很多人才,但也有其意义所在。“我觉得我们是在给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如果可以培养很多会踢球的医生、银行家、科学家,就像日本一样——日本在上海的一些白领,他们踢球和日本专业队是一个腔调,这个多厉害啦。”

俱乐部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局限,“在我们这里,一周多训的要求达不到。一个好苗子如果要想往上发展,他到两年级差不多就要考虑去其他专业俱乐部了,像我们这里一个小队员,之前就被申思他们看中,现在去幸运星了。”刘大祥说,“我们对自己定位还是比较清爽的,我们就做金字塔的最底层。我们要先让更多的孩子过来,感受足球。喜欢了以后还有更高的要求,我们再为你推荐输送到更专业的地方。”

俱乐部收费从50元-200元不等,根据不同的学员情况,要求和环境等进行核算。“但体育在目前的市场始终不是刚需,会受到其他一些刚需项目的影响。”

刘大祥介绍,对自己的俱乐部来说,主要需克服两个成本:一是场地成本,一是教练成本。“纯粹靠做足球培训,盈利有,但不多,仅够养家糊口。但我们也做很多线下活动,冬令营夏令营,去年做了骑马活动,去年还搞过一个帆船活动。还去过日本和日本俱乐部,西班牙和皇马,英国和曼城,都搞过一些互动。”

到目前为止,始终困扰刘大祥的,主要就是场地问题。“我们现在的培训场地主要靠租借,”但租借球场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我们之前在浦东租的彪马球场,碰到市政建设拆掉了。去年11月30日全部拆掉,我们这一百个小孩当时就没地方踢球了。”

刘大祥说,“我是从最困难的时候一路走过来的,也亏过,也有不赚钱的瓶颈期,很不容易,我是凭着热爱。找我合作的人很多,他们提出给我钱,我提供技术,但我到现在没有和任何人合作过。曾经有人找我合作,给我提出的计划是一个教练带30个、40个小孩,如果这样做肯定赚钱的,但一个教练怎么能一节课带30个、40个孩子呢?这不是瞎弄嘛,我是一名专业的教练,不愿意违背良心去做这样的事情。”

后记

刘大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青训往后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因为国家有投入,家长有需求。而合理化发展的核心,在于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这是一条没有捷径可走的道路,“抄作业”的概念在中国青训上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我们的受访对象不约而同指出,可以适当学习,但不可能照搬哪个国家的青训模式,这是一个由足球历史、教育制度等客观因素决定的问题。

尽管代表不同类型的青训机构,但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都愿意看到现在这种百花齐放式的现象,因为这样便可增加足球人口的基数。然后,由时间和积累的经验选择出一种最适合中国青训发展的模式。

“坚持是中国青训取得成功最必要的条件,”陶金的一句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希望不会再因为各种和足球本身无关的原因半途而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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