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块手表，是父亲的。
1983年，我考上师范。这在我们村，乃至整个公社（乡镇），是绝对了不起的事。
父亲豪爽地拿出一年的积蓄一百元，请了四桌。由北宅的老杨掌勺，光菜谱，就研究了几个晚上，原则上讲究价廉物美，经济又大气。最终决定再自制一些肉松，父亲负责烧火，控制油温，不温不火，老杨亲自调料、下锅、起货。傍晚，院子里另外拉了电线，装上200瓦的白炽灯，亮如白昼，不时引来飞蛾扑火。席间好不热闹，滴酒不沾的父亲，频频向村长、书记和我的老师们敬酒。
送走客人，收拾完院子，我外婆提议商讨我的开学准备。母亲囊中羞涩，不敢开口。外婆拍板，她去供销社扯几尺的确良，亲自为我做两件白衬衫。父亲沉吟了许久，下决心似的说，把我的手表戴去吧！
我说不要。我知道，这块上海牌手表是我们家最值钱的宝贝，用一百二十多块，托人从上海带回来的。那是我们家一年的收入。父亲平时是不舍得戴的，只有走亲戚，或是单位有庆祝活动时才戴上。有时乡邻们要去相亲，也来借用，还能换上几枚喜糖。
我的手臂很细，但表面很大，蟹壳似的，扣住了我的整个手腕。银白色的表链很宽，差不多可以一直箍到我的肩膀处。第二天，父亲特意去商店买了黑色的布质表链，加凿了两个洞眼。
就这样，我穿着外婆裁缝的的确良白衬衫，戴着爸爸的上海牌手表，去读师范了。
没有人在意我的手表大不大，也没有人介意我的衬衫没有蕾丝花边，大家都土不啦叽，彼此彼此。
第二年放暑假回家，老妈总安排我农活，掰玉米、拾棉花、摘赤豆。还说这地现在是承包到户了。地里的收成归自己所有。这是我们家第一次不“倒挂”（把爸爸的工资交出去抵债）。
读师范二年级时，我有了自己的手表——上海牌女式表，银白色的金属链子。这一年，我们家买了三块表，妹妹的是海鸥表，妈妈的是北京表。这块表，我戴了近二十年，从来没有不准过。只是有一次骑车摔跤，划破了表面，修复如初。
我三十六岁那年，已到上海工作四年。本命年的生日，老公请了两桌朋友。大家很欢乐，工作生活，平安如意，我们由蜗居的租赁房，搬进了按揭的新公寓，外乡人也渐渐地融入了大上海。酒过三巡，我们这些在讲台上一本正经的“园丁”们开始“忘形”了，有吟诗的、有唱歌的，也有讲笑话的。真是宴酣之乐，非丝非竹，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最后一个节目是老公献礼。神秘兮兮地打开盒子，竟是手表，款式，大小，样样合适。欣喜之余，我遗憾地摘下我的上海牌女式中型表。
那块表是国货中的好表，但只戴了四年，就退居二线了。
那年暑假，老公随单位去欧洲考察，儿子去印度做义工，我在家独居。有事无事地信手涂鸦，竟有几万字成文。我反复叮嘱，出门不要瞎买买。回来真的没有任何旅游小纪念品，却给我一个沉甸甸的盒子。什么东西？
表，给我的浪琴表。他说，祝贺你评上“名师”，但愿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如今的这块表，我已戴了十多年，戴着它，接过特级教师的荣誉证书；戴着它，参加过全国模范教师的表彰大会；戴着它走南闯北，上课讲座。它已经成了我的盾牌，我的盔甲，我的战衣。一块表，一个故事、一段经历、一份情谊。
曾看到过一段文字：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想，这是我的最后一块表，有樟脑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