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作《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中,有一位身着白旗袍的女性与一位解放军指挥官双手紧握,站在“总统府”顶楼的最前面。画中的女士叫陈修良,是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位女书记,在南京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出身较好的陈修良,本可以过安稳生活,但她却受革命思想影响,选择了出生入死的革命道路。她担任过《少年先锋》编辑、向警予的秘书,并在向警予介绍下入党。20世纪40年代中期,陈修良被党中央派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开展秘密工作。赴任之前,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赠诗壮行:“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金陵!”如诗所寄,胆识过人、机敏睿智的陈修良深入虎穴,力拔虎牙,在敌人眼皮底下掀起惊涛骇浪,书写了不输须眉的巾帼风采。

临危受命,深入虎穴

1946年3月,陈修良接到党对她的新任命——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首府”,扼住南京,便扼住了国民党的命脉。

从1927年蒋介石“清党”以来,南京地下组织连续8次遭到毁灭性破坏,8任市委书记都牺牲于敌人屠刀之下。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南京已很难找出地下党员。尽管此时南京地下党组织开始恢复,220多名地下党员分布在各个领域,但在蒋介石用刺刀大炮围箍而成的“铁桶一般的城市”南京,这些党员力量又显得那么微弱!在南京做地下工作,如步入饿虎之蹊,险象环生。接受重任的陈修良,毅然决然地向丈夫沙文汉道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党将如此重任赋予身板柔弱的陈修良,看重的是她的忠诚、胆识与经验。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党中央派人赴上海恢复党组织,陈修良也成为上海党组织的一员。在上海党组织获得较大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江苏省委,并先后任命陈修良为省委妇委书记和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修良不仅团结了许多知名人士,还发展了大量的秘密党员,促进了地下党组织的发展。1945年10月,华中分局城工部成立下属机构南京工作部,由陈修良担任部长。任南京工作部部长期间,陈修良负责联系南京地下党,这为她成为南京地下党书记奠定了基础。

陈修良受命后,告别了在上海的家人,奔赴南京。她佯装为贵妇人张太太,先是住进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家中,后又以“姑妈”的身份住进地下党员柏焱和柯秀珍家。当了别人“姑妈”的陈修良,却没有机会当好自己女儿的妈妈。尽管南京和上海很近,但身负“特殊使命”的她难得回家,与女儿见上一面非常困难。其间终于有机会回上海讨论工作,当她踏入家门,一切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她离开家时,女儿沙尚之还不过3岁,现在已经是8岁少年了。看到这个穿大衣着旗袍架眼镜的陌生女人,女儿第一句话居然是:“侬是谁啊?是新来的保姆吗?”陈修良不禁湿了眼眶,她抚摸着女儿的头,喃喃地说:“我是你妈妈啊!”女儿也兴奋地说:“我有妈妈了!”还沉浸在母女见面喜悦中的陈修良,在家里待了片刻,不得不离开女儿和家人,投入工作。这次匆匆别离,再见亦是许久后,陈修良将对女儿的爱深藏于心里,安心做起了别人的“姑妈”。

“姑妈”张太太在家闲来无事便打麻将,出门定会精心打扮一番,着旗袍,戴墨镜。周围人只见柏家其乐融融,但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在南京政坛翻起了惊涛骇浪。陈修良赴任后,首要的工作是重建中共南京市委,重整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华中分局的具体指示,陈修良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调整南京市委组织机构、工作方法、斗争策略等,使南京党组织得以保存和发展壮大。3年间,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市委相继建立了工人、学生、小学教员、公务员、文化、警察、银钱业、店员、中学教员等9个工作委员会以及情报、策反系统,在镇江、芜湖、宣城等地区建立了1个工委和几个支部。地下党员也发展到2000多人,分布于国民党党、政、军和各行各业中,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陈士榘评价道:在陈修良“这位巾帼英雄的热情与坦诚及其出色的工作”和领导下,“在解放南京的伟大战斗中,南京地下党和各界人民群众,展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应时而动,开辟“第二条战线”

南京城内虽不见硝烟,却暗潮涌动。各界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一触即发。1946年12月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爆发后,南京大学生也是群情激愤。陈修良获悉情况后,交代“学委”组织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举行反美抗暴游行活动;同时强调要掌握火候,注意特务的破坏和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南京学生随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用1947年1月5日《新华日报》的相关报道来说:“寂若死水之石头城,经来自赤子之心的义愤怒吼所刺激,全市为之波动,行列所至,途为之塞。”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国统区危机四伏,尤其是物价暴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说:“涨风空前,市场混乱,物价如脱缰野马,其猖狂程度,令人惊心动魄!”一些民主人士作打油诗道:“去年盼望今年好,今年人人喊苦恼,没人要的鬼钞票,打什么仗吃不饱。”甚至有着国民党背景的中央大学教授也表示不满:“全国教员与学生,衣不足御寒,食品不够营养,住不蔽风雨,实验室不能开,图书馆无书看。”反饥饿成为国统区人民的共同心愿,反内战成为时人的共同心声。中共中央为此决定,在国统区以“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要求生存的权利”为口号,放手发动群众,“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接到命令后,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学生斗争,以南京和上海为中心,由南京先突破。

接到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后,陈修良马不停蹄,立即向南京市委和“学委”传达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陈修良强调:“第一,尽量把反饥饿、反内战两个口号巧妙地结合起来;第二,在斗争中尽量不暴露党的组织,不提政治色彩过于浓的口号;第三,尽量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各种宣传形式,如标语、口号、歌曲、活报剧等。尽量团结多数,特别是团结教授,争取工人和居民的支持。同时要注意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分子的镇压和破坏。”同时,选定中央大学为重点,以点带面,逐步突破。

1947年,在南京市委和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学生开始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随着南京学生游行活动的开展,陈修良也在思考下一步行动:成立统一组织“南京地区大专学校争取公费待遇联合会”,作为行动的指挥机构;在5月20日即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召开之日,组织南京各校学生及来自沪、苏、杭等地16所专科学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明确“京沪苏杭各大专院校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游行宣言。5月20日,约5000名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反内战”“反饥饿”口号响彻南京城。学生游行队伍遭到军警的阻挠和袭击,酿成血案。军警镇压激起了学生的愤怒,更多的学校和学生加入斗争行列,并控诉军警暴行。

中共中央对南京市委领导的这次学生运动评价极高。5月23日,新华社评论指出,此次运动足以与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相媲美。

胆大心细,截获情报送中央

陈修良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后,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先后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4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收集了大量政治、军事情报。

作为南京地下党负责人的陈修良,功不可没。陈修良长期在国统区从事革命斗争,养成了敏锐机警、胆大心细的作风。她能临危不惧,正确判断,抓住时机,获取情报。一日,乔装打扮一番的陈修良来到与自己单线联系的市委委员方休家。见面后,方休紧张地告诉陈修良,自己的一个妻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刚从重庆回来,暂住自己家里。方休建议,为安全起见,自己要与陈修良少来往,甚至提出自己搬出家里,方便工作。陈修良则不以为意,认为应该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几日后,陈修良又来到方休家里,方休兴奋地告诉她,妻弟外出,留下的手提包里装了一份军事密码。这正是党中央急需的国民党军事密码。陈修良喜出望外,将密码本交给手下,奋笔急抄后立刻完璧归赵。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回电嘉奖:“在军事上起了很大作用。”

在敌特如麻的南京城,地下工作险象环生,但这对陈修良来说,却意味着随时随处有截获情报的可能。一次,陈修良得知,最近走马上任的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副署长叫汪维恒,想起自己在中共诸暨县委旧名册中见过这个名字,难道二人是同一人?查证的结果,印证了陈修良的判断。陈修良大喜,派人去试探汪维恒的态度。汪维恒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2年,现在终于盼来了“娘家人”。他毫不犹豫地把国民党军的相关情报,悉数交给了南京市委。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对此百思不解,一次开会时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

惊天动地,海陆空大策反

在南京市委及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地下党员如酵母菌一样悄然发酵,影响愈深。为了顺利解放南京,1948年9月,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求南京地下党“积极进行策反工作”,争取更多国民党进步人士,共同迎接解放。

陈修良首先关注的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陈修良了解俞渤的背景后,确认可以争取,于是遣人转告俞渤,共产党欢迎他,希望他能影响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弃暗投明。俞渤颇受鼓舞,立刻联络了其他5名飞行员,于1948年12月16日晚驾机北去。俞渤一行人原计划投弹炸毁“总统府”,结果由于天色影响,偏离了目标。蒋介石虽毫发未损,但也吓得不轻。俞渤驾机起义消息在国民党内传开后,一些飞行员纷纷效法,西安、杭州、上海、香港等地接连发生起义。

空中雄鹰奔向光明后,陈修良开始准备海上舰队的策反工作。“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刚正不阿,早就不满国民党当局的腐朽无能;舰上水兵大多学生出身,赤子情深,爱国甚笃,对国民党所作所为亦是心灰意冷,早就滋生了投奔共产党的念头。知此情况后,陈修良毫不迟疑,同意起义的十条计划,欢迎“重庆号”投奔组织。1949年2月25日凌晨,“重庆号”驶出南京,开向葫芦岛,十条计划全获成功。

海、空两军起义后,陈修良又将目光投向蒋介石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国民党第45军97师)师长王晏清。通过多方了解,陈修良获悉王晏清为人正直,对国民党当局已失去信心,于是决定策反他。在王晏清舅舅攻心之下,王晏清放弃了对蒋介石的“愚忠”心理,提出要面见中共地下党“相当负责”人士。陈修良亲自出马,与王晏清见面。王晏清被陈修良的诚意感动,坚定起义决心。

97师起义后,陈修良大喜过望,作七绝诗一首:“山连古阙江南春,豺狼狐兔遍地荆。大军横渡到来日,看尔还能露狰狞。”

里应外合,迎接南京解放

1948年10月,南京市委收到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京沪虽临解放前夜,还要经一段艰苦斗争。当前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和准备接管京沪而奋斗。”在此指示下,组织民众,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直捣国民党巢穴,被陈修良提上了日程。为此,她多次召开市委紧急会议,集思广益,制定措施。

在充分调研后,陈修良发现,南京国民党警察中,有很多来自重庆、贵阳、河南等地的初高中毕业生,对现实不满,可以争取。于是,南京市委和陈修良决定成立“警察运动委员会”,并从工委、店员、学委等系统陆续抽调一批骨干,加强警察工作。在陈修良要求和指导下,“警察运动委员会”派人“打入”国民党13个警察分局。这些地下党员在警察中争取了大量的进步力量:市东区警察局副局长弃暗投明,还带来大批警力;汉中门、大胜关、水西门等9个重要地段的警察,有力维护了自来水厂等地的安全;下关区警察局的实权人物投奔共产党,不仅贡献了5艘巡逻舰,还与地下党员配合,制定了保护火车、轮渡、栈桥等设施的计划。

在重点打入警察局的同时,南京地下党员还深入其他单位,开展群众工作。据陈修良向中央的报告,“解放前包括统战关系,全市97单位中有关系者64局所”。这些单位组织群众储水、储粮,成立组织,保护单位、宿舍、物资财产的安全。在广大群众努力下,国民党没有达到破坏目的。电灯、自来水、电信、轮船、火车、汽车交通等在解放南京时均未停过。渡江战役总前委进入南京后,致电中央军委时还专门提到:“此次南京破坏不大,房屋一般完好”,“各机关保护尚好,秩序尚未大乱,主要得力于秘密市委,他们工作做得很好”。

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渡江战役也越来越近。此时的陈修良也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帮助解放军筹集渡江船只。自国民党3月宣布“封江”以来,解放军在江北已很难找到船只。于是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求,在4月23日下午,也就是解放军35军赶到江北浦口之时,南京市委支援渡江船只。收到命令,陈修良立刻部署。当晚,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等地下党支部,组织工人将2艘运输艇、3艘巡逻艇及轮渡公司的大小机动船开到了浦口。次日凌晨4点,35军1.5万人马全部渡江。南京回到了人民怀抱。

陈修良按捺不住愉悦的心情,奋笔写下了解放南京的新闻稿:“第二、第三野战军,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奋勇出击,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全部解放……”就在这则新闻稿回响在南京上空时,陈修良赶到35军军部,与曾和自己一起打过游击的老战友、35军政委何克希见面。在何克希介绍下,陈士榘终于见到了陈修良的“庐山真面目”。他握着陈修良的双手,激动地说:“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

随后,中央指示重建南京市委,陈修良被任命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妇委主任。至此,陈修良完满结束了自己的虎穴生涯,开始了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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