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读库》出到了100期，主编“读库老六”在想些什么？
知乎上，有位叫“傲虫”的读者写道：“从我知道读库，到今天读库直播，已经十三年了。真高兴读库还活着。不仅活着，还在纸质图书和读书本身不断衰落、大量大小企业因新冠疫情而倒闭的当下，越活越好。”然后，做了个长帖子，隆重推荐这本永远灰皮的双月刊……赶着岁尾，《读库》办了例行与读者亲人相聚的年会，展望新年里的书事。快15年了，《读库》出到了100期。“读库老六”、主编张立宪在想些什么？
“做《读库》是我想象得到的最好的选择”
“我们把书做好，等待您来发现”，2006年开张时的宗旨，依然挂在读库的微信公众号上。过时了吗？“不过时啊！”张主编说，影视公司拍完一个新片，得拉人买票进电影院，无所不用其极，因档期有限，过了那几天就回天乏术了。“出版没这么着急，今天卖不掉还有明天，但这个过程中你得活着……”他记得，当年写作课老师说，世上不会只有一个人能写《红楼梦》，但为什么只有一部《红楼梦》，只有曹雪芹写出来了？因为干别的更挣钱、更快乐，写作多苦啊。“从个人选择上来说，我认为谁也没权要求你必须甘于清贫，家里揭不开锅也要坚持写作。但就有人愿意干这个，否则生不如死。”那么，做《读库》之于张立宪呢？有人描写创业之初，张太太把一个1万元的存折交到他手中，好像是倾家荡产要做这件事。被他否定了，“没有多么悲壮，孤注一掷那样。”太太信任他，觉得他可以办好；即使输了，这钱也很快能赚回来。他相信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性格，打工也会活得很好。十几年前，生活成本远没有如今这么高，1990年代末，他在上海新华路番禺路一带看见房子仅四五千元一平米，北京也才五六千，不限贷，还求你买；租房则每月只要一千。而一个月赚四五千很容易，他从来没为钱发过愁。16年前的2005年9月5日，在忙与盲的北漂中，这位人大新闻系毕业生、即将履新一个高薪职位的都市“金领”，忽然决定换一种可以自己做主的活法，遂办起主打中篇非虚构的《读库》——独立完成一本书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各环节，从内容、版式到装帧，一丝不苟追求完美，以一己之力创出一个读书品牌来。搭建了平台，制定了程序，《读库》慢慢变成一群人的事业。朋友假设：要是当初不办《读库》，买房呢？他却深情回首，“这么多的文章、书编出来，把我带到了一个想象不到的境地，我的编务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对人生的各种看法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挣勤劳的钱，挣专业的钱……做《读库》，几乎是我想象得到的最好的选择，比我的初衷还要好！”见证全过程的朋友说：“他是一个能在书里找到幸福的人。”
“是《读库》和读者让我过得自在”
曲有误，周郎顾。说的是宴会上，周瑜听出旁边的琴师弹错一个音，礼貌地回头看了他一眼。琴师心里一定很温暖吧，觥筹交错、人声鼎沸之间，竟然有个知音。张立宪说：“周郎顾曲，肯定是所有做精神产品的人最高的精神享受。”这些年来，他感觉“是《读库》和读者让我过得比较自在”。每次年会，都有远道而来的读者，远至德国慕尼黑。但即使远道而来，也不过说上几句话，更多的交流还是通过订购、读书，早年通过主编分享编书进度的博客、如今是随每期《读库》寄送的主编来信。彼此之间没有客套和压力，无需多言，心领神会。编者与读者这样默契，在传统出版社闻所未闻。每当《读库》遭遇困难，读者都会出手相助。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读库》房山库房被淹，书被冲走或浸水，损失惨重。一时间，相关消息在网上疯转，很多读者以订购一年《读库》表达支持。始于前年冬季的《读库》库房搬迁，再次成为一桩传播甚广的文化事件。张立宪的一封求助信“霸屏”文青微信朋友圈：《读库》北京库房面临不可抗力，将要搬迁，所有图书打八折，寻求读者帮忙减少库存。订单旋即从四面八方飞来，书卖掉近一半，网店销售增长300倍。与此同时，主编的手机被打爆，很多读者找上门，提供搬迁去处。成都市委宣传部甚至派人专程飞北京，欢迎《读库》去落户。考察、权衡之后，南通入选。最新的一场年会，正是在读库南通阅读基地办的。“再也不用让我这个编书的老是操心库房的事了，可以安心做自己应该做的分内之事！”与《读库》在北京一千平米的办公区、60名员工相对应，南通有六千平米的物流基地、10名员工。张立宪心满意足。不乏深爱《读库》的读者担心，离开了主编，还会有《读库》吗？张立宪坦白：2020年有两三个月，他闭关或改书稿，几乎没发过一条微信公号，也没发过微博，“结果发现读者们还允许我这么任性地不说话，就是你不用整天吆喝买买买卖卖卖，大家知道该怎么做。”另，他试图让《读库》“非老六化”（“老六”是他的别号），悄悄淡出，让大家看到《读库》想起来的只是《读库》本身。这次实验失败了。他意识到“《读库》和我的关联，可能比我开始想的更紧密一些”。他觉得也没必要强求，“这就是个人的时代，大家看到一本书就想到那张脸，看到一张脸就想到那本书，很自然。”况且，这也没有妨碍《读库》其他编辑的成长、成就。
“读书最大的好处是让人精神自治”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说，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百分之四的工作需要人的创造力，百分之九十六是流水线一样的“僵尸工作”。张立宪想：让自己成为这百分之四的人，得付出更高的代价吧？“这个代价，可能就是读书。”我们是一个爱读书的民族吗？他否认，“如果去除升学、炒股、减肥等等功利性阅读，再去除标榜某种身份和品位的装饰性阅读，真正读书的就没几个了。不用一直说什么‘书香大国’，读书永远只是少数人的刚需。”不过，现在只要想读就都能读到，书的获得成本很低，喝一杯咖啡、打一次车的钱而已，不再有经济上的压力了。“读书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人精神自治。”张立宪引茨威格的名言。而我们的出版社，担得起这副重任吗？张立宪认为，改革开放40年，多少风起云涌的企业倒闭了，几百家出版社却一家没倒。这个行业旱涝保收，单位的保护壳使个人趋于保守、不思进取。出版业是非常彰显个性化、人格化的，往往社长的面貌决定了很多书的面貌。可对有些人来说，做书并非终点，做了好书可以升迁当更大的官。这非常不利于出版社的长远发展。好的编辑，应该把做书当作命中注定的长期行为。好的出版社，编辑要认账——订了合同，答应作者、读者的，一定要老老实实兑现。《读库》就明文规定：一本书出版后，必须六天内让作者收到样书、一个月内让作者拿到稿费或版税，定期出销售报表，不隐瞒印数。读者买了不失望，才会再买下一本。编辑要有足够的权限，承担足够的责任。做坏了互相推诿、埋怨，说到底是这个行业还落后，没有基本的商业伦理。他说，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都是名义大于实际的路径，各种标签。出版业不要自我赋予崇高感，好像真的在做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怀有余、技能不足更可怕，应该更多地追求技能和智力。职业训练、专业技能，远比热爱和所谓的自信重要得多。要多向其他行业学习。《读库》十几年做的，不是独家发明，只是常识，是正常生态环境中应该有的样子。在《五十一岁的六个愿望》一文中，张立宪透露，以前是从一百本书稿里选一本来出，来年会一千本里才选一本。因为“读者已经看不了那么多书了，出版者就要做一本是一本”。他还透露，在写一个与工作相关的编辑手记之外的“三十五岁必死”系列。张立宪是被编书耽误的作家吗？“我充其量是一个好的业余作者。”他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为好作者服务的编辑，书稿的第一读者、第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