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长宁以后，吃了十年日本料理。《孤独的美食家》里五郎那种轻微选择障碍，一直感同身受，你如果不是成天在仙霞古北逛来逛去，未必知道我在说什么。
完全没有任何不适，相反身体原来的很多问题，比如说胰腺、胆囊和肾脏的压力都消失不见，以至偶尔会考虑，晚年搬去东京养老。
我是个喜欢追根究底的人，三省吾身，之所以如此适应日料，大约和原生家庭的饮食习惯有关。父亲是军医，母亲是老师，双职工，两个人一开始，都不擅长做饭。母亲说过，他们都还年轻的时候，父亲曾经感慨，哦原来是可以在家里自己开伙的。因为他很早离家当兵，一直吃食堂，不太有下厨的概念。
全家搬到上海，生活稳定下来，双职工虽然忙碌，也要给孩子做饭，他们才逐渐学着去烹饪。食堂成了辅助，毕竟部队大院样样便捷。记得一年冬天，母亲胃痛，我踩着薄雪去食堂买馒头和土豆丝，那一天真冷啊，雪飘到地上立刻化了，半水半冰，沙堆覆着微微的白，四寂无声，似乎在另一个星球上，东西拿回家都冰凉了，难怪伤胃。本质上，父母和那些住弄堂的上海市民，生活模式迥异，烹饪造诣，仅限于把食材切小，弄熟，加上调料，这件事情肯定母亲做得比较好，她把调料、盐、酱油，安排得比较均匀，父亲粗放些，记得小时候吃蛋炒饭，会吃到小盐块儿，不均匀，一块咸一块淡，像后来久光超市卖的贵得离谱的德国饼干。现在要是吃到调不匀味道的菜式，会觉得：啊，有那么一点亲切。
医生家庭，调味平平，饮食开销却很费，父母很少有认真还价的技巧，另外，特别注重营养学，杜绝外食，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和高糖，所以我从小吃的，抛开料理水准不谈，内质其实和日本料理如出一辙。2000年来，日本料理口味非常轻清，岛国地理历史环境，包括其他一些原因，明治维新以前，他们从上到下，各个阶层，很少接触肉类，京都料理至今还保持着一些中古的痕迹。
不论吃饭，还是别的，我是个死硬的，坚持轻口味的人，那个别人挂在嘴上的“硬核”，在我的字典里被修正液涂盖到不能辨认，像一层将融未融的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