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还记得28年前的春天，我刚通过研究生入学复试。在等待正式开学的日子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风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初版）和《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初版）成为我初窥词苑的引领者。唐宋词是美的，先生的文字也是美的，我与唐宋词的结缘就以最幸福的方式展开了：苏州定慧寺巷双塔茶室里，背负暖阳，手捧书卷，风轻云淡，岁月静好。
这份幸福感持续至今，先生的专著、论文不仅是当年细读深味、手摩心追的“宝贝”，也是此后案头常备之书，不管何时翻阅，都能有所启发，大有重沐春风之感。事实上很多较年轻的词学研究者都曾受先生著述的影响，只是有些专著出版较早，不易获得。在江苏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先生的词学文集终于2010年结集出版，2020年精校再版，不但方便后来学者查找阅读，也为系统观照先生词学研究提供了完整可靠的文献资料。
从整体上看，先生的词学研究具有视野宏通、力主创新、重视感悟、关注现实等特点。他的数部力著如《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史》《唐宋词美学》《唐宋词与人生》等，分别从词风、词史、词的美学内涵以及人生意蕴等方面对唐宋词展开全面探讨，均以开放的思维方式、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缜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肯定。而从我个人的体验，除了以上数端，先生的研究至少在两方面是极具个性且影响深远的，第一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人文情怀；第二是立足审美的个性化学术风格。而这两者在本质是统一的，正如先生自道：“我的优势似乎在于感悟，因此我就集中精力去体味词中所蕴涵的人生意蕴和优质美感，并希望以我为中介，把它们推介给今天的读者”。以美感体悟为桥梁，以自我生命体验为中介，先生的词学研究得以突破枯燥琐碎的“学院派”藩篱，不仅以宏通圆融的学术视野和独到精深的学理分析沾溉年轻的词学研究者，而且也以情趣盎然而又亲切活跃的话语风格吸引普通读者，从而推动唐宋词研究主动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成为真正“为人生”的审美研究。
先生的论著和论文始终关注现实人生，致力于发掘唐宋词有益于今人的思想意蕴和艺术魅力，努力构建沟通古今作者和读者的心灵桥梁。这种温厚的情怀不仅集中体现在以“唐宋词人生意蕴”为主题的论文、论著之中，而且也贯穿于先生的绝大多数研究之中。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融自我生命体验于词学研究，发掘唐宋词的“活性效应”。一方面，从自己的审美感受和人生经历出发，品赏唐宋词的独特滋味。正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这些基于自我体验的审美感悟，真切而鲜活，往往成为引发今天读者情感共鸣的中介。另一方面，先生始终认为，唐宋词所赖以产生的时代虽然已经远去，但是它的艺术魅力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的研究因此始终抱定一个宗旨，那就是力图背靠遗产，面向当代。简单地说，就是要将“遗产”中的活力释放出来，使词学研究尽可能地贴近现实，与当代读者的人生结合起来。
第二，选择更为契合当代读者阅读兴趣的学术话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研究风格。先生一直坚持，唐宋词本是一种“美文”，基于此点，我们的词学研究就应尽可能地保留这种美，并将这种美传递给今天的读者。过于深奥艰涩的语言不利于大众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反而会把唐宋词中那些本来可以沁人心脾的美感淹没掉。他一直倾向于将学术文章写得尽可能自由轻松、富有情趣一些，既要有理论的深度，又要有一定的可读性，雅俗共赏、浅中见深，他认为这才是令人向往的学术境界。
第三，以“为人生的研究”作为词学发展的未来指向，呼吁词学研究者主动参与当代文化建设。他坚持词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应该是有益于人和有补于世。所谓有益于人，就是对读者的人生产生正面影响，有助于他们的怡情悦志和修身养性，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和高雅的审美情趣。所谓有补于世，则指对当代的文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唐宋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之一，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何把这一艺术精品推荐给今天的人们，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吸纳其中的精华，从而对人文精神缺失的当代社会有所裨益，这才是词学研究的真正目的。
杨海明先生在文集的《再版前言》中自述已“变成了一个出入于市井里巷、流连于园林名胜的闲散老人”，这让我不由想起苏东坡诗句“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初入庐山》）。不过，先生虽年近八十，竹杖是绝对不需要的。他步履如飞，耳聪目明，更难得的是对新事物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好奇心。苏州城里城外，传统名胜也罢，新造景点也罢，甚至网红打卡地，他都会兴致勃勃独自前往，这份触目皆春的豁达洒脱和旺盛的生命力令人欣慰而歆羡。这大概就是唐宋词最深厚的滋养吧，而能将学术研究之所得真正注入现实人生，则可称作智者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