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贺岁片以喜剧居多，网络上提供的一串春节助兴电影也集中了中外喜剧片。笑是节日的任务。“大过年的！”“过年啦！”“过年好！”——生活中与银幕上浓浓的过年气氛，强调着如下的特点：过年就是每个人都喜气洋洋一团和气，往昔的不快一笔勾销。过年就是吃吃吃，不管身体指标ABC。过年就是众生平等，明星百姓一个样。
过年题材拍得好的，一个是1991年李保田、赵丽蓉主演的《过年》，另一部片子是2016年赵本山、闫妮主演的《过年好》。都是以过年的喜庆气氛打开戏码，团圆热闹开始、吵架崩盘结束。
李保田饰演的父亲，最后端出的一道菜，是扎好的高高几叠人民币，十块票面。“你们都惦记着这道菜吧！”——他对5个子女说。《过年》里的这个镜头是每逢过年必然要想起来的惊骇一幕。六小龄童老实人发酒疯，丁嘉丽悍妇翻桌子摔碗。败家的气氛首推大儿子大儿媳。赵本山在《过年好》里饰演的退休老师，年轻时专制，干涉女儿婚恋，年老时慈祥又固执，就是普通人家老爷子的典型写照。如果说闫妮面对老父的怒斥是厚积薄发的话，那热依扎演的女儿跟妈妈的干仗更现惊雷——未婚先孕，不去美国了，要退学。追来的华裔美籍小伙子却不是肚中小孩的爸爸……圆台面上的半顿年夜饭还在冒着热气，人却一个个离座了。
孩子不来家聚吧，惦念而不爽；终于合家团圆吧，说着说着要在饭桌上开仗。美酒佳肴全家福这种东西，很可能使人柔软下来，而一旦柔软，马上又要求完美，一求完美，立刻看到缺陷不开心。过年综合征这种东西还是有的。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都领教过，电影只是更夸张更极端一些。
1991年的李保田，不高兴是因为二儿子大学毕业了，还要向他借钱为考硕士去南方考察。2016年的闫妮，气愤是因为她希望女儿在美国有学位有事业，女儿却半途而废。历史在发展，生活在进步，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了。
2016年以后的过年呢？电影中那些断断续续、零零星星的烟花最是撩拨人心。安静的街道，深幽的门户，勾起我们每个人心中关于年的回忆。热闹会以这样一种突然安静的形式出现。我们在琢磨着自家的故事，在总结自己的成长。
就如整部《舌尖上的中国》的风格，老百姓的烟火、日常、个性，以温文尔雅的方式出现。过年，家庭聚合也是温文尔雅的了。也许，是真正喜剧的时代开始了。
30年前，是乡村的老爸李保田们外出打工养家，而现在是受了高等教育的儿子们回乡创建家乡的好生活，就像黄轩在《山海情》里演的马得福那样。
《山海情》是一个惊喜，是一个启示。
穷得把扶贫的几十只母鸡都杀来吃了；三兄弟竟然只有一条可以外出穿的裤子；为一头驴子嫁女儿；风沙眯眼睛，从易地搬迁处呆几天就逃回贫穷的老家——《山海情》竟然能将一出扶贫剧拍出喜剧意味。生动有趣的方言是个因素，而人民智慧的提高更是主要因素。我们能够笑对困境，我们能够敢于自嘲了。喜剧意识变成了主观的思考方式，浸润到故事的叙述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喜剧不过是一种精致的防御系统，保护我们免受糟糕情绪的伤害。”马克思说喜剧是“笑着和自己的过去告别”。喜剧意识的成长与强大，恰是艺术创造受了富裕起来的生活的影响，反过来又以此表演激发我们的心智，保护我们的情绪，提升我们的境界。一个热爱喜剧的民族是自律的、有趣的、昂扬的、向上的。
许多人都明白了这样的道理：越是经济发达，人们越会看重个人生活的品质，而不依赖亲情，不乞求帮困，纠葛与埋怨渐次远离。
电影《过年回家》是余华写的剧本，60后作家对于童年的饥饿有着难忘的记忆。故事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情。陶兰和小琴都是16岁的女孩子，她们各自由自己的父母带到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中。后来，为了五块钱，一个孩子失手打死了另一个孩子。陶兰在监狱里服刑17年后，被准许过年回家3天。
电影一开始，看着小琴的爸爸和陶兰的妈妈一个劲儿往自家孩子碗里夹菜，就预知这样的家庭很容易出问题。贫穷是把双刃剑：因为需要，小家庭变成大家庭；因为利益，必然冲突而发生悲剧。
越文明，越个体。完善的个体与群体聚合，一点不违和。优秀与优秀会碰撞出火花，而仪式感就是安全感。所谓闹剧，是把事儿往大里搞砸，外强中干，心头在滴血。喜剧是在细处生辉，小处取乐，越是智慧越是超越。
如果将当下“就地过年”的年拍成电影，也会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喜剧片。在口罩之上，我们眉目传情。干洗液卖断了货；孙子教育爷爷讲卫生；团圆饭人手一个刷锅。我们都具有喜剧性格，鄙夷着某明星的代孕出丑，感叹着科技再发达，子辈的延续，还是要“人传人”。就如同，过年，有了张文宏医生的三件套，而老样的三件套是不变的：吃年夜饭，看春晚，初一拜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