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第一妇幼保健院西院0:00出生的牛年宝宝和宝妈、医护人员一起合影 记者徐程 摄
当农历新年的钟声响起，一位“掐着秒表”来报到的“牛娃”降临一妇婴西院产房。新妈妈难掩激动之情，助产士们也兴高采烈，“第一名，是个牛娃，还是个女宝宝，又诞生在长乐路，真是好福气！”
本以为和往年一样，这个“牛娃”会拉开接力生娃的序幕，谁知道“牛娃并不好当”，一妇婴东院迎来第一个“牛娃”后，沪上几家妇产科医院的产房便纷纷陷入了“僵持”，牛娃迟迟不肯再来，产房外的准爸爸们也比往年有了大幅度减少。
“除夕的白天很忙，生了十多个，晚上倒是不多。不过这也符合生孩子的特色，说发动就发动，急不来，也藏不住。”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产房里，徐常恩主任医师说。他来到红房子医院20多年，经常轮到春节值班，去年、前年、今年的除夕，都是他值班。这位“老朋友”心态很好，穿着女儿为他画上图案的工作鞋，一直笑眯眯的。“医院的除夕，和往常其实没什么不同。作为产科医生，节日多半要在忙碌的工作中度过。”
今年30岁的小米在新年钟声敲响前生下了她的宝宝，她和她丈夫本身也是医务人员，原本以为会迎来牛宝宝，然而在小年夜，怀孕不到36周的小米胎膜早破，一个2540g的男宝踩着鼠年的尾巴来到了她身边。新生命的到来总是令人喜悦的，母婴平安始终是产房里每个人的愿望。“虽然没有成为跨年的第一个宝宝，但是只要平安健康，比什么都好。”小米的丈夫说。
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许多医务人员选择今年不回老家过年。45岁的张阿姨老家在江苏淮安，她2017年来到红房子医院，平日里的工作是负责照顾待产室里孕妇的生活需要。这次，处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张阿姨选择留在了上海，“我心里特别挂念家里的老人，希望疫情结束的时候能回家看看他们。”
95后助产士小陈来自浙江，从2016年参加工作以来，每年除夕几乎都是在工作中度过，今年又是一个“原年人”。“刚好排班轮到，春节在岗习惯了。”小陈语气轻松。说到和同事们一起享用的年夜饭，小陈有些激动，“我们团队有7个助产士，大家都会从家里带好吃的菜过来，医院也会为我们准备丰盛的晚饭。”
晚上11时，院长徐丛剑如约拎着一大袋红牛来到了杨浦产房。“小店都被我买空啦！”这是他每年的保留节目，已经坚持多年。他之所以要带上红牛，也是取“红房子牛”的谐音，之前，他已经在黄浦院区陪着大家吃了简单的年夜饭。
每年除夕，在新生命的啼哭中迎接新的一年，已经成为了产房里最温暖的坚守。但徐丛剑望着产房外的空座位，也不免开始担忧。“生育率下降，未来出生人口一定会更少。”他说自己做医生以来言辞最激烈地一次批评家属，就是因为有位28岁的患者要做流产。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最听不得育龄女性因为工作忙、还年轻等原因将小生命放弃。
徐丛剑近年特别关注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在很多场合，他曾谈到，生育率下降受多重因素影响，由此导致的人口出生率降低、出生缺陷率增高等问题都会影响到人口质量。“从妇产科学和生理角度考虑，23-28岁年龄是生育的最佳时期。许多育龄期妇女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人为推迟了生育年龄。” 他说，多年来，晚婚晚育的生育理念已在人们心中扎根，很多人觉得30多岁结婚不晚，38岁生孩子也不算什么。但每代人生育年龄都推后五年八年，不仅带来整个社会的人口老龄化，也大大增加了不孕不育症的发生几率。徐丛剑说，婚育夫妻要尽早安排生育计划，转变“晚婚晚育”观念，在最佳生育年龄进行孕育不仅能够提高生育质量，还能够让孩子在最佳环境下成长。
首席记者 左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