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晚8时许，刚准备看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跨过鸭绿江》，不放心给老妈打电话，问她身体怎样？她声音微弱地说：“不好，想喝水，但爬不起来。”我放下手机，拿起自己的保温杯迅即赶往疗养院。进门扶起老妈，给她喝了一大口水。她缓过劲来，吃力地说：“看来我不行了，我走后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还有不要忘了给我交党费。”我安慰她说：“老妈，你不会走的，你只是喉咙被感染，先吃些抗菌药，等星期一送你去住院。”
妈妈住院后，我与哥来到医院探望她，她话特别多，又嘱咐哥帮她交党费，哥一口允诺。回家途中，哥说：“到这个时候了还惦念着交党费，那才是真正的初心。”
坐在重症监护室，想起母亲艰难坎坷的一生，禁不住泪如泉涌。外公是山东长清县鲁西南八路军扩军办主任，1940年夏夜悄悄回家办急事，因汉奸出卖，不幸被日本鬼子抓获，鬼子将外公吊起来鞭刑，他坚决不吐露部队驻地，当夜被鬼子枪杀。29岁的外婆得知噩耗后，顾不及悲伤，蹒跚地迈着小脚，抱着一岁大的阿姨，携8岁的舅舅和7岁的妈妈逃亡他乡，沿路乞讨。
一年多后闻听家乡的鬼子撤走了，外婆才回到故里。外婆送舅舅和妈妈进了八路军子弟学校读书。1945年春，外婆又送13岁的舅舅参加了八路军。母亲读书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员，并入了党。1950年进了中国人民银行，1953年调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后随我父亲调入化工厂办公室。1958年因给单位领导提意见受到了打击报复，党籍问题悬而未决，调入树脂厂从事化验工作。
从此，母亲心情郁闷，但她坚信自己是冤枉的，用自己的积极表现来争取组织的信任，1960年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1980年，母亲朝思暮想的党籍问题终于得以恢复，从此，她犹如大病初愈，重获新生。母亲调入研究所办公室工作后，雍书记找她谈话，准备提拔她，母亲却为难地说：“儿子还在安徽乡下，想提前退休让儿子顶替。”雍书记非常理解母亲的心愿，同意大儿子顶替，并留用母亲继续工作。
1981年，我复员回到上海，母亲得知我入党，欣喜不已。她退休后，积极参加居委党组织活动，以志愿者的身份做了许多琐事杂事。我结婚后，回家探望父母，她经常取出照相册、毛巾和笔记本之类的东西给我，说是居委会评上先进党员发的。
2019年，母亲听说从小带大的孙子也入了党，欣喜地说：“看着他长大，也入党了，有出息。让他好好工作，不要怕吃苦，要与大家处好关系。”
母亲住进养老院后，每次都委托姐姐替她交党费，户口迁到哥哥住处后，又不断提醒哥及时交党费。母亲还向我要党徽。每次去探望老妈，她总是问我党徽带来了吗？我说：“你现在主要是养好身体，已经八十多岁了，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在母亲的多次催促下，我还是把党徽给母亲送去，母亲可高兴了，小心放好。它就像失而复得的宝贝。
母亲还是撒手西去。告别仪式上，我们为母亲盖上党旗送她老人家上路。
我去医院探望93岁高龄的父亲，见他穿的蓝白条病号服上别着党徽，母亲突然故去后，我似乎一下子理解了他们这代人对党的真挚情感。外公上世纪30年代入党，为国捐躯；舅舅13岁参加八路军，15岁入党；父亲13岁参加抗日，17岁入党；母亲17岁入党，他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共产党。他们为自己的信仰奋斗了一生。他们也为自己的信仰充实着幸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