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一下，把瞌睡虫统统赶走了，一切在学习和工作岗位上的人，都要牢记“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古训，既不能懒学，也不得懒工和懒政。
继立春、雨水之后，节气惊蛰踩着带雷的脚步来了。
在我过往的生涯中，因为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除在特定年代里偶一为之，基本不事稼穑，对与农事关系特别密切的二十四节气，只有肤浅的了解和关注。但对惊蛰这个节气，从小到大还是蛮有感觉的，因为它的到来往往伴随几声惊雷，有点先声夺人的气势，有时还风雨交加。当然，雷可能会提前打，也可能迟到几日。我更期待正好在惊蛰这一天听到第一声隐约或清彻的春雷，于是说一句：惊蛰到了，蛇虫百脚都要爬出来了。
其实我这是在重述儿时听到母亲或老祖母说过的话，而这句话，在中华大地大概用不同的方言被说了几千年。人们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地复述，一半说的是事实，一半是在感叹惊蛰这个节气老祖宗怎么定得那么精准啊，似乎年年得到应验。至于在乡野从事耕作的农夫农妇，据说他们对惊蛰那天响不响雷是很计较的。如果惊蛰天有春雷滚过，就是丰年的好兆头。
西汉时期《淮南子·天文训》对惊蛰已有明确的“定位”：雨水节气后加十五日则雷惊蛰，音比林钟。林钟是古乐十二律之一，处于不低也不高的第八位。这一天春雷如林钟般震响，震动了大地，也震撼了万事万物，仿佛在说快快醒来吧，于是蛰伏在地下的昆虫们伸伸懒腰，钻出地面蠕动起来了，冬眠的大小动物也睡眼曚昽从地洞里爬出来了。只有醒来，动起来，万物才能生长。所以有“春雷响，万物长”一说。我们人类是不冬眠的，但既然惊蛰用雷声庄重地宣告仲春到来，那么，农民兄弟先动起来了，锄头犁耙统统要拿出来，闲了多时的黄牛水牛也牵出来，春耕必须开始了，农事绝对误不得。即使全部实现耕作机械化的地方，也懈怠不得。
惊蛰或许把害虫病毒也惊醒了，现在全世界从事防疫的医生都忙到累趴。中国经过一年多的众志成城、合力同心，新冠疫情相对缓解。但鉴于世界范围的疫情居高不下，输入病例时有发生，决不能掉以轻心。记得做学生的时候，常有“春天不是读书天”的托词或玩笑。后疫情时代，学生们时不时要在线上网课，回到中国上外国网课的留学生还有时差问题，天没亮就起床听网课，谁不犯困呢？这时候正好“惊蛰”一下，把瞌睡虫统统赶走了。这同样适用于一切在学习和工作岗位上的人，都要牢记“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古训，既不能懒学，也不得懒工和懒政。
中国古代诗人比现代诗人更关注标志着季节、物候、气候变化的二十四节气。仅“惊蛰”这个节气，就有好几位大诗人写过。晋代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就写道：“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拟古·其三》）此诗首写仲春惊蛰节气给大自然带来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其中包括新燕入庐。接着便借春燕归巢托物起兴，表现不因贫穷改变弃官归隐的志向，并寄寓对晋室为刘宋取代的愤慨。从一个节气发生的季节变化，暗示政局的变化，并表明素志不变的决心，这就突破了田园诗的局限了。此外，唐代韦应物的《观田家》、白居易的《闻雷》，宋代陆游的《春晴泛舟》和范成大的词《秦楼月·浮云集》等，都写到惊蛰，各有千秋，各有寄托。比较而言，陶诗既生动简练地写出了惊蛰这一天他所见到的天气物象的变化，也寄寓了自己的志向和讽喻。可谓心有高致，诗有高格，比后人的几首惊蛰诗都高出一筹。
早在中国上古时代形成的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认知天象、物候、时令和大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用来安排农事和日常生活等社会实践。它固然是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同时也体现了天行有常、顺应天时、天人合一、阴阳交替等中国古代最有价值的哲学思想。我个人认为，它既是一种自然哲学，也是天人感应和互动的实践哲学，打通了形而上和形而下。它把自然的节律与生命的节律统一在了一起。凡此都是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此刻，我仿佛正听到殷殷的雷声，尚在沉睡的万物万灵正在或将要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