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非虚构写作在大陆文学界横空出世，伴随着强烈的“纯文学焦虑”——以虚构为核心、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已无法与社会公共议题对话、无法回应今天的变局，无法建立与时代真实的关联。虚构的文学失血过多，转而乞求非虚构。而今天的情形是，非虚构不断吞噬其他文类：报告文学、散文、社会学调查、甚至社科领域的专业著作（比如史学家王笛一系列新文化史、微观史方向的作品）等，都会被归到非虚构名下。那么，面对非虚构的无远弗届，“文学”还能提供什么？携带着上述疑问，我开始读《梁庄十年》。
“在每一个村庄里面，都有不可言说的女孩”，她们或者因为天生丽质，或者因为特立独行，或者因为作出的选择超出一般人理解力，而变成了“灰色的存在”。《梁庄十年》第二章书写一组梁庄女性生命史：燕子有着惊人的美貌和道德瑕疵的恶评，在风言风语中退学离乡。春静忍受多年家暴却不离婚。小玉因为逃婚，成为梁庄最早一批进城打工的女孩，与丈夫年龄相差二十多岁，“我是有功利目的，看上他的北京户口了，有房子，有正经工作，还能做生意”……仅从以上简述中似乎可以概括出多种流行主题：道德批判，基于性别立场反思传统偏见对女性的压迫，“五四”式的乡村启蒙，人道主义的怜悯……《梁庄十年》特殊之处正在于，拒绝以任何一种主题（不管是主流的抑或激进的）来垄断对女性生命故事的解释。
64岁的吴桂兰是清洁工，工资微薄且“半年一发”，靠“每天捡东西”贴补家用，照顾瘫痪的丈夫18年。然而每天清晨，在垃圾车的旁边，在路的中央，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吴桂兰翩然起舞，这是全书中最为华彩的段落之一——
一缕朝霞突然照射过来，整条街瞬间从黎明前的微暗朦胧变得明亮灿烂；正在跳动的她被笼罩在舞台般的强光里，身上杂乱破败的颜色幻化成华丽耀眼的色彩，脸上的沟壑清晰深刻，恍如一只苍老的鹰，在倔强地飞翔。
我们对于清洁女工有固定印象。清洁女工和优美舞姿之间是无法调和的，而在种种无法调和的共识规训下，文学以及我们的认知就被规约成对艰辛生活的浓墨重彩而无法伸展到她们完整的生活世界与精神处境。梁鸿在这一篇的结尾写道：“她兀自舞着，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反过来说也可以，吴桂兰以“自己的力量”，照亮了独特而不间断的舞姿。梁鸿撬开滞重的现实与身份外壳，她展现梁庄女儿们一个又一个的舞姿，即便在生活的重重围困中，她们的心灵并不枯竭，依然活跃，充满着各种复杂的流向，而任何一种流向，都代表着绝望中打开生活可能性的一种尝试。
梁鸿对吴桂兰跳舞的华彩描绘，让我想起朗西埃注意到福楼拜精准地将笔触探入包法利夫人感觉的微观层面：“阳光下小波浪上的蓝色水珠或被风扬起的缕缕灰尘。这正是人物感受到的东西，也是引发他们福祉的东西：感觉的纯粹水流。”（《文学的政治》）在对微观感知的关注中，福楼拜遵循了构成文学的原则，朗西埃也由此以“感性重新分配”来揭示文学的意义所在：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混乱；什么可被表现，什么不可表现；谁具备能力言说，谁被指认为沉默的大多数……森严的对峙清晰可辨，而文学的意义恰恰在于拆解、反思感觉结构背后看似天然的配置原则与分界线。将梁庄女儿们贬入“灰色”“不可言说”的深宫的，不仅是不人道的乡土舆论环境和道德传统，也有被“再现的重负”压垮的审美体系。我们的阅读期待和流行认知，大抵视梁庄女儿为残缺、不幸、受苦受难的人物，实则只看到提线木偶，看不到活生生的行动者及其经验。回应前文疑问：在形形色色的非虚构类型中，文学还能提供什么？梁鸿以自己的尝试作出了回答：文学胀破种种固定的想象，不断以陌生的眼光打量世界，在不可言说中翩然起舞。
作家梁鸿
作为梁庄女儿，梁鸿持续书写自己的故乡已有十年。与此前“梁庄系列”不同，我在阅读新作的过程中找不到“把手”，怀旧或悲情，启蒙或田园牧歌，人道主义怜悯或社会批判……《梁庄十年》无法被导入任何一种惯常“上手”的解读模式。“《中国在梁庄》中都是问题化的人，比如都是事件性的人。我要把梁庄女性的日常存在状态写出来，而不是让她们仅仅存在于事件中。”（梁鸿语）史学家沟口雄三打过一个精彩比喻：如果要研究鱼，有很多方法，可以把鱼一条一条钓离水面，但也可以不要把鱼钓起来，而是你自行潜入到水底，去观察鱼在水里面游弋的姿态，鱼跟鱼群构成的关系，鱼跟周围的动植物构成的关系，当鱼群生息的水底生物链展现在眼前，我们才看到了历史。（《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将这段话与《梁庄十年》结合，获得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尽量不带成见地去观察他人和世界，“自行潜入水底”；同时眼光不能只盯着体形庞大、样貌特异的鱼，汲汲于代表性或事件性而轻慢了“日常存在状态”。其实应该这样说：水底哪有一条普通的鱼？日常状态中的普通人都以具体而微小的方式回应着时代滚滚洪流，身上都负荷着不普通的生命故事，闪烁着独有的锋棱和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