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指算来，我的小学同学、同时又是我的小堂叔三生，离开家乡已经有16年了。
三生读完小学就没继续读了。他学过篾匠、理发匠，又去武汉打了几年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他带着武汉打工时找的妻子和孩子，回到了故乡的小城，开了一家名为“烦恼丝”的理发店，重新操起了理发的手艺。
三生形象斯文俊朗，身材清瘦挺拔。因为有去武汉打工的经历，他懂得装扮，把自己收拾得十分时尚。他的理发店干净、雅致。他的理发手艺无人能比。那个几近谢顶的县委书记以前经常抱怨，整座县城，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理发师。自从有人向他推荐了三生的“烦恼丝”，他身旁的人们，就再也没听过类似的抱怨了。
县委书记是最好的广告。人们纷纷到三生的店里理发。几乎所有部门的头头脑脑都成了他的顾客。没有费多长时间，三生的“烦恼丝”，就成了整座县城生意最好的理发店。
因为认识许多部门的领导，三生帮不少人干成了不少的事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中国，是蓬勃的。就拿我们县来说，县城的面貌依然陈旧，可空气中已经有了不少让人兴奋的乃至不安的消息。卖国企，做房产，农转非，贷款，办各种出门用的证……如此，人脉就非常重要了。许多人看到了“烦恼丝”的人气，就寻思着找三生办各种事情。三生尝试着在理发时向领导们求情。许多事情就有了结果。
真是宋公明一样的好人啦。那些三生帮上了忙的人，这样传颂着三生的美名。俗话说得好，日久见人心，时间慢慢过去，人们发现三生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喝酒，少量抽烟，从不轻薄女顾客），每天都带着温和、得体的笑意，传颂三生美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然后是三生开始向朋友们借钱。三千五千，九千一万的，都不多。理由是，扩大“烦恼丝”的经营。
这是多好的事情。何况是三生这样值得信赖的人。人们纷纷把钱借给了三生。那些三生帮上了忙的人，显得尤为热切。我是三生的发小。我也借给了三生八百元。——作为在县城机关上班拿最低档工资的人，我的口袋能掏出的子儿并不多。八百块对我来说不算少，是我一个多月的工资。
可是不久之后人们发现，三生不见了。——县城中文峰路上的“烦恼丝”理发店店牌还在，可店门紧闭，上面贴了“招租”的字条。旁边的三色旋转灯箱也已经停止了旋转，仿佛是一条死去的蛇。同时，人们被告知，他租住的房子，也已人去楼空。
他哪里去了？他怎么能如此不告而别？
后来有人爆出，这个貌似没有不良习气的人，其实是一个凶狠的赌徒。他欠了赌友十多万元。把他的店拆了他都还不了。不得已，他想出了卷款出逃这个法子。赌债不还，弄一笔钱出去，去过新的日子，这法子真不错。
他哪里去了？人们开始问这句话时是愤怒的。那些借了钱给他的人，说起他来都咬牙切齿，让人感觉他们都想撕碎了他。可是他的兄弟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行踪。
他哪里去了？随着日子慢慢过去，十多年来，他都没有音讯，即使父亲去世，他也没有现身。人们再问这句话时，早已经没有了愤怒，而是充满了对这个有家不能回的逃亡之人的怜悯。
直到这两年，他的家人隐约向我透露了他的一点消息。说他在上海一个小工厂里打工。
——他现在怎样了？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他只有小学文化，在上海这样一座他完全陌生的、对素质要求十分高的城市生活，他经历过怎样的困难，有过怎样的挣扎与奋斗？有过以往的教训，他是否戒了赌？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肯定不会是当年的斯文俊朗的样子。岁月和罪责，对他的容颜，肯定也会有不小的改写吧？
前不久，我去上海出差。办完了事，我想起了他。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彼此亲密无间。他在县城开理发店的时候，我们经常聚在一起。为了让他的生意更好，我还站在马路上帮他发过传单，向很多朋友推荐他的手艺。他一走了之之后，我十分担心他。这些年我一直很想他。我真想看看他现在的样子，想和他聊聊别后的一切。
毫无疑问，他的兄弟们都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只要我向他们问起，他们都会告诉我的。
可是我立即打消了联系他的念头，因为我们之间不仅隔着16年的时光，还隔着八百元的欠款。八百元当然不多，可是它是一个微妙的存在。因为这个存在，我和他的见面，我们的交谈，会不会变得词不达意，言不由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