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尖锐是出了名的，鲁迅的温和则鲜为人知。
鲁迅那次演讲，除了《玩偶之家》还提到另一个剧，说娜拉走后怎样，其实易卜生自己就有解答，这便是他六十岁时写的《海上夫人》。剧情大致如鲁迅所说：“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还是不走，你自己选择，并且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
鲁迅意不在此，介绍过于简单。一件事的复杂程度，往往能引起人的复杂程度。换言之，如果事很复杂，那么当事的人便会很复杂。“这女人”叫艾莉达，自幼随父在孤岛上守灯塔，习惯了海与寂寞，以至于到了陆地结婚、持家、生子，始终郁郁寡欢，怅然若失。她常不辞舟车劳顿，独自去海边散步、伫立、凝望。当她回到镇上，邻居们会见她一头秀发飘逸，满面容光焕发，便称她作“海上夫人”。她的丈夫是位医生，知道妻子的魂在海边，表示要把家搬到海边去，但被妻子谢绝了。丈夫不知道妻子的魂更在海边的一个人的身上——尽管她连这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十年前，艾莉达邂逅了一位水手，他们一见钟情，从初旭聊到星月，从海鱼聊到海鸟，从涨潮聊到退潮……但船上出了命案，水手被迫逃亡。临别时，他们把各自的戒指串在一起，抛向波涛，让大海见证他们的婚约，十年后见面，再续前缘。
十年之约，已到今日。艾莉达向丈夫摊牌，说当时嫁他并非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生存，她只是把身体卖给了他而已。三年前孩子出生，她惊恐地发现，孩子的眼睛竟与水手的一模一样，跟着大海的变化而变化——若风平浪静，孩子的眼神明亮安静；若惊涛骇浪，孩子的眼神浑浊迷离。全剧高潮，也即“临末”，丈夫对妻子说“现在你自由了”，艾莉达转身向着水手良久，一字一顿地说：“我再不想跟你走了。”又回头对着丈夫，一字一顿地说：“从今以后，我再不想离开你了。”
艾莉达的纠结虽然痛苦而漫长，但不难梳理。首先最不重要的，是时间，十年前的她，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十年后的她，是一个为人妻母的少妇。她虽然常去海边，但每次都会回来，并对丈夫说：“一个人过惯了陆地生活，就没法再回到海上生活了。”此言悲从中来，却又无可奈何。其次相对重要的，是生存，也就是鲁迅说的经济权。她若跟水手而去，大半不会有钱，也许情况更为糟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自由。艾莉达原有机会当第二个娜拉，但她在获得自由后，作出了这一个基于自由之上的选择。许多人善于选择，但不一定拥有自由，但艾莉达在那一刻是自由的。鲁迅说：“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这表明自由不是外来的，而是本来就有的，除了自己的感觉，还需别人的确定。艾莉达知道这一点，她曾从反方向对丈夫说：“威胁我的并不是外来的暴力，可怕的东西是在我的内部。”
我想，鲁迅对娜拉走后的两个预言——不是堕落，便是回来，易卜生都会想到。但他以《海上夫人》作答，则是十年后的事，他似乎也经历了艾莉达那样漫长的纠结。十年前《玩偶之家》上演，一面遭到保守人士的攻讦，一面得到新派人士的拥护，被誉为妇女解放的宣言书。但易卜生在一个妇女组织为他举办的致敬会上，却说他并不是这意思，自己不过是在作诗。所谓作诗，说穿了就是自说自话，毫不顾及现实情况和别人感受，恰如鲁迅所说，作诗如同黄莺唱歌，是它自己要唱的，不是它存心要唱给人听的。易卜生说自己在作诗，等于承认了自己的不切实际和没有办法；等于告诉全场的人，他只有决裂的火气，没有度人的金针。然而，易卜生对那些批评的舆论，好心的建议譬如“娜拉终究是回来的好”之类，觉得净是从纯粹的道德出发，非但无法认同，更逼出了极端的话：“一个作家的笔必须违背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去突出自己个人自由的天性。”
除了《海上夫人》，还可提到另一个剧，那就是比昂逊的《新婚的一对》。比昂逊比易卜生小五岁，《新婚的一对》却比《玩偶之家》早问世了十多年。同样是一对夫妇，地位和经济关系则倒了过来。剧情大致如鲁迅的口气说：“这男人是入赘豪门的了。然而受不了贵族的清规戒律，放弃了诱人的庄园财产，新婚第三日就把妻子从她父母身边带走，到城市自食其力。但不管他怎么卖力，终究不能让妻子高兴起来。那女人的闺蜜得知，便故意当她的面去引诱她丈夫，令她吃醋。那女人虽然天真，毕竟不傻，终于发怒把闺蜜赶走了，从此发自内心地爱她的丈夫。临末，她丈夫说，这是你闺蜜的奉献，你应向她致谢并道歉。于是什么事都没改变，他们和好了。”顺带一提，“这男人”叫阿克尔。
我想《新婚的一对》若换了易卜生来写，那么阿克尔会以十年为期，先后作出两个行动。前一个是像娜拉那样摔门而走，从此自食其力。阿克尔是男性，因此鲁迅的两个预言于他都不适用。后一个是像艾莉达那样获得自由，选择坐享富贵。易卜生早年身世坎坷、经济拮据，中年文坛成名、生活优裕，晚年身体欠佳，缠绵病榻。原有的叛逆性格，原来的愤世嫉俗，未免会慢慢地消减。尽管如此，易卜生始终坚持个体的自由，他从不相信圣人相助，也从不构思完美结局，绝不会按比昂逊的套路出笔，更不会按公众们的要求行事。
究竟是无情和痛快地揭开现实的缺陷，还是有情却勉强地遮蔽生活的坑洼？作家必须选择，且必须基于自由之上去选择。选择以后，作家还可以通过以后的作品作出调整，甚至反转。这一点作家实在比艾莉达优越得多。
那次演讲两年之后，鲁迅作《伤逝》，用涓生和子君的故事再次强调了对娜拉出走后的预言，也呼应了那次演讲所说的，妇女的解放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在家里要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二是在社会上要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但他话锋一转，说可惜自己并不知这两个条件究竟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剧烈地战斗。
鲁迅的尖锐是出了名的，鲁迅的温和则鲜为人知。我想，鲁迅基于自由之上的选择，似乎介于易卜生和比昂逊之间。易卜生制造尖针，比昂逊编织软绸。当尖针轻易地刺破软绸，而尖针自己无法补救，更是谁都无法补救时，我想还是小心地同时保管两者为妙。那次演讲，鲁迅也说了这个意思：“战斗不能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
绸有杂丝复有尘，欲撕欲护每伤神。
事关紧处当由己，针到金时方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