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遗物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和《党员干部简历表》是我最为重视、保存最好的家庭史料。
父亲田云樵的党员登记表
纸张粗黄、右下角标注页码（共8页）的登记表，在封面上印着粗黑的繁体字“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下面的姓名栏里有我父亲田云樵的签名，日期栏写着1952年。封底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翻印。封二是说明，第一项说明写着：凡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均须填写党员登记表。党员登记是共产党员的神圣责任，是对组织忠诚的体现。表格上有“入党动机”和“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有何认识”两栏，填写这两栏是对当初追求进步、献身革命的回顾，是对参加革命初心的追寻和重温。
党员登记表封二
父亲珍藏的是一式两份中他留底的那一份，虽然这份留底的登记表经历了近70年的岁月销蚀，字迹也有些模糊，但它还是清晰地记录下了父亲从1931年在山东加入共产党以后的人生轨迹：他被调往上海、北平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又到延安抗大学习过，在抗日战争中先后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寇浴血奋战过，解放战争期间被派往上海从事情报和策反工作，1949年后他被分配到公安局社会处。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到，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走过的历程就如同中华民族解放大潮中的一滴水珠，就是这些千千万万的战士形成了滔天巨浪，席卷了中国大地，民族解放革命得以成功。
另外，这份登记表也可以看到父亲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
田云樵与方寺1946年在上海
1932年底，父亲所在的中共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的追捕，为了掩护省委书记任作民（任弼时的堂兄），切断敌人的追捕，父亲连夜转移到上海。第二天敌人上门包围搜查，已经人去楼空。
1936年3月，父亲再次来到上海。他于1933年从上海派往中共北方局，奉命在北平市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后来中共北方局被敌人破坏，秘密联络站失去了组织关系。为了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父亲几经辗转以李一凡的助手名义来到上海。李一凡到上海创办《文化报》，父亲一边做助手，一边去党内联络点寻找熟悉的党内同志，可惜他处处碰壁，秘密联络点早已面目全非，人员全部转移了。
李一凡常去鲁迅家约稿，父亲也一同前往，他试探性地与鲁迅先生交谈，希望鲁迅先生能够帮助他联系上组织关系，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下，向来警觉的鲁迅先生明确表示了困难。
田云樵1967年在南昌路260号
后来，父亲历经周折，奔赴延安寻找到党组织。与他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李一凡（真名李竹如）其实也是共产党员，早在192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李也失去组织关系，正在积极寻找党组织，但他俩严守组织纪律，相互并不知道对方的党员身份。
1937年，他们又分别赶往延安寻找党组织，同在八路军抗日前线，我父亲在115师，李一凡在129师。1942年11月，李一凡在与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当时他已是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彼此终生不知对方是中共党员。2014年9月，国家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就有革命烈士李竹如（李一凡）。
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虽然在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失去了党组织关系，但是他们的信仰是牢不可破的，他们的意志是百折不挠的，他们一定要找到党组织，一定要为理想奋斗。
田云樵1981年入党50周年纪念
1946年，父亲再次被派往上海从事情报和策反工作，就此了解上海、熟悉上海、热爱上海。
1949年后，父亲就在上海工作，成为新上海人，直至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