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来得早，才过春节，气温陡升到二十几摄氏度，左近的樱花就毫不客气开起来了，真有其兴也勃焉之感。
正当树龄的樱花之盛，远出乎我意料，每日出门，但见花千树，目不暇接，只是这些行道树往往栽得刁钻，不好接近拍照，只能远远地看着。
其后，又是降温又是风雨，我总担心花落光了，然而樱花却越开越热闹，好像先前还故意留些余地，等着后来的桃、李、杏花，如此一来，早春便不寂寞。
花事一盛，前人咏花的名句会凑巧涌到心里来，我自幼未能“多识草木鸟兽虫鱼”，深以为憾。唯独因为馋，对花名久著的几种果树颇具好感。以前水果稀罕，且不及现在品种好，桃生李涩，杏子发酸，但从开花时盼起，足足盼上几个月，果子还未及成熟，早有馋虫立上头。或许是等太久的缘故，再不好吃的东西，经过一番脑补，个中滋味也远超过果子本身了。
早先古人对于桃、李的认识也很质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本旨，着落在“宜其室家”上，看中的是桃子能结出大果子。至于人们熟知的成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摆明了也是冲着吃果子来的，最初发明这句话的人，想必是个老实且俏皮的馋猫。
唐诗宋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实则一代亦有一代之花事。唐人重牡丹世所周知，不少诗人都题过牡丹诗，然而牡丹价格昂贵，白居易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非寻常人家所能消费得起。
受流风所及，刘禹锡也写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却远不及他的两首桃花诗有名。他元和间贬官十年后返京，写过“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中有讽刺的味道，当时人居然一读就懂，刘禹锡因此再度贬官十四年，等他回来之后，玄都观里连桃树都没有了，他才又写下“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史书记载说，因为这两首诗，时人对刘禹锡的态度颇为矛盾，“嘉其才而薄其行”，这种评价只有唐朝人做得来，一则要能看出诗中的妙处，二则要能品味其中的深意，换一个时代难免就隔膜了，一个人贬官二十多年，人生的黄金阶段全浪费在烟瘴之地，写两首诗又算什么刻薄呢？
宋人有簪花的习惯，连古板的司马光也“闻喜宴乃簪一花”，只是没说清楚戴的是什么花。王安石梅花诗天下知名，他似乎还喜欢丁香，曾作为礼物送给好友，然而宋代关于春天的好诗，几乎都集中在杏花上，不得不说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开了个好头。
及至南宋寄都临安，杏花这种江南随处可见的物事，更成了春意的代名词：“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正可见一时风味；别致一点的如“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妇孺皆知；就连僧人也能作出“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样富有禅意的句子，有了诗人的观照，杏花由此增添了几许灵秀的味道。
据大儒朱熹回忆，南宋高宗最激赏的诗句，是陈与义的“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以诗而论，宋高宗品位确实不俗，他或许将杏花的象征意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毕竟身为洛阳人，陈与义还写过“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但多半被偏安一隅的宋高宗选择性忽略了。
近人还有一联诗写杏花，“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游人”，化用刘禹锡桃花诗而另出机杼，故而成为警句，实则从植物学上说，桃、李、杏以及樱花，都属于蔷薇科李亚科，算是近亲，花开绝艳的架势也相同，这种大俗大雅的开法，须臾之间尽态极妍，仿佛不嫌累似的，着实令人心疼。
诗人以花入诗，一开始着眼的也许是实景，所以画面感强，然而再经高手解读，别生姿态也是常有的事。苏东坡名句“倚天照海花无数”，经曾国藩接续王安石诗句“流水高山心自知”，集为联语，重新演绎为阐明心意的经典之作，以至于人们常常忘却这句诗原本是写桃花的。
无论如何，春天是一定要有花的，“江南四月，杂花生树”，看过满目繁花之后，再去考虑“花开花落两由之”的境界，也不为迟。